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金庸是一个二流作家”
这是山阴张侯的第375篇原创文章
文/山阴张侯
借着诺贝尔文学奖的热点，今天我们再来聊聊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
金庸先生已经逝世两年了，这两年里，关于他的评论，一直是“盖棺而不论定”。
倘若我们从文学评论的角度看金庸小说，不难得出一个结论，即：金庸是一个顶级的通俗小说家，但只是一个“二流”的作家。
说他是顶级的通俗小说家，是指其作品流传广、知名度高、影响力大、商业价值极高；说他是“二流”作家，则是从其文学立意、作品深度以及写作技法而言。
如果你不同意这个观点，大可不必继续往下读了。
从高中起，我就读了诸多的金庸武侠小说及相关评论。我个人认为，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是“披着武侠外衣的历史小说”。
金庸先生本质上是一个“历史小说家”，只不过，他将历史写作的角度，锁定在“游侠”“豪杰”“江湖人士”这一特定群体。这个群体的行为准则就是——表面上一腔热血，实则缺乏大局观；看似重情重义，其实只善于用暴力解决问题。
这个群体，自古以来，都是一个不受待见的群体。
我向来反对过度拔高所谓郭靖、乔峰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1.金庸的人物刻画从未走出旧小说的窠臼
虽然金庸先生的十四部代表作，每一部都力求刻画不同性格的主角。但若仔细对比，不难发现，从《倚天屠龙记》到《鹿鼎记》，从《天龙八部》到《笑傲江湖》，金庸笔下的主角们，其思想内核都是一致的，导致其性格或行为有所不同的唯一因素，无非是主角们的“成长环境”不同。
金庸先生并未跳出“环境决定人”的旧小说窠臼。
武侠作为通俗小说的一种类型，即使强如金庸先生，亦不过是凭借自身深厚的文化素养，使武侠小说又包容进了历史小说、推理小说、爱情小说等其他小说的类型及其技巧，虽开一代武侠新风，但也并未真正提升了武侠小说这个文学类型的品味。（当然，这和金老并未将武侠作为人生最重要的事业有一定关系）。
这一点金庸先生本人也多次在访谈中表示，武侠小说是一种“娱乐性读物”，并无什么重大文学价值。
虽然诺贝尔文学奖有一定的政治考量，而且确实漏掉了很多大神级人物，无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哲学里的文学家，文学里的哲学家），还是卡夫卡这种打坏地板(groundbreaking)的颠覆者，还有纳博科夫这样的语言学、现象学大师，诺奖得主以及非诺奖得主在内的一些大神级文学家，都在文学史上发起了真正的革命。
正因为他们发起了真正意义上的革命，才能被写进文学史；而金庸先生的成就，写进文学史当然也没问题，但除了“他将通俗小说发展到一个难以企及的高度，将传统侠义精神进行了精彩的演绎”之外，很难从纯文学意义上对金庸小说作出更高的评价。
2.金庸小说中充斥着“个人英雄主义”历史观
如果把历史小说分为浪漫型历史小说和现实性历史小说，则金庸小说无非游走在两者之间。因为它契合大多数男性的心理幻想，有一定的浪漫气息；加上里面处处体现出的政治隐喻，让它也具备了一定的现实性。
为了增强作品的深度，金庸小说中插入了不少讽刺性桥段，但由于语言表现力不足，这些讽刺桥段和宋元以来的话本文学并无二致，可谓是“新型话本文学”。
对此，王朔先生评析地极透彻。譬如《天龙八部》这部几乎是金庸先生集大成之作，王朔则认为，“从语言到立意基本没脱旧白话小说的俗套。老金大约也是无奈，无论是浙江话还是广东话都入不了文字，只好使死文字做文章，这就限制了他的语言资源，说是白话文，其实等同于文言文。”（王朔《我看金庸》）
像鲁迅、老舍、巴金、张爱玲这样的现代作家写人物，是“通过一个人物反映一个群体”。这其实是作家的本职，即像医生做手术一样，通过一个病人揭示出病症的发病根源。
而金庸先生是“从一个群体中摘出来一个人物”，而这个人物，又不能真正反映他所属的群体。
譬如萧峰，他看似忠君爱国的侠义精神，既难以代表丐帮众弟子，也和《天龙八部》中各路江湖人士的思想性格不契合。正因如此，金庸先生只能把这个人物写死。
对于萧峰这个无法代表《天龙八部》中的江湖侠客思想的人来说，要么死，要么退出江湖，除此之外，作者没有第二种写法（无论该作家的写作技法多高明）。
因为大部分人在江湖上混，图的就是混口饭吃或安身立命。对他们来说，忠君爱国是自我标榜的砝码，天下安危既和他们无甚关系，也轮不到他们来操心。
金庸先生就和路遥一样，太渴望在小说中加入自己对政治的思考，却反而破坏了所刻画群体的真实性。
在个人英雄主义历史观影响下，金庸小说中的角色难免“脸谱化”。譬如下面这段对话：
“襄阳古往今来最了不起的人物，自然是诸葛亮。此去以西二十里的隆中，便是他当年耕田隐居的地方。诸葛亮治国安民的才略，我们粗人也懂不了。他曾说只知道'鞠躬尽瘁，死而后己’，至于最后成功失败，他也看不透了。我与你郭伯母谈论襄阳守得住、守不住，谈到后来，也总只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己’这八个字。”
