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干部读<群书治要>》——探寻百年大党的文化基因（古镜今鉴，古为今用）！！！
《领导干部读<群书治要>》
——探寻百年大党的文化基因（古镜今鉴，古为今用）
“始终代表着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体现人民共同意志维护人民合法权益”，既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最好继承和发展，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中所蕴藏的文化基因和精神气质的最佳体现。深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其中的民本思想，可以更好理解百年大党初心使命的历史文化渊源，也可以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永葆初心，牢记使命提供历史借鉴。
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经史子集浩如烟海，百家理论众说纷纭，要从诸多经典中迅速领略其思想精华，实属不易。幸有《群书治要》重现于世，可使读者取得事半功倍之效。
《领导干部读<群书治要>》 从《群书治要》 中精选了三百多句关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言要论，作者刘余莉结合多年的党政教育经验积累和高度的政治敏感性，深入讲解古圣先贤治国的教训和经验，揭示了《群书治要》的核心理念、基本精神和当代价值，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了系统地总结和概括，有助于领导干部轻松学习传统文化，提升政治辨别力领导能力、执政能力。
五千年的历史周期律
中国自秦朝以来漫长的历史中，多次出现了大一统封建王朝的局面。这些朝代往往脱胎于前朝的弊政，立于民危国乱之际，以除暴安民为任而统一天下这些朝代也都曾因休养生息、政治清明而实现经济文化的极大繁荣，却往往又都因此而走向腐败、衰落，继而灭亡的命运，从而又被新崛起的王朝所取代，走入下一个朝代更迭的循环。
五千年的历史周期律，恰恰是今天领导干部学党史的必修课。历史向来都是由人民群众书写的，历代王朝莫不是因着百姓的呼声而崛起，又因为站在人民的对立面而覆亡。中国古代封建王朝无法跳出历史周期律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统治者从最开始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到后来变质蜕化为人民群众的压迫者，从而由执政者转化为独夫民贼。周武王伐纣，诛杀了暴君商纣王。对此，孟子评论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 · 梁惠王下》）。孟子认为不能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统治者，不能称之为“国君”，而只是“独夫民贼”，这体现的是儒家的正名思想。有君之位、无君之实甚至贻害天下的 “国君” 是理应被推翻的。时至今日，“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仍对中国共产党具有鞭策和警示作用。
在《群书治要· 魏志（下）》中讲道：“ 昔夏、殷、周历世数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则？三代之君，与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忧也。秦王独制其民，故倾危莫救也。 夫与人共其乐者，人必忧其忧。 与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只有执政者恪守执政为民的信条，代表人民群众最根本的利益，才能实现长治久安。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 中华民族进入了一个被侵略和欺压的充满了屈辱的历史时期，无数志士仁人为了民族的未来而前赴后继，最终，这个责任历史地落在中国共产党的身上。正是无数中国共产党人的浴血奋战、牺牲奉献和不懈努力，才使中华民族再次屹立于东方，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从此告别屈辱的历史！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又以巨大的勇气和智慧，使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回顾历史，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够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依靠的正是群众的力量。只有始终保持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群众有更多、更直接、更实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中国共产党才能真正打破这五千年的历史周期律。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尧舜禹的“群众路线”说起
在中国历史上，凡是有所建树的君主，无一不是时刻念着百姓的疾苦，以尧舜禹汤等圣明之君的身行言教为榜样。尧帝“仁昭而义立，德博而化广”，以致“不赏而民劝，不罚而民治”。以仁恕之心待民，“先恕而后教”，是尧帝的治国之道。对应到“群众路线”，如果执政者能够像爱护自己的孩子一样爱护百姓，既宽容仁慈，又耐心教导，就与尧帝的治世之道相契合，必令天下归心。舜帝也是如此。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 执其两端， 用其中于民， 其斯以为舜乎 ！ ”（《 礼记 · 中庸》） 可见舜帝非常注意广开言路，体察民情。《司马法》 中云：“ 有虞氏，不赏不罚而民可用，至德也。”这个至德就体现在他处处心念百姓，时刻不脱离百姓，所以才能得到百姓如此的拥戴！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典故早已妇孺皆知，说明了禹王亲民爱民，博爱天下，而不独亲其亲。在他们身上，淋漓尽致地体现了“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责任担当。这些圣王正是因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践行了以民为本的群众路线，才能做到君民一心，共创治世。
圣人的境界并非不可企及。 孟子有言：“ 彼丈夫也， 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人人都能成为尧舜那样的圣贤关键在于是否树立了这样的志向。 古人讲 ：“ 读书志在圣贤，为官心存君国”，古代士人都有如此的情怀，今天的共产党人，应该做得更好。
商汤文武何以能王天下
