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力：深情至癖，只为传承
韦力藏书也写书，只为尽自己绵薄之力，将留存于古书世界的深入人心、隽永绵长的中华文化传于后世。
韦力，著名藏书家，故宫博物院兼职研究员。
对于中国传统文人来说，藏书是名山事业。对于一个民族的文化传承来说，书籍是重要载体和象征。大量传统典籍能够流传至今，有赖于历代藏书家的薪火相传，正是他们的尽心尽力，才使得斯文不绝。
私人藏书的传统流传到现在，被公认为当今中国藏书第一人的，是韦力。韦力藏书也写书，只为尽自己绵薄之力，将留存于古书世界的深入人心、隽永绵长的中华文化传于后世。
收藏不只为玩赏，学术为上
乾隆嘉庆年间常熟瞿绍基及其子孙五代藏书处叫“铁琴铜剑楼”。翁同龢为“铁琴铜剑楼”写了副对联，把藏书之事刻画得格外传神：“入我室皆端人正士，升此堂多古画奇书”。韦力的藏书有多少？在天津，韦力拥有自己的藏书楼“西苑书楼”，三层楼的空间陈列着近百个大书架。在北京南城的一栋居民楼中，韦力的另一座藏书楼叫“芷兰斋”。“芷兰斋”足有500平方米。其实，直到今天，韦力也不知道自己藏书的确切数字。2003年，因为“非典”出不了门，韦力发誓要把自己的藏书书目编出来。这个工作一直做到今天。现在统计出来“西苑书楼”和“芷兰斋”总共存有8000余部、70000余册古籍善本，其中，明版超过800部，宋元及以前刊本、写本50余件、200余册，宋元递修和宋元明递修本近20部、300余册，批校本、抄校本、活字本各有数架。
韦力说他能够回忆起自己买的第一部像样的古籍是《古文渊鉴》。那是1981年，韦力正念高一，古籍书店刚恢复。他在那里看到一套五色套印的《古文渊鉴》，是康熙五十四年故宫刻印的。“这套书真是漂亮，我每天上学放学都看一眼它还在不在。天天和家里骗钱，说学校要交各种费。这样凑了几个月，凑够了。”
在天津工作时，韦力遇到一位老先生，在版本鉴定方面给了他很大影响。“天津有个书店叫文运堂，我在那儿买了好多书。里面有一位80多岁的老师傅，叫胡玉璞，出身于琉璃厂藻玉堂。老先生眼光很高。我那时30岁左右，他说，孩子，你要买有价值的书。”后来老先生一路带着韦力买，“慢慢地我就懂得了。”
在版本学上对韦力真正有影响的是黄永年教授。黄永年是著名历史学家童书业的女婿。当年北大找不到讲目录版本学的人，把黄永年请来。他对韦力有很多教益。他让韦力明白了书要从学术史角度来收藏，并不只能说东西好不好，稀见不稀见，他认为玩赏的路数是不对的。在学术史上重要著作的重要版本才是追求的目标。这个观念对韦力影响很深。韦力说：“当年我请教过黄永年很多幼稚的问题，黄老先生会写十几页的信回答。”
将自己的收藏看作是文化传承中的一个环节，韦力说有一天会把书全卖掉，让今后的藏书家继续有书可亲近，卖书的钱设立一个基金，奖励那些藏书、爱书，对书籍有贡献的人。“这是我的一个梦想。”韦力说。
为后世过手，没资格加盖私章
古籍价值虽不菲，韦力说，“对我来说，藏书这件事和利益无关。”韦力二十多岁时就当上中国外贸总公司下属三资企业的总经理，后来自己开公司，在商业方面有不错的收入，但不吸烟不喝酒，更不在时髦的场所里挥霍。韦力更像是一个旧式文人，用全部收入来养护藏书这个古旧而奢侈的癖好，且乐在其中。
韦力在当今中国古籍收藏界的地位，可以用下面几个坊间传闻来说明。
韦力喜欢收藏活字本。中国是活字发明国，但中国流传下来的古书，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刻本，真正的活字本只占到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二，比例极低。因为很罕见，所以韦力把它当作专题来收藏。目前，韦力收藏的活字本大概有九百多部，是国内收藏活字本最多的藏书家。中韩“活字发明权之争”的时候，他就被中国印刷博物馆请去帮忙，因为他的藏品，是最有力量的证据。
