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巴克斯特一首诗
围绕巴克斯特的一首诗
2009年夏天，我在金城江看守所见到一个青年，1米7几的个子，长着一双大大的眼睛。如果他的一头葱郁的头发保留，和浓浓的眉毛一起映衬这双眼睛，可能会透出几分英气——不说英气逼人，至少有几分英气——可那时候他那一双大眼睛透出一种愤怒的光芒，仿佛一只笼子里的野兽。到了晚上，他面前的对象消失以后，他的眼睛开始面对自身，露出深深的忧郁和迷茫。
我认识他之后的第二天早上，他一声不响，靠墙坐在一张塑料矮凳上，所有的人都安静地靠墙坐着，等待点名。他突然起身，举起屁股底下的凳子朝一个毒贩砸去。两个人很快扭打在一起。更多的人参与进去。整个监舍里顷刻间充满了叫骂声，打击声和警笛声。他获得的回报是一副30斤的脚镣。我看着他拖着脚镣艰难行走的样子，对他说，已经这么苦，何必还……没等我说完，他就打断了我的话，说，这没什么。后来他告诉了我一个故事——关于他自己的。六年前他涉嫌杀人逃亡到广东，在中山打工认识了一个漂亮的陕西姑娘——他还拿出照片和信给我看——他们相爱以后，生了一个孩子。由于他一直隐瞒自己的身份，没有办法结婚登记。为了这个女孩——准确地说已经是一个年轻的母亲——，他跑回来自首。他始终强调他是防卫过当，杀了那个追杀他的毒鬼。他琢磨着法院可能判他十年到十五年，争取减刑，还可以和他的爱人重逢，后半生过上一点好日子。他被判了无期，在监狱里吵的很厉害。而那个年轻的陕西姑娘，也已经嫁人——事实是，他的判决到达前半年，她就嫁人了。家人对他隐瞒了这一切。
当一种爱，成为存在的依据，一个人活下去的信念，就远远超越了欲望，完全进入了精神层面。这样一种爱，也许只需要极简单的形式：一张照片，或几封信。它们具有了世界上任何文学经典不能相匹的一种品质：常读常新，永远不会厌倦。而再好的经典也有被读者或研究者厌倦的时候。想到这里，水到渠成地出现了巴克斯特这首诗：
在这里，在瓦尔普尼，
厨房窗外的星子
对我说起你的名字
像流水一样清澈的明星
在山崖边缘的上空闪耀。
你在惠灵顿，
我在耶路撒冷，
女人，我有一个心愿：
让我们的身体埋入同一处坟茔。
西 川译
我们完全可以不理瓦尔普尼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有着作者怎样的个人背景，但是“在这里”，无疑表达了一种刻骨的思念。它的独特性在于，诗人深谙人性的秘密，也道出了心灵最深处的声音：
女人，我有一个心愿：
让我们的身体埋入同一处坟茔。
伴随爱而来的性的欲望，在这里也没有了。愿望降到了最低：“让我们的身体埋入同一处坟茔。”其实这又是最难。尤其在当今社会，婚姻日益变成像游戏，生同枕，死同穴，已经作为一种“传统的理想”范式过气了。因而这样一种质朴的、悲哀的、真挚的声音，就格外打动人。罗伯特·弗罗斯特说，你不含着泪写，读者就不会含着泪读。我不知道巴克斯特此时的处境，是什么把他和他的爱人分搁在耶路撒冷和惠灵顿。但是这并不重要，诗歌所传递出来的声音足以穿透读者的心灵，扩展读者的意识，它比起谢默斯·希尼在加州思念他远在爱尔兰的妻子要更深入，更为动人地拨响了人类情感底部的琴弦——
昨夜这些记忆涌动，上床的时候
被你纯黑的睡衣激动，
你头朝下，屁股朝上在底层抽屉搜索
那件黑色的低胸睡衣。
——《臭鼬》
当然这种含蓄的性的渴望生动地传递了爱和思念，也呈现了美，以对在加州见到一只鼬鼠产生的联想准确地显示了层次丰富的情感。《在这里》无疑更简洁，只是拿了悬崖上的星子作为语言的媒介——当然也是情感的媒介：“厨房窗外的星子|对我说起你的名字”。它的奇妙之处是在词语里拉开了巨大的空间，我们仿佛可以想象，在一个面对悬崖的厨房里，诗人吃完晚饭以后，站在窗口看着天上的星星，思念着远在惠灵顿的爱人。悬崖一词带来的某种绝望和孤冷恰到好处地传达了诗人内心的凄清。而惠灵顿和耶路撒冷，这两个冷冰冰又在汉语里谐韵的地名也获得了强烈的指涉，以一种大理石般的稳固把情感凝聚起来了。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著名女诗人舒婷有一首几乎妇孺皆知的爱情诗：《神女峰》，里面的高音至今令我记忆犹新。诗人志在发起对千年禁锢人性的道德规范的挑战，似乎一声高亢的宣告即可调动一切反叛的力量：金光菊和女贞子的洪流都归在她的语言的麾下。但是这样一种写作实际上离人性很远，更多是一种观念的图解，而它号角一般的声音，宣言一般的姿态——“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的肩头痛哭一晚”，远不如一声低沉的呼唤来得有力。离开了生命气息的观念和意识，尽管诉诸于象征物，但是依然显得空洞，苍白。而巴克斯特显然洞悉了这一诗歌的真谛。
詹姆斯·K·巴克斯特是个有宗教感的诗人，他不一定要去监狱体验人类的深层情感，但是凭着他对宗教的感情和体验，以及对日常宗教活动不懈的思考，他可以很自然地站在终极的角度去体验和表达爱和思念，而不必煞费苦心地去寻找意象，客观对应物什么的，或像希尼一样工笔细描出现在他的想象里的某一个动人的场景，他只需直接说出——
女人，我有一个心愿：
让我们的身体埋入同一处坟茔。
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西兰作家中的领袖人物。，巴克斯特经历不凡，从事过体力劳动，当过学校校长、记者和社会工作者；他还曾滞居毛利人的部落，学会了他们的语言。他运用平淡而清澈的语言从容不迫地处理手中的材料；表现出作者在世界面前的深刻思索，作品饱含智慧。他既是诗人，又是哲士，又是先知。这样就不难理解，他何以能够在世界文学浩如烟海的爱情诗歌中，发出他独特的声音。
美国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认为，“必然性”，即不可避免的语言表达是伟大的诗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特征。当我反复涵吟这首简短的小诗，就像那个囚犯每天夜里翻看他的女人的照片和信——不是阅读而是倾听，我听见了一个细细的、低沉的声音：“让我们的身体埋入同一处坟茔”，我没有理由不说，这是一首伟大的诗。
2011-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