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文书法的审美，重点是图案化的字势，字势包括的用笔线条和字形结体！

楚系金文书法赏析

张天弓

楚系文字书法，从今见实物载体看，大体可分为三大类；楚金文、楚帛书和楚简。本文只讨论楚金文。

已出土铸刻楚系文字的钟鼎诸青铜器有100余件，文字考释已取得丰硕成果，在此基础上楚系金文书法逐渐引起书法界的关注。研究者认为，楚金文书法在殷商商西周题铭书风的影响下形成自己的独特风貌，成为南方金文的主流。其风波所及，到长江中下游，以至今日山东境内。随着楚国国力强大，楚金文也向北方延伸，对于先秦隶变与秦小篆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楚金文具有鲜明的地域性色彩，深受楚文化的熏染，形成了浪漫、诡瑰、飘逸、流丽和显著的图案化装饰的审美特性，有学者称之“美化大篆”。目前对于楚系金文书法的风格类型、断代分期、传播影响的研究刚刚起步，不过南方金文在金文书法研究中的关注度和评价在上升，同时楚简书法研究的深入也开始关涉到楚金文书法，我们期待着楚系金文书法的独特魅力能够更多的融入今日的书法审美传承。

本文拟选取几件代表性的楚系金文书法作品，作简略的审美分析：它是《王孙遗者钟》、《楚王酓章镈钟》、《曾侯乙甬钟》、《鄂君节铭》诸器铭文。

《王孙遗者钟》铭文

《王孙遗者钟》是一件甬钟，约楚康王时铸，春秋晚期作品，清光绪年间出土于湖北宜都地区，现藏于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钟长一尺五分，甬长六寸六分。铭文分六面，每面二至四行不等，共十九行，一百一十七字，重文四处。制钟者“王孙遗者”应为私名，史无可考，大概是指王者之后。铭文记述王孙遗者制作和钟，以佩亨先祖、宴乐亲朋；文辞优美，四言双音，可谓歌赋之美文。此钟为楚系文字书法早期作品，已显现出不同于商周题铭书法的特殊魅力，诚为楚金文书法的重镇。

此钟两侧有三十六个钟枚，篆间、遂部、舞与甬上均饰有蟠螭纹，钲部、鼓部铸铭文，相互协调。（图1）观看六块铭文的章法与字象，可以感觉到周围纹饰风格的浸染，最奇妙的是正面钲部、背面钲部的两块。

正面钲部是甬钟的脸面。铭文纵四行横六行，纵横成列，凡二十四字：“唯正月初吉丁亥，王孙遗者，择其吉金，自作和钟，中翰虘扬，元…”。钲部方块上窄下宽，纵向四行略显辐射状，以中线为轴心，右两行与左两行均向中线倾斜（图2）。另外，横列六行，第二行与第三行、第四行与第五行距离稍远，总体布局似乎分成三大块（图3）。在这种总体布局中，巧妙运用给个字势的特性作局部章法的艺术处理。

图1《王孙遗者钟》钟体与背面钲部

什么是“局部章法”呢？就是章法的具体化，章法的局部，通俗的说，就是上下左右字势的“块”。请看右上角“维正亥王”四字（图4），下部“王正”二字聚合成正方形，稍左倾。上部“亥维”二字聚合成靴形，底线与下面正方形平行。这不是画，而是写，然而这种写中有明显的图案化装饰的意识。请注意“亥”字两条平行的左弧长线，弧度和长度与右“为”字的左弧长线匹配。最巧妙是“王”字，起笔两短横线平行，两线距离这么窄，与上面“亥”字两弧线相同，同时与右边“正”字上部横线遥空相接；再是竖线，加粗拉长，左倾角度与右边“为正”两字的竖长线的相同；最后是收笔横线，加粗拉长，与竖线相接居中，与上部横竖交接偏左形成对比，同时左低右高与右边“正”字的竖线底部平行。这一个“王”字的字势处理，决定了“维正亥王”四字的聚合关系。笔者推测，书者在写这个“正”字的时候，眼睛是看四个字。

