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灿烂星空——修养篇
作者
程广云 夏年喜
灿烂星空——修养篇
修养和学习是我们飞翔的双翼。自然赋予我们美好的素材，我们还当给予艺术的加工。
修养过程就是人的素质提高过程。简单地说，有无修养就是有无素质，素质高低体现了修养程度的高低。人的综合素质包括人格，修养高低意味着人生境界的高下，一个人修养到什么地步就是到什么境界，一个人修养到最高地步就是到至上境界。
康德的墓志铭是这样一句话：
位我上者，灿烂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1]
这就是说，我们只有按照心中的“道德律令”修养，才能达到人生的至高境界——“灿烂星空”。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修养就是修身养性。所谓修身，就是以伦理道德来规范自身。《礼记·大学》提出“三纲领”“八条目”：“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2]“三纲”“八目”都是先“内圣”（心性），后“外王”（政治），先后属于本末体用关系。“三纲”“八目”皆以修身为本，“修身”才能“齐家”，才能“治国”，才能“平天下”。这就是说，当每一个人以伦理道德来规范自身时，作为家长就能够治理好一个家，作为国君就能够治理好一个国，作为天下共主就能够平定天下。这就叫着“正己”、“正人”：先正己，后正人。这样一个路线就是伦理—政治路线，政治以伦理为基础，家国一体、君父一体，国家以家庭为基础，君主制以家长制为基础，这是从修身的效用来说。另外从修身的方法来说，“修身”在于“正心”、“诚意”、“致知”、“格物”。格物的“格”就是研究，格物的“物”不是物理之物、自然之物，而是人伦之物、社会之物。因此，格物所获得的知识不是自然知识，而是社会知识。用这种人伦知识来确定自己的意向，端正自己的思想，这就达到了修身的目的。所以，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修身是在伦理道德意义上提出的。简单地说，修身就是使自己成为正人君子，而不是小人。
修身的“身”是后天的和经验的，相反，养性的“性”是先天的和先验的。《礼记·中庸》指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中庸》主张“慎独”、“中和”：“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唯天下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慎独”就是自律，用伦理道德来规范自身视听言动；“中和”就是中正平和，用理性来约束自身情欲；以至诚之心（“诚”），求完美德性（“明”）；由“尽人之性”到“尽物之性”，从而充分实现赞助天地化育万物（“赞天地之化育”）和人与天地并列为三（“与天地参”）的人的本质。《中庸》主张“成己”、“成物”：“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既成就自身（“成己”），也成就万物（“成物”），这是美德与知识的合一。“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3] 因此，养性并不等于修身。人能尽性，就是人的本性能够得到充分实现。养性必须顺性而为，不能逆性而为，在这个基础上发扬光大；而修身则是用伦理道德来规范人的思想、语言和行为。修身是通过外在的方式来改变后天的思想言行，而养性则是通过内在的方式去实现先天的本性。修身、养性，合二而一就是修养。
中国传统儒道互补，儒家偏重修身，道家侧重养性。儒家所谓“仁义道德”，是用于修身的伦理道德；道家所谓“自然无为”，是用于养性的生活哲学。中国传统儒释道三教合流，儒以治世，道以治身，佛以治心。“圣”是儒教倡导的人格典范，“仙”是道教倡导的人格典范，而“佛”则是佛教倡导的人格典范。
孟子自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所谓“养气”，就是儒家所倡导的修身。孟子所养的“气”，不是一种自然之气，而是一种道德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大丈夫”是孟子养气的最高境界：“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4]孟子所谓“浩然之气”就是理性自觉所形成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就是文天祥在《正气歌》中所倡导的“正气”：“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气也”。