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十二时辰》原著的硬伤
不贩卖焦虑，不吹捧文艺，让文字回归阅读
Muzuer/撰文
L.Cave 工作室/排版、校对
从一开始，《长安十二时辰》出名，火的就是电视剧，对比还在兜售鲜肉、霸道总裁、CP的国产电视剧来说，《长安十二时辰》电视剧在拍摄时采用了艺术性的镜头拍摄、精致而耗资不菲的古代造景，加之其本身就是一部紧张刺激的悬疑+反恐题材作品，自然而然其收视率会鹤立鸡群，但是倘若人们有心反过来看原著，就会发现这是一本相对普通的通俗小说。
《长安十二时辰》布景设置/来自网络
01
难以自圆其说的反派
一个合格的故事讲述者肯定是惜字如金的，文学定义上有个“契诃夫之枪”的概念，即契诃夫在某次演讲上说如果一部作品的第一幕出现挂在墙上的一把枪，那么到这部作品的结尾时这把枪就一定会响，这个理论被用在好莱坞大片里也就成了“直升飞机理论”（一旦出现直升机，这架直升机就一定会在影片中坠落）。
物是如此，人也是如此，如果作品中人物的性格是多变的，除非它本身设定就是如此，否则很难让读者觉得他是真实的，所以作品中人物的行为必须要解释得通，蝙蝠侠里的双面人和小丑行事夸张怪异，但是到最后观众会发现人物的各种行为都可以解释得通，这就是通俗作品创作的要求。
当然如果我们能够代入小说或电影人物，我们是很难注意到人物本身经历的事件是经过设计的，因为作者创作人物以及其成长变化就像是在设计一套紧密的装置，而我们会理所当然地认可人物经历了相关事件内心就会经历一定的转变。
也就说，纵使读者或者观众知道自己在坐过山车，但是一旦刺激超过预估值，读者和观众就会沉浸在刺激之中而失去原有的自控能力和安全感。所以小说电影中的情节和剧情只要超过了读者或观众熟悉的范畴，自然而然读者、观众就会被打动，当然这也和观众、读者本身的阀值有关，除却巫山不是云便是这个道理。
回到《长安十二时辰》原著，小说的主人公张小敬有着十年西域兵、九年万年帅的经历，看透生死，不惜自己而竭力想要换回长安百姓的平凡幸福，其内在动力可以解释得通，行为也符合逻辑。但是其对手蜉蝣头目龙波（萧规）的目的就很成问题。
同样作为西域大战中幸存的三人之一，萧规成为不受人重视的老兵，最终在贪官污吏的欺压下成为一名绿林好汉（归入守捉城），他对朝廷和上层腐败分子充满恨意，想要在皇帝的华灯上做手脚引发爆炸，让上层贵族的奢华享受变成炸弹恐怖，这种复仇心理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萧规之后却绑架了皇帝和杨玉环出城，这在理论上行不通，萧规和蜉蝣组织的其他人本身轻功应该不差，一旦想逃，就算是皇城特工部队（靖安司）也不一定能捕捉得到，明明自己可以全身而退却抓皇帝和贵妃出城，这反过来让自己成为了一个大目标，这等于是直接给张小敬和禁军军官们有理由和机会去调动全城之力对目标进行抓捕，这显然不合反派自身逻辑，就算萧规知道自己要死，那也会在抓住玄宗时与之同归于尽，或者干脆杀了皇帝逃走，刺客带着皇帝和贵妃当人质究竟是为了什么，依笔者看这个行为设定还是值得推敲的。
02
尴尬的价值观输出
在19世纪的狄更斯这一派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中，作者声音在作品中还是经常出现的，而这种作者现身的写作方式在“零度写作”被推崇之后就渐渐消弭了，只有在现代一些实验性写作中才慢慢被重新启用。而基本功扎实的小说创作者都是会通过人物行为表现来展现人物或者作者本身的价值观，并非自己直接现身来给读者说法。
《长安十二时辰》小说中最令人尴尬的就是几乎人人都成了价值观宣讲员。
每次出现一个转折，关键人物（特别是张小敬）就会讲一句：「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长安十二时辰》海报/来自网络
这句可能在作者看来是日后人口相传的金句却变成了略显尴尬和矫情的口头禅，这着实不符合张小敬本身作为一个实干派的形象，人物塑造上也会减分不少（就算是玄奘去西天取经的时候也不会把自己的价值观总结成一句话每天不间断地重播，更何况是一个心怀百姓的老兵）。
从行为学上来解释，一个人除非是在对外宣讲，否则反复呢喃同一个概念的时候应当是他对此产生怀疑的时候。张小敬这个人物显然被塑造成一个心狠手辣却又胸怀天下的老兵，可是就是这样一个人逢人就要给出这句自己的处世哲言，就和社交媒体帖子发布后面做作的个人签名一样，难免让读者觉得尴尬。
03
缺“芯”的创作
《反恐24小时》海报/来自网络
提到《长安十二时辰》时，很多人会把《反恐24小时》拿出来与其作对比，电视剧可能还好说一些，但是一旦把电视剧的设定放到小说上，时间便很容易出现偏差，图像能在阐述主要故事时直接将时间概念用画面的其他细节表现出来，但文字表达就会有一个顺序性，想不动声色地向读者表达时间则会直接考验作者的生活经验履历以及他对于细节的把握。
而且小说分为上下部，一部三百多页，在这一天里张小敬反复经历了马车大战、探索侦查、人物追踪、望楼系统学习、水道作战等等一系列事件，读完之后读者很难会认可这些事件都发生在一天里。如果不说这个“十二时辰”的设定本身不合理，那么我会说作者的构架并不能说服读者。
可以说马伯庸通过“新瓶装旧酒”的方式制成大唐版的《反恐24小时》，华丽的开元盛世、诡谲的政治风云、盛名的历史人物、对大众来说相对新颖的历史体系，这些元素被重新装帧在《24小时反恐》的故事设定上，从而给读者一种伪造的新鲜感。
小说创作者利用读者本身阅读获取的信息不对等，搬运国外故事设定来创作故事小说，这样创作出来的小说必然缺少真正的故事核心。优质的仿效例如张爱玲的《半生缘》对《普汉先生》，能够在效仿同时展现出自己作品和人物的感情内核，表达与原作不同的情绪和价值观，倘若单单停留在讲故事的小说创作模式上，那么借来的故事内核便会使新创作的小说本身变成原先作品的重复，艺术作品也就成了简单的快消品。
可以说，行为推演上不合逻辑、人物塑造上僵硬别扭、真正具有创新性的核心故事缺失，这是《长安十二时辰》的硬伤，也正是国内很多通俗小说普遍存在的问题。
马伯庸《长安十二时辰》（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