图2正面钲部铭文整体布局之竖行

图3铭文整体布局之横列

图4“维正亥王”四字

图8“月初孙遗”四字

图10“吉丁者择”四字

图5《初月帖》“殊劣力不”四字

图6《九成宫》“池沼宫城”四字

图11“遗者自作”四字

图12“自作虘扬”四字

图13“金自韵虘”四字

图7“惟正月亥王孙”六字

图15“亥王孙其吉金镜中韵”九字

图9“作和扬方”四字

图14“亥王其吉镜中”六字

图16“惟正亥王其吉镜中”八字

图17 “吉丁者择作和扬方”八字

以前看到汉代石刻隶书《石门颂》中竟然看到造型字组，我感到惊奇，今天在春秋晚期楚金文《王孙遗者钟》竟然看到这种局部章法，更感到惊奇，因为局部章超越了字组，字组只管上下字的，跨行可以包括字组，统视上下左右字。我们曾经在晋唐的法帖中看到这种奇特的聚合，如王羲之《初月帖》（图5）、欧阳询《九成宫》（图6），而这里看到的更精彩，而且早于王羲之一千多年！这里运用的分析方法，主要是两项，好图形和好的连续。这是现代视觉心理学在实验研究中找到的人工点线图形的组合规律，没有想二千多年前中国古代大篆书法的图形装饰化的手法中竟然触摸到这种组合规律。

往下看，书者在写第二行第三字“孙”时，眼睛是看“惟正月亥王孙”六字（图7）。何以见得？六字浑然一体。尽管横列的“孙月”两字与上字距离较远，但有秩序化组合的意识。“月”字右边左弧线与上面“正”字末笔下弯线遥空对接，这是好的连续；“孙”字“子”部的左弧线与左边“月”的左弧线遥空呼应，这也是好的连续。正是这些好的连续，才成就了这六字的好图形。

图18    上部“惟正亥王其吉镜中”八字       底部“吉丁者择作和扬方”八字

“月初孙遗”四字（图8），几乎没有直线，满目弧线折线，竟有如此诡谲的图形。关键在两条，一是“遗”字右上部右边线与上字的下垂线对应，二是“遗”字底部“止”的竖横线翘起来，与右边“初”字的左弧线遥空对接。更诡谲的是左下角“作和扬方”四字（图9），斜対角字象两繁两简、两大两小，右行字距远，左行字距近。竖行仍然可见常用的上下字的好的连续，但左右关系则琢磨难定，繁简错落。横向未见明显的关联，然而中间空白处的内向弧线和构形，存在多种可能，巧妙诡秘，独具魅力。还有“吉丁者择”（图10）、“遗者自作”（图11）、“自作虘扬”（图12）、“金自韵虘”（图13）诸四字的组合，各显特色，参见图示，暂不一一解析了。

左上角“亥王其吉镜中”六字（图14），咋一看去就盯住了上部中间的“其”字，是字形大幅缩短而左右对称吸引眼球。“其”字吸引眼球，左右上下的线条就向它聚合，下部中间的“吉”字也是左右对称，超长竖线顶住“其”字，强化了这种聚合。这一美感在延续，请看“亥王孙其吉金镜中韵”九字（图15），“其”、“吉”二字的下面是“金”字，也是左右对称，尖顶也是顶住“吉”字。

但是，一旦横展到整个上部的八字，图案化的装饰相关就出现了逆转。“惟正亥王其吉镜中”八字（图16），“亥王”二字的连续性，最强而吸引眼球，左右“吉”、“正”的长方形聚合，强化了这个聚焦中心。这样一来，左上角的“其”、“镜”二字就相互吸引而为一体。这与上述六字大相异趣。这就是中国书法的接受美学，视线焦点移动，字象关系就发生变化，犹如观赏山水的移步换景法。

