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分析帖:终结唐朝的后梁一度占据优势,为何会被后唐消灭?

  五代十国时期可不是简单的乱世,它可是带着很重要的历史使命。最大的两件,其一是消灭门阀世家的尾巴,其二是改革解决藩镇问题。从后梁到后唐,梁与晋之间的恩怨与斗争过程,完美表现了第二件历史使命。

  大唐的后遗症与改革

  安史之乱导致藩镇问题成为大唐尾大不掉的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平乱出现了很多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为了解决叛乱,将兵权进一步下放给节度使。唐玄宗与唐肃宗很大程度上,开了一个不好的头,虽然里面也有无奈的成分。

  然而这些放出去的权力,经过扩大之后,收回来变得十分困难。然后为了制衡藩镇,唐朝的统治者们又不得不立新的藩镇,结果就是导致藩镇越来越多,势力越来越大。经过黄巢起义的折腾,朝廷的重要税收来源地江南受到严重破坏,中央朝廷便彻底失去了制衡任何一个藩镇的力量,灭亡变得不可避免。

  公元904年朱温挟持唐昭宗,而后弑之,唐朝已经是事实上的灭亡了。公元907年,傀儡唐哀帝“禅让”于朱温,建立后梁,唐朝在名义上彻底灭亡。从安史之乱开始到后梁建立,这一百五十多年时间里,大唐始终没有解决掉藩镇问题——不过这并不代表它没努力过,而是它在一直进行改革,试了很多办法,只不过最终都失败了。

  最开始是唐玄宗李隆基开的头,唐肃宗李亨成型,将宦官势力引入,结果他们权势过大,产生了李辅国、鱼朝恩、窦文场、霍仙鸣、俱文珍、陈弘志、王守澄、田令孜等等奸臣,甚至几度废立皇帝,反而使得皇权动摇,藩镇问题更加严重。

  另外一个方面,中唐、晚唐的统治者又引入文臣的力量,企图制衡宦官与藩镇,结果又引起了“牛李党争”,两败俱伤,朝中人才锐减。

  以上的林林总总,给五代十国时期留下了一些后遗症,诸如抵制宦官、时刻提防武将等等,尤其在中原地区的政权十分明显。而这些政权都不约而同地继续着中唐、晚唐的改革,探索文官制衡武将的改革道路,这当中就包括后梁与后唐(晋)这对冤家。

  后梁与后唐(晋)的改革区别

  宋代总结出“士大夫治天下”的一套重文抑武的国策,很重要的一个结构就是枢密院,这其实在唐朝中后期就出现了雏形。只不过最初的雏形只是一个官职,叫枢密使,纯粹的文官,传达皇帝命令与接收朝臣奏章的作用。其任职人员主要是宦官,权力虽然不小,但有所限制。

  到后梁这里,给枢密使改了个名字,叫崇政使,并设置专门的办公地点叫崇政院。然后将宦官全部替换成士人,仍旧是文官职位。不过这已经是非常大的进步了,可以说是清除掉宦官势力比较彻底一个体现,并且也表明了重用士人的态度。

  到了后唐,又将名字改了回去,为枢密使,办公地点名字变成枢密院。其职能也出现变化,从文职转为偏重掌管军事,地位相当于“武宰相”,已经有很浓的文官管理武将模式的色彩了。

  二者的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文官制衡武将”这项改革上,后唐比后梁幅度更大,也更先进一些。当然了二者都无法跟宋太祖赵匡胤的重文抑武国策相比,因为后梁、后唐所处的时代战争频繁,武将的作用与权力还是非常大的,实际不管是崇政使还是枢密使权力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对武将的制衡作用还是相对较小的。

  但二者改革的区别,可以管中窥豹可见一斑,反映出后梁与后唐统治者的一部分水平差距。

  后梁与后唐(晋)地理优劣势

  后唐的根据地主要在太原一带,很巧的是这里正好是唐高祖李渊、唐太宗李世民父子起兵的地方。这里西面是吕梁山脉,再往西便是黄河天险;往东则是太行山脉,再往东则是华北平原。其出口较少,只需要少量兵力即可扼守住进出核心地带晋中盆地的入口,确实是易守难攻的重镇。除了体量不够大之外,是非常符合最佳发展根据地的要求。

  而后梁这方,控制了黄河中下游与关中地区,一部分华北平原,除了关中地区,其他地方除了黄河天险,很少有类似太原这种拿得出手的地理优势。而关中地区经历安史之乱,吐蕃、回鹘等胡人军队、各藩镇军队数次洗劫,已经残破不堪,战略价值变得越来越小,很可能还不如太原。故而在地理上,后梁防守压力确实不小,是存在很大的劣势的。

  后梁与后唐(晋)人心所向

  太原一带古代是晋国的地盘,所以在唐末的乱世混战中沙陀人李克用因功被唐朝统治者封为晋王。但已经汉化了的李克用、李存勖父子是很有野心的,跟朱温的后梁争夺中原控制权的时候,一直是打着恢复李唐正朔的旗号。虽然后唐旗号不止他一个,但他是最响亮的一个,丝毫不在意他们的血统其实是沙陀人。

  不过因为汉化彻底,姓名、服装、语言、习俗、文化等等各方面都与汉人无异,处于战乱中的百姓与士人还是管不了那么多,对其存在的好感度是诸多割据势力当中最强烈的一个。

  反观后梁,因为朱温弑君,失去了不少士人的支持。在与敌人交战的过程中,又用了挖黄河决堤的办法消灭敌人,牵连了无数无辜百姓,使得百姓对其痛恨得不得了。公元920年的了毋乙、董乙农民起义就是他们不得人心的严重后果之一,严重拖垮了内在实力。

  另外一方面后梁统治者对士兵也十分不信任,一度使用黥面之刑来防止士兵逃跑,又对新占领地区经常烧杀抢掠,令底层的百姓与士兵大失所望。而对待武将方面,他们也是处处提防,后期唯一剩下的最能打的王彦章还被猜忌,这无疑让武将集团对统治阶层离心离德,很难团结到一起。

  后唐(晋)方面实际也提防武将,只不过区别是高级将领主要是沙陀人,向心力要比后梁强上不少。本质上李克用与朱温的手段差别不大,但李克用的儿子李存勖为政却要温和许多,对百姓较好,笼络了不少民心。

  在对待人才方面,李存勖也能虚心听取大臣的意见,涌现出周德威、李嗣源、李存审、张承业、郭崇韬等一大批优秀的人才,君臣之间要团结许多。

  当然了,不管是文武国策各个方面的改革,都需要一个稳定的统治阶层,才能持续稳定地输出。

  后梁太祖朱温的能力其实不算差,但家教明显是不行的。公元912年,朱温被儿子朱友珪干掉,随后弟弟朱友贞又干掉了哥哥,经历一系列内乱,内部的改革与统治力都衰弱了不少。

  后唐虽然也有类似的“兴教门之变”的内乱,不是是后唐建国之后的事情了(公元926年)。在后梁与后唐的梁晋争霸过程中,后唐(晋)的内部继承问题不是很明显,要稳定许多。

  由此可见,后梁的人心方面,还是远远不如后唐(晋)。

  综上所述,后梁与后唐(晋)改革区别,地理优劣势,人心所向,分别反映了天时、地利、人和三个维度的区别,均是后唐(晋)胜出,所以后唐(晋)灭后梁成为了历史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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