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联用这一招打下日军气球，太有想象力了
由于东北抗日联军主要打游击战，用于阵地战中指挥炮兵作战的气球少有用武之地，日军的气球部队原本也是准备对付苏军的，却还是阴差阳错地给抗联打了下来，不能不说，这是抗联历史上堪称传奇的一幕了。
解密抗联打的日军气球
在抗战东北战场的鏖战中，日军不但出动了陆军的步兵、骑兵、装甲兵，也出动了水上活动的舰艇，空中活动的飞机，依靠这些现代化装备试图扼杀顽强的东北抗日联军。
东北战场冬季出动的日军航空兵，给装备简陋的抗日军民造成了巨大威胁。
正因为如此，双方的战斗在很多时候便演绎出意外的经典。
例如，在抗联三路军的作战历史上，便有一次鲜为人知的战斗——打击日军侦察气球。
当我们说起日军的航空兵时，通常指的是敌军的飞机部队，但实际上在日军战史中还存在另外一只特殊的航空兵，那就是气球部队。
早在1877年，日军就开始研究将气球引入军用领域。1903年，它的第一支气球部队，也就是日军航空兵的鼻祖诞生。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在作战中，日军普遍采用了炮兵观测气球，这种“在天上的眼睛”指挥炮兵与沙俄军队作战，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战果。从此，气球就成了日本陆军的标配。
日军的气球甚至影响了中国军队的建设，这是清末新军从日本引进使用的山田式气球，曾经在太湖秋操中升空参加演习。
在抗日战争时代，飞机已成为天空的主宰，但在一些特殊情况下，留空时间较长的气球仍有用武之地，故此多次被日军使用，主要执行侦察和炮兵校射任务。
根据《文史天地》2020年1月号第55页登载抗联研究学者王可立先生的文章，1940年初，活跃在黑嫩平原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王钧所部，曾有一次和日军气球交手的记录。
开国大校王钧，东北抗日联军的一员悍将。
这次战斗的背景是这样的：1939年12月初，结束了艰难的西征并在五大连池-朝阳山重新站稳脚跟，东北抗联第三路军组成了西北远征指挥部，由抗联六军参谋长冯治纲担任总指挥，王钧为政治部主任，率六军教导队和第十二团继续向西进军，进入呼伦贝尔高原，以图在这里开辟新区和寻机插向热河与八路军会师，打通抗联与党中央的联系。
这支部队一路势如破竹，连续几次击败日伪军的堵截，但在1940年初的战斗中，总指挥冯治纲不幸壮烈牺牲，王钧接替指挥后，料到敌军必设伏于抗联东撤的路线上，乃将计就计，继续向西进攻，一直打到大兴安岭下的乌奴耳，并在那里解放了一批八路军、新四军战俘。
十二团的西进迷惑了敌军，才引出了此后和日军气球部队的交战——
日军对抗联这支部队拼死向中蒙国境线前进感到大惑不解。由于这一带山高林密，地域广阔，日军总也摸不准我军的准确位置，于是动用了侦察热气球，将其升入高空后观察我军动向。
日军的热气球一般选在山顶上放飞，然后上升到数百米的高空，热气球下有藤条编的吊舱，舱内有两三名日军，他们携有望远镜，可以观察到周围几十平方公里的范围。他们发现情况后，通过系留索里的电话线向地面报告，日军就会调动汽车运兵，进行围堵。
这种气球对我军造成很大威胁，只要它一升空，就控制了几十平方公里的面积，我军只能被迫钻进密林中隐蔽，而且晚上为避免发出光亮，还不能生火取暖。为此，王钧决定派一个机枪组前去，坚决打掉日军侦察气球。
日军一个气球队约有十多人，配属有两辆军用马车，其余人全是骑兵。其中一辆马车装气球，一辆装吊舱、燃油炉和缆绳。马车是四个轮子的，前面两个小轮子可以转向，每辆车由三匹洋马牵引，一匹马驾辕，两匹马是哨马。这种骡马式的气球队行进速度很快，但因其戒护力量不强，因此它附近一定会有日军主力部队。
为打掉日军气球，王钧命令一连指导员姚世同带五名骑兵，携两挺轻机枪，隐蔽接敌。
一天早晨，日军的气球又升空了，气球远在四五里路之外，姚世同带领机枪组出发了。他们没走开阔的山谷和草地，而是钻进山里，在密林中曲折接敌。这四五里路他们足足绕了两个多小时，直到10点多，终于到了距气球约一里路的林中，这时连敌人大声打电话都听到了。
姚世同将人分成两个机枪组，每组中一人站直，把机枪脚架放在肩上当人体枪架，一人负责射击，另一人负责换弹匣。捷克式机枪口径为7.92毫米，威力较大，机枪手事先在弹匣中每隔三发弹就装入一发红头曳光弹。