《孟子》中有一句话：“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王者”，不仅仅是实现大一统那么简单。董仲舒曰 ：“ 古之造文者， 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参通之者王也。”参通天人，德配天地，显然比靠武力征服天下的标准要高得多。《说文解字》中也说：“王，天下所归往也。”真正的王者可以令远人来归，天下一心。因此，孔子在《论语》中说道:“ 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以武力征服天下只是行霸道而已，只能让百姓“貌恭而心不服”，而行王道是靠德行让百姓自己来归附。
《六韬》记载文王向姜太公请教治国之道。太公曰：“爱民”，并做了形象的比喻：“故善为国者，御民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慈弟也。见之饥寒，则为之哀；见之劳苦，则为之悲。”在《群书治要·尸子》中也讲道：“ 汤曰朕身有罪，无及万方；万方有罪，朕身受之。汤不私其身而私万方。文王曰苟有仁人，何必周亲？不私其亲而私万国。”可见，圣王是以仁爱治天下，像父母爱护孩子一样爱护百姓。
“商汤文武”的精神和中国共产党人提倡的“白求恩精神”无二无别，就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每一个党员领导干部虽然不可能都和商汤文武一样，成为最高的执政者，但是不能不效法他们的存心。
从“三代之亡”看衰败之因
夏商周三代皆由明主开国，那么三代末期的暗主又是因何而覆灭的呢？总结起来，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放纵欲望，追求奢侈、独断专横，傲慢骄纵、远贤近佞，不听劝谏。国家盛衰的关键就在于执政者是否师法圣王，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严以修身，任贤使能，以人民的利益为重，还是独断专行骄奢淫逸，听信奸佞，以个人私利为重。
《淮南子》中记载，周成王和周康王继承文王和武王的基业，遵守明堂制度明察前代兴亡的事迹，看清国家成败的演变，不合乎道义的话不说，不合乎义理的事不做，言论不随便出口，举动不随便作为，先选择好的方法然后根据它去行事。由此看来，圣人的行为是方正的。因此，成康盛世达到了刑措不用、囹圄空虚的治理境界。那么，自从周代成王、康王以来，想治理好天下的君主非常之多，为何历史却是乱多于治呢? 《汉书》中用一句话概括了原因：“ 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 奢侈行而仁义废也 。”《 群书治要· 商君书》中也说：三王用仁义来亲和天下，五霸用法度来匡正诸侯，而不是把天下的利益据为己有。反观乱世的君主、臣子，只顾贪占一国一方之利益，私下打探哪个官位更重要，便于聚敛资财，这就是国家危亡的原因。
如今，我国正处在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作为执政党的党员领导干部，遇到的诱惑可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的官吏都要多， 稍有不慎， 就难免会被“糖衣炮弹”所击中。作为执政者，一旦因自私自利而迷惑沉沦，不仅为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的危害，更会使自己亡家灭身，贻害子孙后代。而古代的昏君佞臣和近日贪污腐败的官员，之所以会走入这样一个“死胡同”，根源就是因为严重脱离了人民群众。
中国共产党得天下的法宝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之所以能够带领全国人民从三座大山中解放出来，取得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靠的就是一个法宝——为人民服务。
回到历史周期律，历史上那些昙花一现的王朝，如晋、隋等，往往是压迫群众的老爷府、王爷庙。中国政治史，就是压迫和反压迫的战争史，就是公平和不公平的更迭史，而历史周期律，就是民心向背的循环。不能为民做主的政权，是绝不可能长葆活力的。“城头变幻大王旗”的辛亥革命，虽饱含救民于水火的理想信念，而实际依靠的却是压迫百姓的旧官僚权贵阶级，因而没有完成自身的历史使命。蒋家王朝，依靠新兴的资产阶级解放了生产力，却仍然没有走出剥削人民大众的老套路。在战争中，国民党前方军队或成建制倒戈，或对友军见死不救；在后方，即便有军统国统的监视，仍旧是漏洞百出，只因蒋家王朝没有千百仁人志士，其黑暗统治自然是千疮百孔。蒋家王朝，面临的是从民众到高官举国之民皆欲卷款外逃之境况，而新中国的成立却让许多华侨放弃英美给予的高利重金，重归故国。中国共产党，就是在人民群众对于幸福平等的热切渴望中，走上历史舞台的。坚决、真实地依靠人民群众的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群众的子弟兵、代言人。
以史为镜，坚持全面从严治党
《群书治要·崔寔政论》 在论及国家由盛转衰的原因时写道： 大凡国家得不到治理的原因，多是由于君主承继太平之世已久，风气日渐变坏而不觉察，政治逐渐腐败而不变革，习于混乱，安于现状，安逸享乐而看不到危机。有的荒淫奢侈，不考虑国家大事；有的不听忠言劝告，满足虚伪，忽视真诚；有的在歧路徘徊，不知何去何从；有些是被信任的大臣，却只求中饱私囊，保住俸禄；有些是被疏远的臣子，因地位低微，谏言被弃而不用。于是，国法松弛于上，有识之士忧忡于下，真是可悲啊！
唐朝诗人李商隐在《咏史》中同样感叹道：“历览前贤家与国，成由勤俭败由奢。”在忧患中勤俭奋进，走的是上坡路，那么多大的困难都可以克服，此谓“其兴也勃焉”；在安乐中自满堕落，走的是下坡路，那么多小的困难都会成为毁灭的导火索，此谓“其亡也忽焉”。承平日久，往往会萌发重大的危机，而重大的危机不是来自外部，皆来自于对自我的放纵和懈怠。正如欧阳修在 《伶官传 · 序》中所言，“ 夫祸患常积于忽微， 而智勇多困于所溺”。“木必自腐而虫生”，对于一个执政党而言，自身作风问题正是其成败的关键。
正是在借鉴历史经验教训和清醒分析党内存在各种问题的基础上，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作为重大战略部署之一。从思想道德抓起具有基础性作用，思想纯洁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保持纯洁性的根本，道德高尚是领导干部做到清正廉洁的基础。
历史经验证明，不能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执政者，其执政没有合法性，其执政能力必定日渐衰微，其下场必定不能完满。中国共产党只有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秉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保证自身的纯洁性、先进性，深入群众、依靠群众，牢记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始终坚守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才能跳出历史周期律的循环而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