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袁安碑》的书写性刍论书体的演变（三）
三、从《袁安碑》看小篆和多种书体的书写特质和走向
言及书法作品的“书写特质”，可先谈一下人的特质。有文章说：人的特质是一个人相对稳定的思想和情绪方式，是其内部和外部的可以测量的特征、特色与表现。而一件书法作品的“书写特质”，正是其笔画和结体及其章法可视可析的意象表达。准确地对其进行观察、领悟和描述，才称得上看出了这种特质。《袁安碑》的大致特点，前文已有简述，现仅就其“质”的方面略陈蠡见。
《袁安碑》的书写者对于秦篆有着较为深刻的理解。我们所见的《峄山碑》《会稽刻石》等秦代篆书，书写已达整齐划一、俊秀庄严的程度，从秦代其他的书法遗存中是找不出同类作品的。也就是说，秦小篆是空前的，它的渊源是甲骨文、金文等。据专家考证，在秦朝，规范的小篆仅用于立碑、刻石等极为庄重的场合，日常用字多为秦隶（古隶，也有专家认为是草篆）。小篆登上历史舞台，在日常的实际运用中用途不多。但用到不同的材质上，又会有结体的变化。靳永在《书法研究的多重证据法》中说：“本来秦代日常书写的文字只有一种，即《睡虎地秦简》或《里耶秦简》上的古隶书。这种书体刻在国家诏令上，叫做'小篆’；刻在虎符上，叫做'刻符’；写在幡信上，故意曲屈笔画，叫做'虫书’；用来刻印章，叫做'摹印’；写在封检上，叫做'署书’；刻在兵器上，叫做'殳书’。”许慎《说文解字》将秦之书体归为“八体”，可见其中的小篆并非日常所用。而李斯所书小篆，细揣而言，确有工整的美术化倾向，就连笔画的粗细也没有大的变化。
秦朝和两汉时，人们如何书写小篆？前述的秦代刻石已给出了秦人手写规整的小篆的答案。而西汉、东汉时，人们对小篆的运用和书写，我们还是要从一些书法遗存中来找证明。现存曲阜的西汉晚期《安汉里刻石》，上书阴刻“山鲁市东安汉里禺石也”十个大字，细察也是小篆，见其书写体态自然会想起东汉的《袁安碑》《袁敞碑》。可见在西汉，人们并没有忽视小篆的用途。《安汉里刻石》是从古墓室中的墙顶部移出，且周边多有汉画，应视之为庄重场所无疑。此刻强烈的书写特质，可以想象出西汉写手力脱小篆“藩篱”。到了东汉，小篆所书碑额成为奇观，有的小篆变化还较大。
图4 《尹宙碑》碑额中的“从铭”二字
如东汉中平三年（186年）所立《张迁碑》，其碑额为“汉故谷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12字，亦可见篆之原法、隶之势态，其实也是脱胎于小篆的。而东汉熹平六年（177年）所立的《尹宙碑》，碑额上的“从铭”二字（图4），确有“倒薤（xiè）篆”之风，是对小篆的“改造”。《韩仁铭》立于东汉熹平四年（175年），碑额直承小篆，宽博圆润，变化有致。更值得一提的是，与《袁安碑》《袁敞碑》同出于一地的《袁博碑》（图5），其碑额篆书也与《袁安碑》《袁敞碑》书风极近。
图5 《袁博碑》碑额及碑文局部
从上述可知，秦代小篆在当时的用途尽管有限，而后代却在努力“变革”。这种“变革”不仅从众多流传下来的碑额中可以觅到踪迹，还可以从两汉的砖瓦、器物铭文上找到端倪（此不赘述）。东汉永元四年（92年），《袁安碑》便已刻出，说明东汉时期人们对于小篆很重视，所以还有应用。《袁安碑》的书写特质可以简要归为四点：
一、此碑的书写滥觞于东汉复古思想。王莽篡汉之后，还是以儒学思想为基，人们似乎想从先朝那里寻找寄托和出路，研学古文字也成时尚。在隶书得到规范与“程式化”的同时，利用小篆书写碑额也成为风气。《袁安碑》《袁敞碑》顺势而生也很自然了。
二、秦始皇的大一统中央集权政策也在影响着东汉的统治阶级，所以他们也在大立碑碣，歌功颂德，盛极一时。此时对书法的继承，除了起到进一步规范隶书的作用，也使篆书有了新的“用武之地”。
三、《袁安碑》明显地将书写性引入碑刻，如溯其书丹，可见书手不仅对小篆崇拜至极，而且还把自己的性情融入书写之中，成为独特面目的汉篆。
四、较之秦代小篆诸碑，《袁安碑》大胆将小篆的圆折变为略呈方意的折笔，又在结体上变为呈方形的修长或更加匀称，在书写章法上则疏密有致，并不逊于秦碑；较之曲阜的西汉晚期《安汉里刻石》，《袁安碑》清新整洁，书写酣畅，庄重茂朴，在篆书上成为一个里程碑。细赏《袁安碑》，确实可以看到小篆书写在新的历史时期有着的明显进步，这种进步除了大的历史背景使然，也是书体演变中整饬的笔画由手写而推向更加实用的表现，使书体得以缓慢地进行演化。
在书法美学中，对于一种书体初始至后代的变化，其书写特质起着关键作用。不仅甲骨文中有书丹的痕迹（个别甲骨片上有未刻的朱砂文字），而且古贤刀作笔走，刀法（笔法）风格多样，也令人叹为观止。金文以《散氏盘》最为体现书写特质，笔画粗狂而含蓄，恣肆而稳敦，既率真又老辣，既活泼又庄严，可窥书手技能之高超。隶书、章草和各种书体莫不如此。时至今日，人们书写这些书体，亦在书写性中张扬法则、个性，如将甲骨文写得墨色有变，将篆书写得力透纸背，将碑版摩崖隶书融入简牍书的率真等。书法的书写实践，得益于几千年来书法人的艰苦探究，这种追求不仅推进书法史上的“隶变”进程，而且使定性后的书体呈现出绚丽多姿的风貌。我们应该强化对于各类书体定型后和演化中的书写特质的研究，从中发现书写和演化的多种规律。唯有此认识，才能更加深刻地理解书法的演变与发展的实质。
我们重新审视和学习《袁安碑》，不可仅从表面进行欣赏与摹写，应从书法演化、“隶变”、书写特质乃至时代背景多个方面去理解和把握。因为书法的演变（包括一体自身的演变和向另外书体的演变）是多元的、繁复的、细微的，多种因素使我们不得不去多角度、多层次地理解与思索。从小篆到《袁安碑》这样的汉篆，已经证明书体演变的多元与复杂性，同时又证明书法正是由书写性推进其向前发展的。到了清代，篆、隶等古书体再次大兴，加上篆刻的发展，小篆这一光彩夺目的书坛明珠，遵循着书体通过书写而发展的规律，又一次得到充实与发展，翘楚辈出，群星璀璨。
（文/金 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