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贞观年间的内府收藏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比较繁荣的时期，无论是经济，还是艺术文化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使得艺术品收藏市场也十分兴旺。而当时的皇家宫廷机构，内府收藏数量远远超过了前代，成为中国鉴藏史上的一个高峰。
一、内府的收藏机构与鉴藏家
唐代皇家极力倡导收藏，尤其到了唐太宗李世民。其在做秦王时(公元618年—626年)，对书画已颇有兴趣，府中学士在辅佐之余，时常为其书画鉴定题跋。至登基以后，原来的秦府学士也多以官兼弘文馆学士。他们大都以书学者出生，可以想见听政之余君臣相与谈书论帖的盛况，为此宫廷还专设负责鉴藏的机构。至贞观年间，内府的艺术品收藏机构主要有秘书监、弘文馆等。而收藏书画最为著名者，莫过于弘文馆。这在元黄潜《唐会要·跋馆本十七帖》中就有讲到：“开元六年命整理御府古今工书钟、王等迹，得一千五百一十卷，视贞观时无所增减。龙朔三年，装进馆内法书，至九百四十九卷。然则当时馆本，必不止《十七帖》。”由此可见，其时弘文馆的收藏规模。然对于弘文馆的具体位置，《唐书·儒学传》称“殿左置弘文馆”，看来弘文馆应在宫城内弘文殿左侧。据传在贞观时还有过两次搬迁的过程，但相比宫城之南且位居皇城西南含光门街的秘书省，弘文馆的选址则优越得多。它在宫城内，皇帝听政之隙往往居此，书画名迹入藏馆中可谓顺理成章。
作为宫廷内府收藏机构的弘文馆，其珍藏的书画名帖常以摹本的形式流入市场。弘文馆摹帖可以说是享誉千古。正如褚遂良《乐毅论记》所言：“贞观十三年四月九日，奉敕内出《乐毅论》，是王右军真迹，令将仕郎、直弘文馆冯承素模写，赐司空、赵国公长孙无忌，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左仆射、梁国公房玄龄，特进、尚书左仆射、申国公高士廉，吏部尚书、陈国公侯君集，特进、郑国公魏征，侍中、护军、安德郡开国公杨师道等六人，于是在外乃有六本，并笔势精妙，备尽楷则，褚遂良记。”不仅如此，连皇帝都会亲自参与并命令臣下摹拓。唐何延之《兰亭记》说：“帝命供奉榻书人赵模、韩道政、冯承素、诸葛贞等四人，各榻数本，以赐皇太子、诸王、近臣，今赵模等所榻在者，一本尚值钱数万也。”可知对书画摹本的重视。
唐初《兰亭序》《乐毅论》等名作流传民间最早者，当属弘文馆摹本。且摹本“笔势精妙，备尽楷则”，虽下真迹一等，然唐时一本却己索价高达数万。时至今日，其原迹皆亡佚不传，而传世种种摹本刻本，其祖本也多出自弘文馆本，因此弘文馆本是名迹流传千年之最大功臣。就如今日所见如拓本《十七帖》、传为冯承素摹本《兰亭序》，虽经传写，略显失真，但今人仍能据此想见原作丰神。若无弘文馆本之摹榻传写，今人岂能有此眼福？
贞观年间，内府机构珍藏的古籍亦十分可观。据《唐会要》记载：“太宗初位。大阐文教。于宏文殿聚四部群书十余万卷。于殿侧置弘文馆。”除鉴藏功能外，弘文馆亦招收大量学生精习艺术。弘文馆自设立伊始，便招收书学生，《唐六典》卷八有云：“贞观元年，敕见任京官文武职事五品以上、子有性爱学书及有书性者，听于馆内学书，其法书内出。其年有二十四人入馆，敕虞世南、欧阳询教示楷法。黄门侍郎王珪奏：‘学生学书之暇，请置博士，兼肄业焉。’敕太学助教侯孝遵授其经典，著作郎许敞宗授以《史》《汉》二年，珪又奏请为学生置讲经博士，考试经业，准式贡举，兼学法书。”