“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或为辽东帽，清操厉冰雪；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或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为击贼笏，逆竖头破裂。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5]讲气节，重操守，具有大无畏英雄气概的人就是孟子所谓“大丈夫”。
儒家注重伦理规范、道德修养，影响深远，形成了中国传统的士大夫精神，正如张载所谓“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6] 这种士大夫精神一直影响到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鲁迅指出：“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7]
庄子专门论述“养生”。庄子所谓“养生”，就是道家所倡导的养性。庄子所养的“生”，就是人的身心、性命。庄子通过“庖丁解牛”故事说明了养生的道理：庖丁解牛，“技进乎道”，从“所见无非全牛”到“未尝见全牛”，“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因其固然”，[8] 这就是养生的路径。“大宗师”是庄子养生的最高境界。道家所谓“道德”，就是得“道”，就是养性，比如追求个人与自然的和谐、个人与社会的和谐以及个人身心和谐。庄子所谓“大宗师”就是得道“真人”。“是之谓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谓真人。”“天与人不相胜也，是之谓真人。”[9] 所谓“真人”，不为“道”尽心，不为“天”尽力，得意忘言，得意忘形，不再受到任何语言和形体方面的束缚，物我两忘，天人合一。
佛教主张从人生烦恼中解脱出来，达到精神寂静状态（涅槃），也是一种修养。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受到儒道影响。禅宗倡导在日常生活中修身养性，就是其中一个重要表现。
总起来说，儒家立足社会政治生活，强调个人伦理道德修养，在修养问题上坚持积极导向；而道家、佛教则仅仅注重个人身心修养，相比儒家而言，虽然比较消极，但在修养问题上却起到了纠偏补弊的作用。
而今我们讨论修养，应当更加注重素质培养。作为实践和认识主体的个体，人的素质主要表现为实践和认识活动能力，表现为理智、情感、意志、信念（理想）及潜意识（本能）、习惯（定势）等等心理品质的总和。素质主要不是先天因素决定的，而是后天因素决定的。刘知几在谈论史学时曾说过：“史有三长：才、学、识，世罕兼之，故史者少。”这里虽然只是讨论史学，对于人生同样适用。关于才、学、识三者之间的关系，刘知几比喻说：“夫有学无才，犹愚贾操金，不能殖货；有才无学，犹巧匠无楩柟斧斤，弗能成室。”[10]袁枚亦比喻说：“学如弓弩，才如箭镞，识以领之，方能中鹄。”[11]大致地说，德、才、学、能、识五方面构成人的基本素质。德即人格。除德外，还有四方面：
第一，才。在人的基本素质中，才的属性似乎是一种先天的品质，其实仍然是后天的。只是才的生成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是自发的和隐型的。中国古有“才高八斗”之说，是指三国时期魏国曹植，时人以为“天下才十斗，曹植占八斗。”才有两个方面：一是才智之才，二是才情之才，换句话说，一是智商（IQ），二是情商（EQ）。前者偏于理性，表现为高智商；后者偏于感性，表现为高情商。才有天才、人才、奴才几个等级。天才是才的最高境界，是人们无法效仿的；人才是才的中等境界，是人们通过努力可以达到的。之所以称某些人为“奴才”，是因为从人格角度来评价，有些人有才无德，丧失人格就是奴才。
第二，学。在人的基本素质中，学的属性无疑是属于一种后天的品质。学的生成是一个人为的过程，是自觉的和显型的。中国古有“学富五车”之说，是指战国时期宋国惠施读了或者著了五车的书，这在当时是很大的学问。学的含义就是掌握事实知识、原理知识，就是培养认识能力。我们通常所谓学术，其中学是理论知识，术是应用能力。我们通常所谓学习，一种是经验知识的习得，一种是理论知识的学成。在前者，“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12] 在后者，任何一个知识命题都有两个方面构成：一是知识的经验内容，亦即在经验上可以证实或证伪的内容，这一方面由科学提供。二是知识的逻辑形式，亦即在逻辑上可以判明正确或错误的形式，这一方面由逻辑构造。学的素质应该包括三方面：功底、功力和功夫。功底是知识积累的程度，功力是驾驭知识的能力，功夫是知识掌握的细节。古往今来，大学问家通常集三者于一身。