姚世同亲自操控一挺机枪，他一声令下，两挺机枪一齐开火，直射高空中的日军气球。他们每挺机枪都打了三匣子弹，射手利用曳光弹指引弹道。由于气球太高，射出的子弹都飞成了弧形才落到了气球上。三匣子弹连续打空，仅仅用了一两分钟，机枪组便上马迅速回撤。
王钧在密林中用望远镜观察敌气球，他听到我军机枪的射击声后，看到发射的曳光弹击中气球时，气球蒙皮上烧起一小股白烟。日军气球一开始并没发生变化，大约过了几分钟后，气球开始缓慢下降，后来越降越快，快接地时似乎要摔下来的样子。
打掉日军空中侦察气球后，我军可以快速向西前进，终于到达了中蒙边境的阿尔山西南麓。
ZB26捷克式轻机枪是国共两军在抗战中都十分青睐的武器，一直到抗美援朝和越战中仍有使用，它射击稳定性好，远胜日军的歪把子轻机枪，但打气球的战例确属罕见。
本文中奉命带小分队袭击日军侦查气球的姚世同，是珠河（现改名尚志）黑龙宫人，曾担任赵尚志将军的警卫员，他的名字就是赵尚志起的，意思是“希望世界大同”。
1941年，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第三支队王明贵部从黑龙江北岸出击，渡江杀入伪满腹心，在袭击辰清车站的战斗中，当时已经晋升为八大队指导员的姚世同负伤未能赶上队伍，在一座炭窑被日军包围。
在日伪军劝降时，姚世同高呼：“上来一个当官的，可以谈。”一名日军军官应声而出，被姚一枪击毙。激战中，旁观的炭窑工人看到至少六名日伪军死伤在姚世同的枪下，最终，这位凛然的好汉饮弹自戕，壮烈殉国。
王可立先生是抗联后代，有可靠的资料来源，描述内容中无论当时抗联部队的人员、作战还是日军使用气球的方法都很吻合，所述自为信史。这次战斗虽然还没有在日军档案中获得确切记录，但仔细考证起来，颇有些耐人寻味之处。
抗联十二团，打的很可能是从诺门坎战场下来的日军气球部队。
日军认为气球技术简单，可以批量制造，使用时费用低廉，故此曾经进行深入研究，包括是否可以利用气球实施对苏联的空降作战。
日军在侵华战争期间，共计组建了七个使用气球的联队级部队，即1938年至1945年期间组建的炮兵情报第一至第六联队，以及1936年组建的气球联队。其中，炮兵情报第一、第二联队和气球联队都有部队参加了1939年夏秋之际的诺门坎战役。
日军气球部队的主要任务是进行侦察，这是他们使用气球侦察照相后，正在通过拼接照片获得完整的地面情报。
不过，组建于黑龙江东宁的第二炮兵情报联队，当时仅仅派出了照相班，没有携带气球。而真正在前线投入作战的是来自日本本土千叶县的气球联队临时独立中队。
该中队携带了四具艇型气球，这种气球没有动力，用绳索固定在地面，升限1000米，乘员两人，用于观察苏蒙军阵地和为炮兵提供射击诸元。
但日军大概由于习惯了和当时装备低劣的中国军队交战，显然低估了苏军的空中作战能力。1939年7月25日上午，日军两具气球升空，仅仅3小时后，苏军伊-16战斗机便出现在空中，把这两具气球双双打了下去，四名乘员毙命。
用高射炮拼命开火也无济于事的日军直到8月11日，才在更加隐蔽的状况下快升快降地使用另两具气球，但仍在8月15日和27日先后被击落。日军在诺门坎使用气球的记录就此终结。
这个独立中队因此失去作用，灰溜溜地回了东京，后来改弦更张，专门对美国西海岸释放携带爆炸物的气球——“风船爆弹”，算是二战中日军少有的可以直接打击美国本土的特殊兵器。
“风船爆弹”示意图。
不管这个部队此后有什么战绩，此时由于气球尽被摧毁，也不可能派出来对付抗联，唯一有可能出动的，便是驻扎在哈尔滨的炮兵情报第一联队。
这个联队辖有队部、观测中队、标定中队、测音中队，装备有艇型气球，但没有在诺门坎战役中发挥作用，原因是它使用的是挽马拖曳气球的，机动能力较差，不适用于机械化部队交战的诺门坎战场。直到1941年关东军特别大演习时，这支部队才改成机械化。
因此，在1940年初，投入到大兴安岭侧翼，用气球对抗联部队活动进行侦察的，只能是这支部队了，估计被王主任（因为王钧担任过十二团政治部主任，当时敌我双方都习惯把他称作“王主任”）打掉的，便是这支敌军的气球了。
用曳光弹打气球，是一个很有想象力的做法。日军的气球虽然庞大，但里面不是充填易燃的氢气，便是用热气作为升力，其表面由丝绸等易燃物品构成。而曳光弹是用于标示弹道的，内部填充有镁粉等燃烧剂，有很强的引燃能力。
一物降一物，曳光弹虽小，别说是日军的气球了，就是庞大的齐柏林飞艇，也会给打下来。
由于东北抗日联军主要打游击战，用于阵地战中指挥炮兵作战的气球少有用武之地，日军的气球部队原本也是准备对付苏军的，却还是阴差阳错地给抗联打了下来，不能不说，这是抗联历史上堪称传奇的一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