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政府部门做发言人，是这样一个差事

如今在政府部门做发言人不是好差事，尤其是出了敏感事件的时候，发言人除了通报事情本身，他们还会受到舆论的额外审视。念稿子，不合时宜的口气、表情和动作都可能被舆论揪住，舆论在一定程度上拿他们对应理想的政府形象，这会让没经过万众瞩目历练的发言人很紧张，几乎是他们的不可承受之重。

当年铁道部发言人王勇平在动车事故中被舆论吊打，他随口说的一句话“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被彻底漫画化。但是回过头来看，王勇平能够直面媒体，耐心作答，经常不念稿子，实属挺难得的。

有什么办法，舆论就是挑剔的，说好话原本就不是互联网舆论的天性。做发言人除了坚定、机敏，还需豁达，甚至脸皮厚一点。各地政府、各部门其实也需要这样。什么时候都别怪舆论，及时改正不足永远是最重要的。综观这些年的发言人制度，不能不说，虽然没少被舆论揶揄，但它在中国总体上是不断进步成熟的。

就拿疫情来说，去年武汉一开始的几场发布会搞得挺别扭，但是后来从武汉到全国，疫情通报越来越及时、熟练。前天石家庄的发布会招来舆论的不少负评，但昨天石家庄的发布会就好多了。而且老胡年轻的时候，中国只有外交部和极少部门有发言人，如今还有哪个地方和部门没有发言人呢？据老胡知道，一旦某个地方出了事，当地又想把信息通报往后拖一拖时，北京的宣传主管部门就会使劲催他们快点、快点，甚至会派人去“督战”，要求及时通报情况。这真的是进步啊。

老胡想说，中国的信息透明仍有继续推进的空间，各地和各部门谁往前步子迈得大一点，谁将拥有更多的主动。那些在敏感事件上发言不那么成功的人，当然要总结教训并加以改进。同时，他们很可能是自己所处环境中较早吃螃蟹的那一个。从长期看，他们大多都有值得尊敬之处。

公众当然有挑发言人毛病并予以批评的权利，批评是进步的动力。同时我也希望大家对发言人制度不断成熟的过程有大的肯定和包容。中国的前行很多时候都是通过挺复杂的互动实现的。我们都首先生活在很具体的情境中，它给了我们种种情绪。另外，我们需要有时候超越那些具体的情境，有一些更豁达的彼此理解和惺惺相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