第三，能。无论就其属性，还是就其生成来说，能的特征介于才和学之间。能的含义就是掌握技能知识、人际知识，培养实践、劳动、交往以及其他行为能力。能力包括体能、智能两个基本方面。在每一事件中，人或为当事人，或为旁观者；当事人或为策划人、或为追随者；或者一身二任、三任。因此，人的能力应该包括三种：领导力、执行力和评判力。正如三种身份一样，三种能力是相对而言的。比如韩信执行力（“将兵”）强于刘邦；刘邦领导力（“将将”）强于韩信。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战国时期赵国“纸上谈兵”的赵括、三国时期蜀国“坐失街亭”的马谡都是只有（兵法）学问，没有（用兵）能力，有学无能，有评判力，无执行力和领导力。诸葛亮“舌战群儒”，其中斥责“夸辩之人，虚誉欺人：坐议立谈，无人可及；临机应变，百无一能”，乃是“畏强凌弱，惧刀避剑之人”。有人“请问孔明治何经典？”孔明答道：“寻章摘句，世之腐儒也，何能兴邦立事？……——岂亦效儒生，区区于笔砚之间，数黑论黄，舞文弄墨而已乎？”其结论是：“儒有君子小人之别。君子之儒，忠君爱国，守正恶邪，务使泽及当时，名留后世。——若夫小人之儒，惟务雕虫，专工翰墨；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13] 所谓“君子之儒”与“小人之儒”的界限，除了道德高下之外，正是能力与学问的区分。古往今来，大事业家能力尤其超群出众。
第四，识。所谓见识，就是一种洞察力、决断力，知往鉴来，知微见著等等。识时务者为俊杰，尤其说明了识的重要性。战国时期越国勾践的两位大臣——范蠡和文种，范蠡功成身退，文种功成身败，在于两人见识高下；楚汉相争，刘邦胜、项羽负，在于他们二人能否识人用人；“汉初三杰”——萧何、张良知所进退，而韩信则不知进退，最终落得了“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下场。识包括谋识和断识。谋是计谋、审时度势；断是决断、当机立断。所谓“房谋杜断”是指唐太宗的两位大臣——房玄龄多谋，杜如晦善断，能人合作，天作之合。只有周密地谋才能成就断，只有正确的断才能成就谋。
各种基本素质之间相辅相成。但是，与各种素质相比较，识是贯通于才、学、能中的最根本和最重要的素质。而才、学、能、识四种素质又以德即人格为前提。
与学习一样，修养在人生中是贯穿始终的。学习是从知识角度说的，修养是从素质角度说的，两个方面相辅相成。人的先天差异很小，后天因为环境和教育的影响有别、学习和修养的努力程度不同，所以造成很大差异：在人格价值上，境界有高下；在人生价值上，贡献有大小。修养和学习是我们飞翔的双翼。自然赋予我们美好的素材，我们还当给予艺术的加工。正如屈原在诗歌《离骚》中所说：
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14]
[1]有两样东西，我们愈经常愈持久地加以思索，它们就愈使心灵充满日新又新、有加无已的景仰和敬畏：在我之上的星空和居我心中的道德法则。（[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韩水法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77页）
[2]《礼记》“大学”。
[3]《礼记》“中庸”。
[4]《孟子》“公孙丑上”“滕文公下”。
[5][宋]文天祥：“正气歌”。
[6][宋]张载：《正蒙》“乾称”、《张子语录》“语录中”。原文：“为天地立志，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7]《鲁迅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62页。
[8]《庄子》“内篇·养生主”。
[9]《庄子》“内篇·大宗师”。
[10]引自[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列传·刘子玄”。
[11][清]袁枚：《续诗品》“尚识”。
[12][清]曹雪芹、高鹗：《红楼梦》第五回“游幻境指迷十二钗 饮仙醪曲演红楼梦”。
[13][明]罗贯中：《三国演义》第四十三回“诸葛亮舌战群儒 鲁子敬力排众议”。
[14][战国·楚]屈原：“离骚”。
编辑|卫莹莹
筑土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