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贺王卫军先生作品集《站在街的起点》出版！
王卫军/勇敢地，让文学直击人心与人性（代序言）
一个多月了，我基本上没怎么出门，每天待在家里，克服眼疾带来的痛苦，埋头做着一件很私人化的事情，就是阅读并校对我这部五十四万的书稿——《站在街的起点》。
有朋友来电话说，你每天闭门不出，那将失去多少了解外面世界的机会啊。我听了，莞尔一笑。尽管我的眼疾很严重，视物极其困难，但早已习惯“听”新闻的我并没有“两耳不闻窗外事”，国内外许多重要的新闻事件，我都了解得很清楚。即使是我生活的这座城市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我也并非一无所闻，我深为这座省会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感到由衷高兴。
在我看来，一个人掌握不掌握丰富的信息，了解不了解外面的世界，与他是不是蜗居在家并没有什么关系。如果这个人对世界、对社会、对生活缺乏应有的热情与关注，即便他每天在外面晃荡，像游丝一样，他也未必能够洞悉世界的变化，看清社会的发展，明确生活的走向。
从这个角度说，这部早已成为我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部分的书稿，记录的正是我对生活和社会的认识与判断。在阅读与校对书稿的过程中，书稿中传达出来的文字的力量、文学的魅力以及情感的温度、思想的火花，总在时刻激动着我，使我的感情的潮水在放纵奔流着，更使我的心灵的温度在逐渐升高着。我甚至固执地认为，这个暑假应该是我近年来在精神上最为惬意的一段时光，使我倍感生活的温暖，虽然我因这部书稿丧失了许多走出家门看世界的机会，但这又有什么遗憾可言呢？
快四十年了，工作之余，我始终没有放弃对文字、文学的热爱与追求。在我看来，文学最能传递人类丰富的情感，也最能揭示人性的丑陋或光芒，它的力量堪比威力无穷的核弹，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抵御它。尤其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复杂的人际社会中，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彼此攻讦、相互残害，已经成为社会的一种常态，有些还十分严重。这种情况下，唯一能揭示人性的本质、慰藉自己的心灵的事物，似乎只有文学。所以，让文学的雨露播洒自己的生活，让文学的光芒照耀自己的心灵，早已成为我几十年来矢志不渝的人生追求。为了文学，我情愿放弃任何物质上的竞逐；为了文学，我甘愿牺牲一切生命中的难舍。文学就是有这样的魔力与魅力，文学就是有这样的价值与意义。
著名作家刘庆邦在谈到文化自觉这一问题时曾说：“不少人都发现了，我们的国民性中有一种泥性，也就是纠缠性，构陷性。这种泥性一旦爆发，会形成集体性的、无意识的人性恶，有着极强的攻击性和破坏力。”（舒晋瑜：《刘庆邦：我们的国民性中有一种泥性》，原载《中华读书报》，转引自《太原晚报》2015年7月21日第31版）所以，每一个作家都应当对国民性中负面的东西有清醒的认识。
这话说得很有见地，也很精辟。文学的功用，就是要揭示世相的复杂，揭露人性的丑恶，传递深邃而积极的思想，传达丰沛而向善的感情。这里，我又一次想起了莫言在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后，在老家高密召开的媒体见面会上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我的写作从八十年代开始拿起笔来，就非常明确地是站在人的角度上，写人的情感，人的命运，早已突破了阶级的和政治的界限。”（凤凰网资讯 news.ifng.com 2012年10月12日）而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对莫言文学实绩的考量，也正“是站在全人类的角度上来评价一个作家的创作”。可见，只有直击了人的情感和人的命运，直击了人心与人性，一个作家的文学创作才会得到社会的认可。倘若只是表现个人的隐衷和私密的生活，文学固然能够有所作为，但这种作为无疑是渺小的，卑微的，也是缺少社会价值与意义的，因为文学如果不直击人的心灵，不直面复杂的人性，文学就不能称之为文学，文学其实就没有什么存世与恒久的理由。