韦力藏有一卷“辽代刻经”，国家图书馆没有，所以“国图”每次搞出版通史展览，都会将这一卷刻经借去。后来韦力觉得借来借去麻烦，便把书在“国图”存了三年。为此，“国图”还发给他一张奖状。
2009年前后，韦力曾以逾百万美元买下迄今发现最早的苏东坡诗集刻本《施顾注苏诗》。这部书在藏书界堪称神话，经世代名家递藏。到了乾隆时期，大藏家翁方纲得到此书后十分高兴，定于每年苏东坡生日那天举办“祭苏会”，邀请名士到家中诗歌酬唱，题写跋语。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1949年之前，还流传到了日本。民国大银行家陈澄中曾收藏过这部书，韦力手中那一册正是得自陈家后人。也有人鼓动韦力恢复“祭苏会”。韦力笑言，“可以办，但不能只是作些打油诗，或者撮一顿，就作鸟兽散。”
韦力藏书，只进不出。几十年收藏生涯，他至今没有卖过一本书。韦力称自己连书账都没有。鲁迅买书会记下花了多少钱，而韦力从不记账。“花了就花了，花了就没了。难得糊涂，比较痛快。”赞同近代著名民族实业家、古籍文物收藏家周叔弢的观点，韦力很多年来，再没有在自己的藏书上加盖过私章。
寻访、写作是向历朝历代藏书人的敬礼
韦力不但藏书，如今更多的精力投入在写书，相继出版了《古书收藏》《古书之美》《书魂寻踪：寻访藏书家之墓》《觅宗记：佛教八宗一派遗迹寻访》《书楼觅踪》等十多部著作。中国到底有多少藏书楼？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十多年来，韦力一直在寻找的路上，用寻访实录的方式，在他的心中，他在做的是对历史遗迹的考察，是以所谓的现实来验证文献，凡是和传统文化有关的人事，他都要去觅一觅。“正常情况下，每个月走10天，回来写20天。因为寻访没有依靠，虽然你明明知道这个遗迹很重要，它在今天却可能已经荡然无存。所以在寻访过程中需要不断查各种史料。”
韦力习惯一个人孤身寻访，而这种寻访式的写作，差点让韦力付出生命的代价。2013年4月24日，韦力独自到河南安阳拜谒灵泉寺，这里是玄奘去西天取经前拜访的第八个师父的所在地。当时，他正在寺院内察看石碑，突然，身边的一块大石碑毫无缘由地倒塌，砸中了韦力的左脚。韦力血流满地，在荒野中待了几个小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血流完就死了。”他急中生智，抓起地上的一块塑料布，拧成绳勒住了腿。一个偶然路过的出租车司机发现了韦力，把他拉到了当地医院，韦力回忆，“当时我疼得把护理床的床单都抓烂了，手上都是血。”回京后的治疗更是凶险。因为急切中勒住腿止血的塑料布太脏，韦力截肢后伤口感染，难以愈合，五次大手术后，韦力左腿膝盖以下部位全部截掉了。
经历一场生死，为了写书，韦力的“收藏”，多了一本残疾证。活过来后的韦力看人看问题的方法都不同了。唯一不变的是，他没有颓废。在家休息了一年多，戴着假肢，竟然又上路了。韦力说，“腿都跑断了，如果以后不跑了，多冤枉。”
不仅如此，韦力变得更加勤奋和执着，他现在每天上午准时到办公室工作，并且招聘了两个古文基础不错的打字员，上下午各一位，帮他做录入扫描这一类的工作。“我现在的文章都是口述。每天晚上6点半到11点半看资料，看完之后基本上一篇文章就构思出来了。第二天到办公室我口述，打字员录入。”那次事故让他的右手拇指也受了伤，所以韦力不得不借助打字员的帮助写作。“我突然意识到人生的无常。但是，我对书的挚爱，尤其是那毫无节制的展延，正是我乐观向上的最佳注脚。”韦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