《神雕侠侣》第三十九回《大战襄阳》
这段话是郭靖讲给杨过的。在这里，年逾六十的郭靖自称“粗人”，这一方面反映了金庸笔下“善于刻画聪明的女性形象，而喜欢将男性形象写得愚笨迟钝”，导致金庸笔下男性角色的智商普遍不高（从郭靖到令狐冲都是如此）；另一方面，这段体现“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话固然感人，但若把地名换成雁门关，说出自萧峰之口，也并无违和感。
这就是金庸笔下人物的脸谱化、同质化问题。
这和古龙笔下男性角色普遍聪明绝顶的写法，完全不同。以金庸先生之聪明，他不可能意识不到这个问题，他这么写，可谓是全出自迎合读者的心态。
毕竟，从唐宋传奇到明代话本，男性角色勇武无谋、女性角色聪明伶俐的脸谱化认知已经深入人心（《虬髯客与红拂女》《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皆是如此）。
在人物形象的刻画上，金庸先生力求多变，但仍未跳出传统小说的窠臼。而既然未跳出传统小说的窠臼，其笔下人物的历史观也未免逃不掉传统小说的局限性了。
3.金庸并不擅长宏大叙事
金庸小说之所以读起来很吸引人，一是因为金庸先生极擅长用戏剧的方式写小说，二是他的细节刻画极其到位。
但对于长篇小说的宏大叙事，金庸先生并不十分擅长。
而这个看似缺点的问题，恰恰契合了影视剧的蒙太奇手法，因此，金庸小说极其适合拍成电视剧，并显现出难以企及的商业价值。
这也是为何，具有宏大叙事的史诗小说，极少改编成电视剧。
同样是隐喻政治，金庸小说的最高峰《鹿鼎记》和《笑傲江湖》明显不如不如莫泊桑和巴尔扎克，更遑论马尔克斯了。
金庸大多小说结构单一，很线性，没有脱离章回小说的框架。当然这并不是说线性结构只是前现代小说的表现方式，线性结构也可以把小说写得很立体很丰满。
《天龙八部》的结构并非线性，更像是一种台阶式结构，而金庸作为一个构建整部小说的建筑师，他的短处就立马显现了。整部小说显得章法很乱，伏笔出现得莫名其妙，甚至牵强，部分情节还很紊乱，人物塑造不够立体，比较脸谱化，完全为制造情节服务。
（这就是为何，金庸小说中，大量情节只能用巧合来解释。毕竟，作者驾驭故事的能力不足）。
《天龙八部》涉及宗教、政治、文化对人性的规制和重塑，以及个人对命运的反抗，这小说本可以写得更好，但最终都被金庸四分五裂的结构弄得非常零散，导致其可读性很高、阅读门槛低，却无法成为经典。这点即使和国内的莫言等作家相比，已经落了下乘（参考莫言《丰乳肥臀》的隐喻技法，比金庸高明了不知多少倍）。
金庸先生的文学水平，大概和二月河先生以及当今写官场小说的周梅森相当。遇到文学水平高超的大作家，则立刻相形见绌。
所以，金庸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应该有一个客观中允的评价，既不应过分夸大，也绝不能忽视或无视。
举例来说，严家炎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对港台文学的叙写稍有不同。从重视程度上讲，严本以80年代为限，将二十世纪的港台文学一分为二：第二十七章为“白先勇、陈映真与战后三十年的台湾、香港文学”和末尾三十四章“八十至九十年代的台港文学”。金庸则位于第二十七章第五节“高阳、金庸与台港地区通俗文学”下进行论述，该节以高阳的历史小说起，古龙的武侠小说止，中间是金庸与梁羽生两大武侠小说家。
高阳先生是一个纯粹的历史小说家，而金庸作为武侠小说大家，和高阳同列台港地区通俗文学一节，且排在高阳之后，应该说是比较中允的。
事实上，抛开年龄不谈，金庸先生和高阳先生的履历、写作风格都是相似的。媒体人出身，在报纸上连载小说，决定了他们的写作必须迎合读者，必须凸显一定的刺激性和趣味性，这是无可厚非的。
最后，必须指出的是：以香港这种文化，不可能孕育出具有高度价值的文艺作品。无论是曾经的流行乐、电影还是武侠小说皆是如此。
总体上，作为顶级的通俗小说家，金庸先生的文学地位和影响力都是毋庸置疑的（我十分同意张佳玮说金庸是“东方大仲马”的说法），但也无需将其无限拔高。香港的武侠小说，和其流行乐、电影一样，是极佳的消遣娱乐作品，具备极高的商业价值。但文化根源的缺失，以及对人民生活的漠视，决定了它不可能出现纯文学价值上的优质作品。
参考资料：
1.蒋连根《饶宗颐与金庸》，台港文学选刊，2019年第6期
2.张恒《金庸的底色》， 东西南北，2018年23期
3.胡婷婷《金庸：大闹一场，悄然离去》，晚晴 ，2018年11期
4.王朔《我看金庸》，中国青年报，1999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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