这方面，鲁迅先生以他卓越的文学实绩为我们做出了杰出的示范。作为国民劣根性最为深刻的洞察者与揭示者，鲁迅思想的敏感与深邃、社会责任感的强烈与可贵，都比一般人更加突出，更为深刻，也更有力度。
1925年7月，鲁迅在政论性周刊《猛进》第19期上，读到了周刊主编徐炳昶用笔名虚生撰写的一篇题为《我们应该有正眼看各方面的勇气》的时事短评。鲁迅深有感触，写下著名杂文《论睁了眼看》。在文中，鲁迅开篇就指出，敢于正视是认识事物、解决矛盾的第一步，而中国人最缺乏的，恰恰是敢于正视现实的勇气和精神。究其原因，就在于几千年来“非礼勿视”等封建信条对国人的束缚，以致因袭相传，国人最终形成了低眉顺眼的道德规范，成为屈从于统治阶级的驯良百姓，从不敢正视到不能正视，最终自然就视而不见，“万事闭眼睛”了，不仅“聊以自欺，而且欺人”。这方面，尤以中国的文人为最，而他们自欺欺人的方法，就是“瞒和骗”。
鲁迅指出：“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地满足着，即一天一天地堕落着，但又觉得日见其光荣。”（鲁迅：《论睁了眼看》，见《鲁迅全集》第1卷第24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版）
在这里，无论对国人，还是特别对知识分子，鲁迅都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他们身上最为根本的弱点——瞒和骗，这正是最为可悲的国民劣根性表现，而“反对瞒和骗”的思想，也成为鲁迅毕生一以贯之的思想，振聋发聩，警醒着世人，也深深地影响着我，启迪我在及时全面地掌握第一手信息的同时，更加关注文坛，关注演艺界，关注基础教育领域，关注各类社会现象，关注形形色色的人心与人性。不仅关注，而且理性地分析，大胆地评说，尖锐地批判。
我的微信朋友、著名学者谢泳曾说：“在精神气质上，一个作家如果对他所生活的时代只有认同没有批判，在精神上有时候会出问题。”与谢泳先生对话的丁东先生也认为，不论哪一个时代的作家，“写作方式和出版方式可以变，但精神气质不能变。可以对社会生活保持自己独立的见解，但不能善恶不分，不能失去对人的悲悯。”（丁东、谢泳：《文化十日谈》，第189～190页，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10月第1版）
我虽不是专业作家，只是一个业余的写作者，但对社会生活保持独立的认识与判断，区分善恶，辨明是非，是我在写作中不懈追求的精神品质，也是我为什么比较看中书稿里“文坛剑戟”、“说长道短”两部分的原因。可以这样说，这些内容比较集中地传达了近四十年来我对许多社会问题的思想认识和价值判断。换言之，我用自己的真诚，触碰了某些复杂的世相，揭露了某些丑陋的人性，表达了我作为一个成年人的独立见解，而没有顾及很多人在人情世界里经常会顾及的人情，因为我觉得如果不能独立地传达自己的思想认识与价值判断，那我这近四十年的写作实践就没有任何积极意义可言，我也再没有必要为了文学而放弃人生的许多其他快乐。
当然，为了最大程度地保持每一篇文章当初写作时的原貌，在重新阅读这些文稿的过程中，除了对一些明显属于硬伤的文字作出必要的更正外，原文的行文思路、思想认识与价值判断，我都没有做任何改动，为的就是让人们看到在这几十年的生命历程中，我的思想认识和价值判断有着怎样真实的原始状态。哪怕有人不认可不接受我的观点，我也如实地呈现我的思想认识与价值判断，而不会违心地去迎合他人，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话，因为我是一个独立的人，更因为我一生都追求独立。
是为序。
作 者 简 介
王卫军，1963年出生，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太原市作家协会会员，从事高中语文教学工作38年，文学作品在《山西文学》《山西作家通讯》《中国铁路文学》《山西日报》《山西晚报》《太原日报》《太原晚报》等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刊发，著有《站在街的起点》（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和《暖字》（上下两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