皇帝性喜法书鉴藏，法书名作多入藏弘文馆，又“内出法书招五品以上子嗣入馆临习，命欧虞教示楷法，置书学博士、讲经博士，己见最高学府之雏形”。贞观二年复置书学为国学之一，可谓唐初书学之盛即始于贞观年间作为内府机构的弘文馆收藏与弘文馆书学。
由于内府馆藏名迹的丰富，为了辨别真伪，急需一大批精通鉴定的大家。贞观时期的内府鉴赏家，在古书画鉴定方面亦颇有作为。唐初逢太宗集天下名迹的盛世，更是鉴赏家云集。在其做秦王时，即有薛收、褚亮、虞世南专门负责鉴定；之后据《历代名画记》卷三《叙自古跋尾押署》载，参与内府鉴定的鉴赏家更有长孙无忌、房玄龄、高士廉、魏征、杨师道、苏歇、韦挺、褚遂良等人，皆一时之隽。鉴赏家当中尤以褚遂良为最，乃古今鉴赏家中集大成者，总领贞观朝的书画鉴定事务，成就斐然。《唐朝叙书录》记述了魏征荐褚遂良侍书等事：“至(贞观)十年，太宗尝谓侍中魏征曰：‘虞世南死后，无人可与论书。’征曰：‘褚遂良下笔遒劲，甚得王逸少之体。’太宗即日召令侍书。尝以金帛购求王羲之书迹，天下争费古书诣阀以献。当时莫能辨其真伪，遂良备论所出，一无并误。”
贞观书画装裱编目，品鉴推敲几经惨淡经营，鉴定家们尤以整理王羲之书迹著称，六朝以来王羲之名迹的考鉴或莫过于此；当时在书画上的题跋，每见十数人题名，考核精审无比，从中可见贞观书画鉴藏的兴盛。
贞观十三年，是年太宗出金帛购求王羲之书迹，参与鉴定人数空前，多至十四人，前代未见。更有褚遂良为之“备论所出，一无并误”。徐浩、张怀灌及佚名《唐朝叙书录》都有记述遂良鉴定事迹。其后自贞观十九年为止，唯褚遂良题名俱见，系总领其事者，当无疑义。所以贞观朝的书画鉴定，因太宗以帝王之力搜访天下王书得以发达，又因褚遂良监领，委任得人，而臻于巅峰。
二、内府收藏品与作伪
那么，贞观年间内府到底收藏了多少名迹呢？事实上，唐初皇家内府的名画收藏已十分可观。据唐裴孝源《贞观公私画史》序称：又集新录官库画，总二百九十八卷，二百三十卷是隋室官库，十三卷是左仆射萧璃进，二十卷杨素家得，三卷许善心进，十卷高平县行书佐张氏所献，四卷褚安福进，近十八卷先在秘府，亦无所得人名，并有天和年月。其间有二十三卷，恐非晋宋人真迹，多当时工人所作，后人强题名氏。时贞观十三年八月望日序。”裴氏此序，仅录内府名画，以隋室官库藏品为大宗。又按《历代名画记》卷二《论鉴识收藏购求阅玩》中记载：“国初左仆射萧璃及许善心、杨素、褚安福家并进图画，兼隋代所有，乃成林数。”《叙画之兴废》又称“疑即出裴氏二百九十八卷之数，而改为整数。则裴氏所录即唐初藏品，隋官库画而外，约略可知唐初名画进献，然而未及法书。太宗践柞以来锐意搜求，尤以征集王羲之法书不遗余力，四方靡不翁然进奉。人间遗珍归于天府者，莫著于名公巨卿所上贞观藏品的数量。而法书经太宗征求，收藏渐富”。可知贞观收藏的名迹众多，其中法书最多的为王羲之。
据史料记载，贞观藏品确切的就有钟繇的《荐季直表》，曹植《赠王仲宣诗》，阮籍《仆示帖》，王羲之《大急就》、《言叙帖》、《大道帖》，王献之《送梨帖》，史道硕《摹八骏图》，曹弗兴《兵符图》，李思训的《江帆楼阁图》，顾恺之《洛神赋图》、《清夜游西园图》，阎立本《林邑进鸡鹅图》、《历代帝王图》，周昉《簪花仕女图》，嵇康《知弟帖》、《七贤帖》，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山涛《魏聊帖》，刘伶《战国帖》，韩干《牧马图》，等等。
太宗登基以来，较之秦王时更广搜名迹。尤醉心于书画收藏，最为推崇王羲之的法书。因而内府珍藏冠绝千古，君臣多于此用力，经籍亦为之黯然失色。王羲之的法书，经御制《晋书·王羲之传赞》竭力榆扬，由是王书渐成我国书法正统，书圣地位至今不可撼动。太宗曾不惜出御府金帛购求王羲之书迹，广罗人间遗珍，羲之一人的书迹，竟占内府法书十分之一。