再对照这个章法的下部块面。“吉丁者择作和扬方”八字（图17），繁简大小错落，比较凸显的是第二行和第四行的字距很近，连续性较强，第一行和第二行的字距太远，也有连续性，稍弱，而横向的接续则波云诡谲。

以上四字、六字、八字、九字及上部、下部的局部章法（图18）的赏析，是对整幅章法总体印象的具体化。这种分析方法，是一种新尝试，意在探寻楚金文书法图案化装饰的独特魅力。

观赏其字象，突出印象是体势修长，线条流丽，字势的装饰化显得精巧灵动，与宗周书风大异其趣。如“月”字、“亥”字、“初”字、“遗”字、“方”字，圆劲的长弧线条，保留着一些灵活的笔触书写的意味；直线条也不僵硬，如“吉”字、“王”字、“作”字、“金”字。

图19“月孙”、“王”、“吉”“亥“五字

再体味笔锋细微的弹性，“月”字的线条都可以感觉到细微的提按使转的调锋，那下弧长线，颤抖着逶迤下行，更奇异的是那封口的一笔，不是常见的直笔或弧笔，而是花瓣似的两波弧笔，别有意趣。“月”字左边的“孙”字，长左下弧线也是如此。“王”字都是直线，一点都不呆板，尤其是中间的一长线，微微的两个左弧的波动，用笔显得凝重、劲健而流丽。“王”字左边的“吉”字，长竖笔较规整，两横笔就活泼起来，下横笔竟有一点提按波折的味道。“王”字上部两平行的横笔、“亥”字两平行的弧笔也是如此。（图19）这些用笔线条尽管不像战国《中山王鼎》铭文线条那样圆熟规整，但多了一点率意潇洒韵致。书写的笔性熔铸在金文装饰性的线条之中，如何灵活把握笔性、装饰性、金石味这三者关系的具体协调，是我们扑捉金文线条的一个重点。

背面钲部、鼓部的铭文，参见附图（图20、图21）。

文字学家认为，大篆的字体特性是“线条化”和装饰性的图案化，线条与字形融为一体，线条是图案化的字形的线条。金文书法的审美，重点是图案化的字势，字势包括的用笔线条和字形结体。上面的章法分析与字势分析在理论方法上是协调一致的。后起的隶书的字体特征是“笔划化”和抽象性的符号化，就是通常所说的“方块字”，书法审美发生了一些新变化。

图20背面钲部铭文

图21  两鼓部铭文

《楚王酓章镈钟》铭文与《曾侯乙甬钟》铭文

1978年发掘湖北省随州市城西擂鼓墩的曾侯乙墓，出土文物共有15000余件，可分为青铜礼器、乐器、兵器、车马器、金器、玉器、漆木器、竹器等八大类。其中曾侯乙编钟，一套65件（图12），包括45件甬钟、19件纽钟，外加一件楚惠王熊璋赠送的 1件镈钟，是迄今发现的最完整最大的一套青铜编钟。钟上大多刻有铭文，凡3755字，其中音乐铭文2800多字。上层19枚钟的铭文较少，只标示着音名，中下层45枚钟上标着音名，还有较长的乐律铭文，记载着该钟的律名、阶名和变化音名等。这些铭文，方便敲击演奏。曾侯乙编钟音域宽广，有五个八度，比现代钢琴只少一个八度。鸣钟音色优美，音质纯正，基调与现代C大调相同。这是中国古代重要的音乐理论文献。

图22 曾侯乙编钟（中间着为“楚王酓章镈钟 ”）

铭文铸于钟体钲部、正鼓部和左右两侧部，与钟体同时铸成，绝大多数加以错金，仅一件镈钟6件钮钟和2件甬钟没有错金。甬钟布置于钟架中层、下层，造型奇美，花纹龙蛇盘绕，铭文字数甚多，字形较为规范，可谓楚系金文书法的奇葩。这里仅从《曾侯乙墓编钟铭文》书册中选取《楚王酓章镈钟》、《曾侯乙甬钟》等铭文书法作品作简要的解析。

