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万亿之后,泉州选择“拥抱”厦门

城市进化论

探寻城市路径,揭秘经济逻辑01-21 09:46

2020年,泉州终于跻身“万亿俱乐部”。

1月19日,根据泉州市委机关报《泉州晚报》报道,经初步核算,去年泉州市完成地区生产总值10158.66亿元,增长2.9%。

作为连续22年位居福建经济首位的最强地级市,泉州使福建完成了万亿城市零的突破,然而这份“优越感”并没有维持太久——

眼下,中国“万亿俱乐部”正迎来最大扩容潮,今日福州市统计局通报,经初步核算,2020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达10020.02亿元,同比增长5.1%,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

611、555、139亿元,这是过去三年泉州与福州之间的GDP差值。作为省内“万年老二”的福州, 在“强省会”战略的影响下,如何实现经济逆袭,是今年不少人预设的剧情。

不可否认,泉州慢下来了。这种慢不仅是经济增速,更体现在转型升级的速度。外界有声音认为,作为制造业大市的泉州,工业经济是其立身之本,但较慢的转型升级速度不足以支撑泉州经济更进一步。

如何突破瓶颈?泉州瞄向“跨江结盟”。

在最近发布的十四五规划相关建议中提出,泉州提出将推动“跨江发展、跨域融合”战略落地见效,在具体措施中,位于晋江南侧的“厦门”更被提及9次之多。

厦漳泉同城化走向下一个十年,这次泉州似乎更主动了点。

“带头大哥”之争

位于曾一度与长三角、珠三角齐名的“闽三角”,又与厦门、漳州同属沿海经济开放区范畴,泉州的发展一直与区域的协调发展紧密相连。

2002年,福建定下“比全国提前三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位于闽东南的福州、厦门、泉州和漳州地区被列入第一层面,赋予更高更快发展的重任。

在“抱团合力发展”的思路下,福建制定“开展城市联盟工作总体框架”,厦门、漳州、泉州三市的城市联盟试点工作于2003年正式启动。

国家统计局官网的一则分析报告曾详细分析了该联盟的基础。据其比较,三座城市各有优势、各具特色:

泉州民营经济发达,经济总量居全省之首;厦门是国家经济特区,已构建了拥有国际性港口的海湾型风景城市框架,跻身全国城市综合实力十强;而漳州则依托“国家级外向型农业示范区”和“海峡两岸农业合作实验区”两个载体,农业经济发达。

但作为“经济上的金三角”,竞争态势却愈发明显。2002年,泉州市GDP达1223亿元,是厦门、漳州的总和。在此基础上,泉州提出“淡出闽东南,发展大泉州”的发展思路。

该分析报告也指出,三座城市缺乏协调发展机制,制约其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在漳州期望参与分享发展红利的同时,泉州与厦门受行政区划的影响,面临产业外移的危机。

福建一直有意拉拢三市,效果却并不尽如人意。

2011年,三市签署《厦漳泉大都市区同城化合作框架协议》,并于第二年正式启动同城化相关措施。2014年,《福建日报》刊登报道称,由于三城诉求不同,导致同城化进展举步维艰。

时任省政协常委叶顺煌曾举例说,《厦漳泉大都市区同城化发展总体规划》的编制历时两年,却迟迟不见公布;三市党政联席会议只开两次,第三次因分歧大于共识,想开而开不成。

泉州是三方合作中矛盾较为突出的一方。外界普遍讨论,一方面,其与厦门之间“谁来牵头”的问题争论不休,另一方面,泉州自身“一体化”的问题仍然待解。

十三五期间,泉州曾定下“环湾、向湾、同城化”的发展策略。据更早前当地媒体报道,所谓“环泉州湾城乡一体化”,更具体是从过去“一核集中”向“多心多极”的方向转变,在泉州主城的基础上同步发展晋江主城。

换句话说,由此,“小马拉大车”的泉州开始谋划跨越晋江、向南发展之路,而厦门、漳州正位于晋江的南侧。

“工业城市”的瓶颈

泉州开始转向,一方面源自其自身产业的发展需求。

十余年前,在讨论三市合作时,一种观点一度占据上风:厦漳泉之间的关系,厦门和漳州的关联度更强,而泉州和厦门有太多相似的地方,比如泉州“海湾型港口工贸城市”的定位就与厦门的“海湾型”城市雷同。因此,在招商引资上,区域竞争“残酷”。

但在十年的发展过程中,来自市场的分工关系渐明。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丁长发回顾去年两市的发展历程指出,随着厦门土地资源面临瓶颈、土地成本不断抬升,当地产业已经形成向泉州、漳州两市外溢的趋势,并使两方比较优势愈加明显。