直至太宗贞观二十三年临崩，仍念念不忘嘱高宗将《兰亭》随葬昭陵，收藏阅玩竟倾心至此。太宗有关收藏最晚记载，即《兰亭》之陪葬昭陵，最早见于唐何延之《兰亭一记》，言之甚详。而言陪葬昭陵出于褚遂良之请，则始于宋钱易。其《南部新书》丁云：“《兰亭》者，武德四年，欧阳询就越访求得之，始入秦王府。麻道篙奉教榻两本，一送辩才，一王自收。篙私榻一本。于时天下草创，秦王虽亲捻戎，《兰亭》不离肘腋。及即位，学之不倦。至贞观二十三年，褚遂良请入昭陵。后但得其摹本耳。”对于太宗命整理贞观藏品所知最早之纪年，据《法书要录》载，或始于贞观六年(632年)：“贞观六年正月八日，命整理御府古今工书钟、王等真迹，得一千五百一十卷。”
是时内府收藏名作甚富。就拿褚遂良来说，因鉴定整理内府藏品就得遍观历代名作，更得临写、钩摹内府法书，如《永兴帖》《黄庭经》《兰亭序》《十七帖》《宫舍帖》等众多临本，为累世藏家所宝，可见数量惊人。加上褚氏临王帖之妙屡见于唐人记述，临本亦多见收藏著录，其精于王羲之法书鉴别正可由此想见。此外，弘文馆帖中如王羲之《十七帖》，草帖有褚遂良的释文。宋代鉴赏家米芾亦对褚氏题跋推崇备至，其《书史》说：“晋太宰中书令王献之，字子敬。《十二月帖》前有绢小帖，是褚遂良，题曰《大令十二月帖》。此帖运笔如火筋画灰，连属无端末，如不经意。所谓一笔书，天下子敬第一帖也。”
贞观内府所藏有沿袭前代伪作，而贞观独尊王羲之，竭力搜求过于前代，射利之人投其所好，同时人以他书充作王书者亦当不在少数。贞观作伪最著名者，莫过于李怀琳唐窦泉《述书赋》云：“爱有怀琳，厥迹疏壮。假他人之姓字，作自己之形状。高风甚少，俗态尤多。吠声之辈，或浸余波。”
窦蒙书中又称：“李怀琳，洛阳人。国初时好为伪迹，其《大急就》称王书，及《七贤书》假云薛道衡作叙，及《竹林叙事》并卫夫人，咄咄逼人。《秘康绝交书》并怀琳之伪迹也。有姓谢名道士者，能为茧纸，尝书《大急就》两本，各十纸，言词鄙下，跋尾分明，徐、唐、沈、范，踪迹煊赫。劳茹装背，持以质钱。贞观中，敕频搜寻，彼之钱主封以诣阙。太宗殊喜，赐缣二百疋。”
窦泉虽贬斥怀琳高风甚少，俗态尤多，而能载之于《述书赋》，想亦颇有可观处。其伪作王羲之《大急就》，又上伪作《七贤书》，卫夫人《和南帖》、秘康《与山巨源绝交书》，均是时人以为奇货可居的珍品。待怀琳上别本《大急就》，得待诏文林馆，实为莫大的赏赐。米芾《书史》谓：“《法书要录》所载《七贤帖》，太宗知其伪，爱之，以‘贞观’字印之入御府。因献书而授官职，绝非泛泛之辈。故米带亦称其书为“贞观间一种伪好物”。怀琳而外，窦蒙注中又述谢道士作伪事迹，可见作伪之风盛极一时。
三、贞观内府书画的管理
贞观内府书画收藏的管理是多样的。其内府常以收藏印章为标识来统一管理，唐以前内府未见收藏印记。如在隋朝，此类押署始带官衔，列于名作之后，然没有押缝题名或鉴赏印。鉴赏家奉诏整理书画，于藏品纸缝及前后题名，定其真伪，称为跋尾押署。此类跋尾押署，作为书画递藏阅玩的证据，以及更好地管理书画，备受当时及后世所重。唐代，“贞观”印见于载记最早者当推时人徐浩《古迹记》及韦述《叙书录》。徐浩《古迹记》中说：“太宗皇帝肇开帝业，大购图书，宝于内库，钟拜、张芝、芝弟爬、王羲之父子书四百卷，及汉、魏、晋、宋、齐、梁杂迹三百卷。贞观十三年十二月，装成部帙，以“贞观”字印缝，命起居郎臣褚遂良排署如后。”然韦述《叙书录》则云：“自太宗贞观中搜访王右军等真迹，出御府金帛，重为购赏，由是人间古本，纷然毕进。帝令魏少师、虞永兴、褚河南等，定其真伪。右军之迹，凡得真行二百九十纸，装为七十卷；草书二千纸，装为八十卷；小王及张芝等，亦各随多少，勒为卷铁，以‘贞观’字为印印缝及卷之首尾。”
