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秦书day164：止戈为武，我们中国人内在的和平理念！
今天来讲一个“武”字，单讲这个字，主要是因为最近看了最新一期《典籍里的中国》，内心特别有感触，想写出来。再一来呢，我们中国人的和平理念源远流长，谨以此篇表达我的敬意吧。
一
自从人类进入国家文明阶段，战争就伴随着人们。古代某些强大的游牧部族，把掠夺和征服视为自己的“天性”，铁骑所至曾血溅亚欧大陆。近代殖民主义列强，以掠夺殖民地 为自己的“生命”，炮弹无所不及，曾把全世界瓜分殆尽，直至爆发两次世界大战，屠戮万千生灵。与这种“弱肉强食”的野蛮战争观相反，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奉行着“止戈为武”的理念。
“止戈为武”出自《左传▪宣公十二年》。《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了一则关于楚庄王“止戈为武”的故事。原文如下：
楚子曰：「非尔所知也。夫文，止戈为武。武王克商。作《颂》曰：『载戢干戈，载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尔功』。其三曰：『铺时绎思，我徂求定。』其六曰：『绥万邦，屡丰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故使子孙无忘其章。今我使二国暴骨，暴矣；观兵以威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犹有晋在，焉得定功？所违民欲犹多，民何安焉？无德而强争诸侯，何以和众？利人之几，而安人之乱，以为己荣，何以丰财？武有七德，我无一焉，何以示子孙？其为先君宫，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鲸鲵而封之，以为大戮，于是乎有京观，以惩淫慝。今罪无所，而民皆尽忠以死君命，又可以为京观乎？」祀于河，作先君宫，告成事而还。
上面这段楚庄王的话说了这么一则故事。楚庄王打败郑国之后，在撤兵回国途中又与晋军交战。楚军袭击了晋军的中军，晋军统帅荀林父见楚军来势凶猛，就击鼓下令说：“ 快上船过河，先过河的有重赏！”结果中军、下军的士卒，争先恐后地登船。一时间混乱，晋军损失惨重。
楚军获得全胜，将领潘党向楚庄王建议说：“我听说战胜了敌人要建筑一个纪念物，将来给子孙看，使他们不忘记先人的武功。我看您也该这样做，将晋军尸首堆积起来，封土为丘，来纪念这次的胜仗！”楚庄王摇头说：“你认识'武’字吗?'武’字是由'止’和'戈’两字组成的，'止戈’才是'武'！止息兵戈才是真正的武功呢。武功应该具备七种德行：禁止强暴、消除战争、保持强大、巩固基业、安定百姓、团结民众、增多财富。现在晋、楚两国交兵，士卒的尸骨暴露在野外，百姓生活不能安宁……这七种德行我一样也没有，用什么留给子孙？我是没有武功的。古代圣明的君主征伐对天子不恭敬的国家，那是惩罚罪恶。现在我们打败晋国，可晋国的罪过是什么？他们的军卒为了执行命令而战死，能说他们有错吗？还是先在黄河边上祭祀河神，然后回国吧！”
被孟子称为“无义战”的春秋，楚庄王即有“止戈为武”的想法，而且楚庄王还道出了“武”的七种德行，即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由此可以看出，在楚庄王那里，武力攻打不是目的，达成和平、禁止暴乱、安国全军才是目的。后来，我们知道，楚庄王成为一代霸主，这是有原因的。
二
这个“武”字，从造字的角度来看，属于会意字，由“止”与“戈”两个部件组成。早在甲骨文、金文时代，就以“止戈为武”为字形。东汉许慎在《说文》一书中说解“武”字时就引用了楚庄王的话。我们且不说，许慎或楚庄王的解释是否正确，但这至少代表了古人对“武”的理解。
春秋末期，出了一位军事理论家孙武。他用尽一生写就了《孙子兵法》一书，现在这部书被翻译成数十种语言版本而畅销全球，据说美国西点军校还用这本书作为教材，可见这部兵书在世界上的影响力。
孙武在《孙子兵法》开篇即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开篇这两句话，完美诠释了孙武最大的一个兵学思想即为“重战”、“慎战”。他的兵书被后世谈兵者当作兵书之祖，而被奉为圭臬。
孙武在世的时候，辅佐吴王阖闾取得了攻楚胜利，但当他看到了吴王阖闾开始骄奢淫逸的时候，他就进谏阖闾要“修功”、“保德”，不然会有危险的。可惜，阖闾并没有听他的话。果不其然，后来楚国成功赶走了吴国，甚至连吴国本土还发生了一次叛乱。也因此，孙武对阖闾心灰意冷，便隐居山野，不再出来辅佐。
从这里也可以看得出来，打仗取得胜利也许并不难，难的是如何在战后“修功”与“保德”；如何更好地巩固战果，如何让占领的土地实现和平，这不仅是摆在将领面前的难题，更是对一国国君道德的极大考验。这或许就是古人所说的“知易行难”吧。不过呢，尽管是难，但我们古人一直还是坚持着“止戈为武”这一理念。
古代出兵打仗，一直也讲求着一种天道与人道的平衡，这大概也是“止戈为武”的另一种体现。何谓正义之师？解民之吊悬，讨伐之不义，是为正义。所以“武王克商”一战在古代一直被历代君主奉为王者之师讨伐暴君的典型战例。