图23《楚王酓章镈钟 》钲部铭文

《楚王酓章镈钟 》为楚惠王熊章五十六年（公元前四三三年）铸制，属于战国早期，现藏湖北省博物馆藏。此镈直悬于曾侯乙墓编钟下层长梁中部显著位置，通高92.5厘米、钮高26厘米。钟体扁近于椭圆，口平，钮饰为两对蟠龙对峙，下有一对回首卷尾，上有一对引颈对衔。钲部两侧以浮雕龙纹为衬底，并有五个圆泡形饰呈梅花状排列，正面钲间铸铭文：”隹（同“惟”）王五十又六祀，返自西阳，楚王酓（同“熊”）章乍（同“作”）曾侯乙宗彝，奠（上加“宀”）之于西阳，其永时用享”。大意是：楚惠王酓章五十六年，得到来自西阳的曾侯乙逝世的讣告，楚王以此镈钟馈赠赠给曾侯乙，可知当时楚国与曾国关系之密切，有研究者认为，当时曾国是楚国的附属国。

镈体钲间上窄下宽，宽窄近乎二比一。三十一字竖列三行，呈辐射状，行距较宽，与《王孙遗者钟》那种精巧章法有异，不过书风近似，体势、线条和字势更显规整，少了些许率意灵动，多了些许平和齐整，流露出典雅端庄的气息。这种规整化趋向，不能不受宗周风格的影响。比较二者的“王”字、“自”字、“作”字、“阳”与“扬”字，（图23）就一目了然。字势仍然修长，不过比《王孙遗者钟》要平矮一点。这是楚王送给曾国重礼，铭文的书风应该与之匹配。有几个字势的稍显变形，如第一行“五”字、第三行“奠”字的曲摆没有对称，中行底部“宗”过大（图24），我想，这是受到装饰性布局的影响，左右行二字是偏向内倾，中行底部字形应该偏大，观察布局可以感觉到整体和谐。

图23 二铭字势对比

图24“五”字“宗”字“奠”字

与《楚王酓章镈钟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曾侯乙甬钟铭文。286.6A铭文十七字（图25），竖五行横四列，齐整活泼，一眼看去，就像一群宫女随着青铜编钟的悠扬曲调，从架上钟体钲部飘然而下，面对着台前的观者翩翩起舞。看那委曲流畅的线条，似龙蛇状，与钟体龙蛇纹饰相匹配；看那俊秀修长的字势，令人想起，“楚王好细腰”的历史典故。书法审美常常是拟人化的，拟人化首先从人体开始，由外向内、由形向神而不断升华。

图25曾侯乙编钟286·6A

图30

字势的长宽之比，已超过五比一，这是图案化的装饰使之然。在汉字系统中，恐怕这是最极端的长宽反差之比，其缘由有待于作深入探究。从审美效果看，首先是秩序化，横竖成列，字势齐整。各种字形体势等长等宽、均匀划一。第二横列中“王”字笔划少，其余“镜”字“”“”三字笔划多，用线条的拉长缩短来调整字形构成之部件，适合字势整体之大体齐整（图26）。其次是强化字势与线条摇摆的动感，特别是灵活巧妙的交织使用C形、反C形和S形、反S形之曲线；重按轻出而收笔外摆。优美的曲线运动，使得齐整的字势洋溢着生命的活力，摇曳着浪漫的情趣。286.6.a第三横列的四字，竖长线条几乎都是这种S形、 C形曲摆的装饰手法（图27），同时突破了竖行的界限，左右字势浑然一体，上下字势隔空呼应，如同精巧的舞蹈布阵，多姿多彩的二人舞、三人舞、四人舞组合的群舞。（图28）