这种押印形式管理藏品的方式还属贞观首创。唐世因袭，押缝题名则为“贞观”印所取代，堪称历代内府鉴赏印之鼻祖。由此确立内府书画押署、鉴赏印二者并举的新形制。贞观押署，张彦远《历代名画一记》卷三《叙自古跋尾押署》记述最详，计有贞观十一至十九年共9年的押署，知书画整理随进献、征集而持续进行。贞观押署，侯君集犯法后将其名揩去，是第一次变动；嗣后藏品流入民间，待开元再次征集，多割去贞观题名，而民间私存者，题跋仍有完整保留。
又据《历代名画记·叙古今公私印记》载“太宗皇帝自书‘贞观’二小字，作二小印”，并附有印章图示，始知二字出太宗亲书。由此可知“贞观”印之概观，至于印文样式及其真伪却未见提及。然古今内府鉴赏印，“贞观”印当推为最早。首创年号印，后世内府鉴赏印皆有此一体，其中知名者，如唐代有玄宗“开元”，宋代有徽宗“政和”“宣和”，高宗“绍兴”，元代有文宗“天历之宝”。清代有高宗“乾隆御览之宝”印，“嘉庆御览之宝”，莫不承其遗风。
除署押印章外，贞观年间，内府同时还以分卷、编目与装裱的形式管理书画。贞观印跋每为后代所法，装裱、分卷、编目，亦案然大备。其装裱之美，与卷次、编目之精审，俱深见用意。以三者相互牵舍，今并举合论。内府书画编目，自刘宋及至清垂两千年来屡见不鲜，影响兼及私家目录，真美术史上洋洋一大观。内府藏品浩如烟海，非私家可比，故编目之作，由来尚早。
贞观书画编目，史文亦不乏记载。裴孝源《贞观公私画史》曾录出内府收藏名画，然无从考见编目体例。宋董道的书画跋多见“存于贞观而入录”“入贞观录也”“唐贞观已入录邪”等语。其《广川书跋》卷六跋《羊欣薄绍之帖》称“唐贞观中，欣书得正行腹二十余纸，绍之行书四纸仅存，不知此帖在唐录中为第几纸”。以董氏考证精当，凡涉及贞观编目的著录，虽有些凭主观猜测，但是唐代实行书画编目来管理却是事实。宋张来《柯山集》有“跋唐太宗画目”，定为太宗真迹；又元初周密《云烟过眼录》卷下称“又见伯机仲山言有《贞观御府书画谱》。以上三者，余皆未之见也。”伯机即元代书家鲜于枢。以上是史籍关于贞观内府书画目录的一记载，然均未见其传本。可以推知，大约贞观书画目录宋时己罕闻流传人间，赏鉴家偶得传本，己珍若拱璧，秘不示人。贞观书画目录今存者，则有褚遂良《右军书目》，亦为传世王羲之法书目录最早者。
要论书画整理编目，不可不言王羲之。言王羲之，则不能不提《右军书目》。此书得以流传至今，价值之巨可知。贞观内府是否忌讳帖文吉凶？沈括《梦溪笔谈》卷一七称：“晋宋人墨迹，多是吊丧问疾书简。唐贞观中，购求前世墨迹甚严，非吊丧问疾书迹，皆入内府。士大夫家所存，皆当日朝廷所不取者，所以流传至今。”按此不过徒有其说，观《右军书目》中报丧等帖不一而足，爱举帖语可据他书补足者数例为证。
贞观装裱家皆有特色，而装裱亦极尽珍华藻绣之美。唐武平一《徐氏法书记》述之最详：“泊大圣天后御极也，尤为宝音。平一韶乱之岁，见育宫中。切睹先后阅法书数轴，将榻以赐藩邸。时见宫人出六十余函于亿岁殿曝之，多装以镂牙轴紫罗镖，云是太宗时所装。”据武平一所述，法书装裱多是镂牙轴紫罗襟。襟首题篇目、行字等数，足证《右军书目》所载每帖行数，本从原迹录出。
此外，有的还以小字真书释文或帖于每行大字侧，以进一步说明所珍藏的名迹，便于管理。此多出褚遂良奉诏所书。章草、草书字迹皆不易辨，当均有释文，武氏所谓“章草书”或指章、草二书，亦未可知。唐人草书《十二月相闻书》，凡每行左侧皆附书小楷释文，与褚氏所作释文应有相类，但帖于字侧，较之径书纸上，似犹显矜重。
对唐代的内府收藏的探析，可以更好地反观当地的收藏市场，给予我们很好的启迪和借鉴。（吕友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