古代中国，作为一个悠久的农业大国，这就决定了我们最需要的是社会稳定，政治清明，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最怕的是天灾人祸，战乱频仍，生灵涂炭，田园荒芜。所以在我们的文献典籍里，但凡提到“兵”字眼的，无不是高度警惕的样子。比如《左传》说：“夫兵犹火也，弗戢，将自焚也。”(《隐公四年》)《老子》说：“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第二十六章》)《孙膑兵法》说：“夫乐兵者亡，而利胜者辱。兵非所乐也，而胜非所利也。”(《见威王》)《太白阴经》说：“先王之道，以和为贵；贵和重人，不尚战也。”(《贵和篇》)这些论述都反映了我们古人热爱和平与“知兵非好战”的理念。
秦汉之时，最强盛的时候，讨伐北方匈奴，也只是将匈奴赶到了漠北，然后在北边筑起了防御性的城墙。这一点也能看出，中原王朝所奉行的这一战争思想。
东汉光武帝刘秀，在晚年日夜给群臣讲论六经，绝口不言兵事。当臣下提议大举兴兵攻灭北匈奴时，他长篇引证《黄石公记》的“德政”予以严词拒绝。当太子刘庄向他请教攻战问题时，他说：“昔卫灵公问陈(阵)，孔子不对，此非尔所及。”这事被记录在了《后汉书▪光武帝纪》里。刘秀一心想用“柔远能迩”的“德政”怀柔天下，企图给后世留下一个永无战争的太平盛世。
但现实是残酷的，这更加激发了“止戈为武”的声音。故而“以战止战，虽战可也。”(《司马法·仁本》)“以杀去杀 ，虽杀可也。”(《商君书·画策》)“兵以销兵，然后兴兵；战以止战，然后合战。”(《投笔肤谈·本谋》)“兵以戢乱，非为乱也。”(《明太祖宝训·谕将士》)这也就是说，“止戈为武”的出发点和归宿，完全在于“止战”、“去杀”、“销兵”、“戢乱”的和平目的。
这大概就是“止戈为武”镶嵌在我们中华民族内心的和平基因。它既反映了我们文明礼义之邦的根本利益和要求，也主导了我们中国古典兵学的灵魂。
三
我们古老的中华民族，在春秋战国以前，不仅在政治上大讲仁义道德，而且在两军阵前也讲礼让之风。如所谓“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不以阻隘，……不鼓不成列”(《左传》僖公二十二年)，以及“义兵不用诈谋奇计”(《史记·淮阴侯列传》等等，都是这种礼让遗风的余绪。进入春秋战国以后，天下大战连绵，这种贵族之风逐渐消失殆尽。有人就悲观地认为，“兵者诡道”、“兵以诈立”、“奇正之变不可胜穷”，正是《孙子兵法》带来的。
其实呢，仁义道德、礼乐文明，是中华民族的理想所在。“止戈为武”、天下和平，是仁义道德、礼乐文明不可缺少的前提环境；诡诈用兵、“权谋”制胜，是“止戈为武”、天下和平的方法、手段和保证。这是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辩证关系，环环相扣，不可分割。尤其当天下动乱之时，“权谋”制胜便成为关键，有了胜利才有和平，有了和平才有仁义，否则一切都将落空，这是最明白不过的事情。因此，那种把“权谋”“诡道”与仁义道德分割开来的观点，认为孙子大讲“权谋”“诡道”就是否定仁义道德的观点是片面的，根本不能成立。
虽然以《孙子兵法》为最高代表的中国古典兵学，虽然揭示了许多战争规律，阐述大量“权谋”“诡道”的用兵之法，诸如“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出奇制胜”、“避实击虚”，“并敌一向，千里杀将”，“藏于九地”、“动于九天”，“决积水于千仞之溪”、“转圆石于千仞之山”，“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等等，都是无比凶险的战法，不胜枚举。但是，所有这些既不是孙武的本意和初衷，也不是孙武的核心。孙武的本意、初衷与核心只有一个，即“不战而屈人之兵”。
他在《谋攻篇》中说：“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这段论述表明，孙子把“不战而屈人之兵”视为最高原则，不论战略、战役或战斗，大自对敌全国全军，小至对敌一卒一伍，都要贯彻这个原则。不仅孙武如此，还有其他一些兵家、兵论，如《六韬·发启》所谓“全胜不斗，大兵无创”；《六韬·军势》所谓“善战者不待张军，善除患者理于未然，善胜敌者胜于无形，上战无与战”；《尉缭子·战威》所谓“道胜”；《淮南子·兵略训》所谓“义兵之至也，至于不战而止”；《汉书·刑法志》所谓“善师者不陈，善陈者不战”等等，简直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翻版。
但我们也知道，“不战而屈人之兵”要做到难度也甚大，因为有着太多因素左右着战场。不过，我们仍可以试想，古人这么坚持，必也有他们的考虑。大概，古人是把“不战而屈人之兵”当做“止戈为武”的最高境界。与“不战而屈人之兵”相对的是，“不得已而战”。古人虽然不愿意杀戮，但却不惧怕战争，这或许也是我们中华民族“止戈为武”的和平理念的最终选择乃至关键选择。
《司马法》有一句说得特别好，“故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站在如今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当下，面对霸权主义、恐怖主义和民族分离主义对和平的威胁，我们仍然需要用“不得已”而战的勇气来维护世界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