比如,2017年厦门的三安光电与福建泉州及其下辖的县级市南安签署333亿的投资合作协议,并同步在当地开工“泉州芯谷”项目。

与厦门相比,泉州市域面积达11000多平方公里,面积较大,土地资源、劳动力资源都更便宜,包括三安光电、乾照光电等多家知名光电企业均已在泉州的南安、安溪等地大规模投资,发展‘飞地经济’。

丁长发指出。

制造业加速再布局,进一步扩大了泉州的制造业在量与质两方面的优势。

据泉州2019年的统计公报显示,在三次产业投资中,第二产业投资以8.1%的增速位居首位。

其中,在基础设施投资下降的同时,其工业投资增长9.1%,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32.4%;先进制造业投资增长12.8%,占比也达到了14.1%的水平。

在此情形下,泉州第一、二、三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0.7%、63.0%和36.3%,二产的优势地位格外突出。

工业经济的“独大”,也让泉州不得不面对“工业城市”的瓶颈。

一个例子是,泉州人口增长一直较为缓慢。观察过去10年人口变化,泉州常住人口每年增量基本维持在4万到8万之间,且近年来有下降趋势;若排除自然增长人口,泉州人口机械增长量则一直维持在低增长水平。

泉州2010-2019年人口增量变化(单位:万人) 数据来源:地方统计局

丁长发认为,受限于城市的整体产业结构、环境和品牌等因素,近年来泉州对人口的吸引力趋于弱化,在城市提档升级的关键时期,难以提供与之相匹配的人力资源。相较之下,厦门的人才吸引力占优势,因此,要加速完成“智造”的转型,加强与厦门的合作已不容忽视。

具体而言,他建议,一方面,在教育、医疗等厦门优势领域,泉州加快与之合作,并由此提升自身城市软环境条件;另一方面,当地在进一步提升制造能力的同时,可考虑将更多涉及研发、商务等上下游部门迁至厦门,既借智借脑,又合作共赢。

强强合作的向心力

城市间的竞争与合作、辐射与靠拢、前沿与腹地,随各种因素不断变化。

历史上,作为马可·波罗的“同侪”,意大利人雅各·德安科远渡重洋来到泉州,将游记手稿写成《光明之书》。

当时的晋江俨然显示出国际大港的姿态——来自阿拉伯、印度、锡兰、爪哇甚至意大利的商船飘荡在晋江江面,无数油灯与火把在江面反射下映照出一座当时的“不夜城”。

而随着时代变迁,曾经作为泉州府南安县最南境一座小岛的厦门,逐渐站上高位。特别是在成为计划单列市、获批建立经济特区后,厦门在闽南地区的中心地位愈加凸显。

对于两市的定位,省内也曾进行过一系列调整。

据丁长发介绍,早在1993年,福建就曾提出“以厦门为龙头”的发展战略。2003年,福建出台《关于发展壮大中心城市的若干意见》,福州、厦门和泉州三市被定位为福建的三个中心城市,并形成以三市为核心的城市圈,带动全省其他城市发展。

但2018年,情况又有变化。福建将原来三个城市群进一步合并为两个,其中闽东北经济协作区以福州为核心,闽东南经济协作区以厦门为核心;其中,重点建设福州、厦漳泉两大都市圈。

在不久前出炉的十四五规划建议中,福州与厦门成为福建省内的两个“龙头”,曾经的“中心城市”泉州基本仅出现在厦漳泉同城化的范畴内。

在此情形下,找准定位,对于泉州就显得尤为重要。

厦门已率先有所行动。去年10月,厦门召开总部经济发展大会,安踏等泉州企业出现在大会现场。坊间讨论称,在对总部经济“讳莫如深”十余年后,厦门开始高调布局新一轮总部经济发展。

而“把厦门打造成东南沿海重要的总部经济聚集地”的谋划,需要泉州、漳州等城市的共同参与。

而在迈过“万亿”台阶之后,“守擂”的泉州应作何选择?

在丁长发看来,两市均应该找出合作的向心力。在市场的合作需求下,两地政府有必要扩大合作的基础。

比如,考虑到泉州五大千亿产业集群之一的石油化工产业,厦门的石化企业能否进一步投资泉州?而对于厦门,能否改变发展思路,进一步提升经济滴漏和辐射效应?

他举例说,漳州角美镇此前计划开通到厦门岛内的公交,但曾遭遇障碍。“厦门土地财政依赖度较高,2019年房价居全国前列,基础设施通了,大家就可能不来买高价的房子。”

数据显示,2019年厦门土地财政依赖度超过50%。丁长发认为,厦门需要学习深圳,找到摆脱土地财政、以技术带动经济发展的出路,而这也需要更多来自泉州等地企业在产业再布局上的帮助。

短时间的阵痛或许不可避免。但正如丁长发所言,城市的目光应该放长远,从单个城市的区域内竞争向与更发达区域竞争转变,因为只有整个区域向好,区域中的城市才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文字 | 杨弃非

来源 | 城市进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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