【新刊】李猛｜新中国意义的思想方向（新中国的形而上学）

【本文节选自《开放时代》2021年第5期。图片来源：豆瓣网。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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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3月27日—28日，“心性与道体”学术研讨会在中山大学哲学系举行。来自多所大学的二十余位学者围绕丁耘的《道体学引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展开了讨论。会议由于疫情被耽搁了一年，反而让大家进入一个更加微妙的时刻，比这次全球性历史事件之前更加渴望从根源处理解自身的文明，研究异己文明，探索文明互鉴的可能性及其界限。同样，这也是一个更能从容面对当代中国哲学创发活动的时刻。李猛指出，将《道体学引论》的研究对象形容为“新中国的形而上学”可能是最为合适的。本刊沿用此说法概括这次会议的全部讨论及其开辟的方向，并刊登圆桌讨论环节部分发言者的录音整理稿。整理稿内容均经发言者本人修订，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这两天讨论了丁耘《道体学引论》的许多具体问题，我想最后跳出具体问题，谈谈对丁耘研究整体意义的一些理解。丁耘的工作应该怎么界定？仅仅用“中国的形而上学”或“现代中国的形而上学”来概括，可能都不够准确，或许可以称之为“新中国的形上学”，相较之下，吴飞和唐文明的研究对象就是“旧中国的形上学”。新与旧本身没有褒贬之义，但确实隐含着关键性的差异。在最浅近的意涵上，我对丁耘工作性质的这一理解，是强调他希望突破现代中西哲学学术训练中近来日益强化的封闭化倾向，从两方面的哲学传统中汲取思想资源，鼓励这两个思想传统在根本哲学问题上的讨论，而不是文化比较或概念的格义。我之所以强调这是“新中国的形上学”，还在于丁耘的工作意味着在整体上把西方哲学形而上学的努力作为中国哲学未来发展的重要传统来看待。传统化工作是所谓“新中国”之“新”的关键。周展安提出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什么是中国？“中国”首先不是地方性知识意义上的文化中国，也不仅限于古典传统规定的历史中国。新的中国，在其古典传统之外，还需要面对和容纳许多异己的传统，这正是《道体学引论》的判摄工作所指向的。这两天的会议表明，丁耘的工作进一步激发了大家对形而上学的热情，发现形而上学还有这么多可以深入讨论的话题，有非常巨大的思想潜力，包括唐文明、杨立华、吴飞的观点，都呈现出相当不同的思想形态。不过，作为思想努力，这些形态也有重要的共同倾向。为什么昨天我特别强调文明的意义，我觉得当今“中国”的意涵首先是要在技术支配时代能够捍卫文明。晚近的西方哲学在海德格尔之后仍然有些努力，坚持做形而上学方面的工作，但其中最大的问题是“形而上学的宽容”，也就是希望放进更多的多元性来实现形而上学的幸存，这或许并非捍卫文明的最好方式。形上学的工作，可以更好地进入哲学传统，丁耘的所有努力都和整个哲学传统的重新诠释有关，所以我非常认可丁耘的工作，也希望中国形上学的努力不是建立中国文明特殊性或地方性的保护工作，而是有更大的文明承担和文明努力，希望这是一个具有新中国意义的思想方向。在这一点上，丁耘的工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启发。最后，我感觉丁耘对判摄的努力给大家的冲击也非常大。我们对其判摄的怀疑，首先是担忧多种不同层次的思想重新被纳入一个整体思想架构中，会不会泯灭中西古今的差异。这次讨论会最大的成果，应该是比较充分地澄清了这个问题，包括对新柏拉图主义进路的讨论，“对象即概念”的分析，都帮助我们很好地澄清了这些顾虑。当然，判摄问题还涉及思想和现实之间的相互关系，对于这一点我们还是应该勇于突破，重新理解哲学道理与世界的关系。我们经常想象，道在世界之上，道只是从上进入不肯驯服的世界，世界却始终拒绝接受道。中国哲学传统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图景或许不同。丁耘的整体进路和思想工作，作为新中国的形而上学的努力，是从这个传统中生长出一个新的世界形态。这个新世界，不是没有传统的世界，反而是一个使传统更加丰富的世界，更新传统，使传统具有更大的生机和活力，这个世界才可能是人可以生活的文明世界。所以丁耘的书虽然看起来很抽象，其实具有高度重要的文明意义。

　　李　猛：北京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