图26

图27

字势的笔道线条比较精美，显得典雅、遒劲、流畅，灵秀。铭文多是铸成的，笔者比较几对正反面钲部的同文拓片，体势、位置相同，底本只能是同一手书，然而拓片上线条的形质则差异悬殊（图29），除了摩拓技艺之外，可能更多的是铸模、铸件或错金的原因，这给我们具体的解析笔触技法带来极大困难，看看这个正反的同一个“宫”和“”字（图30），很难推测其曲线运动的笔道的细微。赏析拓片的金文书法，需要更多的精细的比较。尽管如此，铭文拓片的字势仍然展示着独特的魅力，我们很难划分哪是写、哪是画，像“宫”字、“之”字这种迷人的装饰性的构形和线条，具有现代审美的气息。笔者深信不疑，《曾侯乙编钟》铭文书法乃金文书法的大宗，且风格样式丰富，诚谓是激发我们书法艺术灵感的一个重要源泉。

图29曾侯乙编钟286.4A.B

需作说明，春秋晚期楚国出现了一种新型的装饰篆体“鸟书”，为楚系文字书法中非常特殊一道景观。限于篇幅，这里暂不作赏析，仅附录《王子午鼎》铭文拓片和《越王勾践剑》铭文拓片供读者观赏。

《鄂君启节》铭文

《鄂君启节》是楚怀王（公元前三二八——前二九九年）发给受封在湖北鄂城的鄂君启的水、陆通行符节，战国中期楚国器。一九五七年、一九六〇年先后出土于安微省寿县南邱家花园楚墓, 青铜铸造。共两套,一是舟节,一是车节，分别收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与安徽省博物馆。舟节、车节用于水路运输通行和陆路运输通行，使用时货主与官吏各有相同的节，核对无误才可通行。此次出土车节三件(形式和铭文均相同)，长29.6厘米，宽7.1厘米，厚0.6厘米，弧宽8.0厘米。大小相同，三件可拼成一个大半圆的“竹筒”（五件可拼成一个完整的）。舟节2件(形式和铭文均同)，长31厘米，宽7.2厘米，厚0.7厘米，弧宽8.0厘米。车节每件计有铭文9行，行16字，共计150字（重文4字）。舟节计有铭文9行，行18字，共计165字（重文2字，合文1字）。铭文皆错金，是今存错金铭文书法中的精品（）。

图30《鄂君启节》

《说文解字》释“节”：竹节也；又操也。其本义是竹节，用作工具则为“操”，即操持、把握之谓。竹节有须根，于是根节相合。根节为基础、根本，做人的根本就是“节操”、“操守”，于是乎“竹”也成为传统文化的“君子”。操持工具之意的扩展延伸，除了做人的节操之外，还有社会人伦的“节制”、“控制”、“节度”、“管治”等意思。这就是汉字的意象思维。《周礼·小行人》记载，早期的符节是剖竹为之。后来用青铜铸造，形制有虎形、马形、龙形等，不过仍多偏爱竹节之形。我想，这与竹节的文化内涵不无关系，凭证需要制度设计的实施，也需要实施者道德操守的自律。

这里仅赏析“舟节”。其铭文是：

大司马昭阳败晋师于襄陵之岁，夏□之月，乙亥之日，王居于茂郢之游宫。大工尹脽□铸金节。屯三舟为舿，五十舿，舿岁能返。自鄂往，逾湖，徒（涉）汉，庚邔，庚芑昜，逾汉，庚郢，逾夏，内邔，逾江，庚□（彭）□，庚松昜，内浍江，庚爰陵，徒（涉）江，内湘，庚□，庚□昜，内□，庚鄙，内□，沅、澧、□、徒（涉）江，庚木关，庚郢。见其金节毋征，毋舍桴饲；不见其金节则征。如载马、牛、差以出内关，则征于大府，毋征于关。

'鄂君启'之'鄂'为地名，在今湖北省鄂州市，就是楚国诗人屈原在《涉江》所谓“乘鄂渚而反顾兮”之“鄂渚”；'启'是鄂君之名。鄂君启，字子皙，是楚怀王之子，“鄂”为封地。通过车节、舟节的文字内容，我们可以了解到'鄂'到'郢'的水陆交通路线、车辆及船只得调配、沿途所享受的免税特权等。此节制于楚怀王六年(公元前323年)。有研究者认为，此时'节'相对于'符'来说，更方便，更实用了。它对于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交通等都有着巨大的研究价值。

《鄂君启节》的形制，如同两节竹筒，中间为惟妙惟肖的竹节形。铭文布局，竖有行、横有列，字距阔于行距；竖行铸刻有阴线界栏，井然有序。竖行被中间竹节形隔断，但是铭文仍然的节下接节上续排，即是说，文义没有被竹节肖形装饰所中断。文义、实用至上，与时下某些书法展览作品轻视文义的拼贴装饰迥异。

图31舟节铭文与楚简《语丛》比较

令人吃惊的是，呈现在眼前的金文字势竟然如此活泼多姿，非常接近同时期稍晚一点的《郭店楚简》的风格，图31即是选取《鄂君启节》中的几个字势（“内”、“木”、“江”、“湖”、“之”、“君”、“自”、“金”）与《郭店楚简·语丛》进行比较，如同现在书法高手，恭敬认真的创作就是《鄂君启节》，放松随意的挥毫就是楚简《语丛》。当然，还是存在一些用笔、结字上的区别。如果说《鄂君启节》是大家闺秀，那么《郭店楚简》则是乡野村姑，而《曾侯乙甬钟》则是朝廷中的贵妃宫女了。青铜器的世俗化，由庙堂礼器向实用器物演进，金文书法也随之不断蜕化，礼乐文化与世俗审美情趣相互交融。

给人印象深刻的，一是字形趋方。《鄂君启节》竖行有界栏，横成列，自然形成的隐形的方格。于是其字形取方，四边撑满，长宽之比近似柳公权的楷书，如图中的“木”字、“湖”字、“江”字、“金”字、“君”字、“内”字，所以字势宽博端庄，与封王之“节”相协。二是中心下移，不像《曾侯乙甬钟》字势修长而中心高高居上（如“宫”字）。中心下移，以致许多字势没有明显的中心了，方框内曲线的均衡分布泯灭了中心（图32“鄂”、“君”、□、“返”、“逾”、□）。三是笔道线条粗阔，提按顿挫的笔意加强，装饰性圆弧线条向笔划过渡。错金技艺精巧，灿烂炫目的金线忽隐忽现呈现着笔锋弹性的感觉，令人惊叹。时不时在竖横交接处，镶缀着圆形金点，散落在字里行间，强化了错金的装饰效果。此三端融为一种肥体，茂密的布局，齐整的字象却无呆滞僵硬之虞，而散发着浪漫活泼的气息。

图32

楚系金文书法丰富多姿，本文只是介绍了这道风景线的几个关键的亮点，意在说明楚系金文书法的主流不可简单的归结为“花体杂篆”。“花体杂篆”确实是楚系金文的一个特色，不过其基本取向在装饰性图案化过程的一种跨界，一脚在书法，一脚在绘画。南朝时又发生一次大幅度的跨界，即所谓“杂体”。南朝齐萧子良《篆隶文体》（日本镰仓抄本）首次对“杂体”进行研究，其附图能够窥探其形制。南朝梁代庾元威《论书》自述作一百二十体书，多半属于“杂体”，庾氏以为，杂体“资于画”，应该附于书法之末。楚金文书法与楚简书法的融合，应该成为楚系文字书法复兴的一条康庄大道。

（载于唐翼明主编、张天弓执行主编《篆书经典赏析》，湖北美术出版社，201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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