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歇尔·福柯：逃逸的力量 | 西东合集
你已进入。在这里，你被十幅画包围，它们有一间屋子那么长，并且每一扇窗都被仔细地关上。
你，反过来，不是处在监狱里，就像你看到的那些让自己一脸呆滞并使劲推着栅栏的狗？
不像来自古巴天空的《群鸟》，《群狗》既不属于一个确定的时间，也不属于一个特殊的空间。[1]它不是关于西班牙，希腊，或苏联，巴西或西贡的监狱；它是关于监狱本身。但监狱——杰克逊对此已给出了证词[2]——如今是一个政治的场所，也就是一个让力量诞生或显现的场所，一个让历史形成，让时间涌起的场所。
《群狗》不是这样一个关于形式，或关于色彩的变奏，不是像《群蛙》一样的运动。它们形成了一个不可逆转的系列，一个无法掌控的断裂。不要说：一段历史因为画布的并置而出现；而要说：一个最初在振动，随后从画布里冲出的运动，真地跨越了它的界限，为了铭刻自身，为了在随后画布上继续自身，并让所有的画布同一个巨大的运动一起颤抖，那个运动最终逃避它们并把它们留在了你的面前。绘画的系列，而不是对已然发生之事的详述，诞生了一种力，它的历史可以被描述为其逃逸和其自由的涟漪。绘画至少在这一点上和话语一样：当它诞生一种创造历史的力的时候，它就是政治的。
观察：窗户是白色的，如此以至于禁闭获得了统治。既没有天空也没有光线：内部不能被瞥见；再也没有什么去冒险渗透它。不是一个外部，存在着一个纯粹的外部，中性的，不可通达的，没有形式的。这些白色的方块并不指示一个人可以远远地看到的一片天空和大地，它们意味着一个人在这里，而不在别处。在古典绘画中，窗户允许一个内部在一个外部世界中被置换；这些茫然的眼睛把阴影固定、铆定和锚定在原本只知道黑夜的墙上。全然无能的象征。
权力，顽固的和不动的权力，刚硬的权力：这是勒贝罗尔绘画中的木头。在画布上叠加的，被一个人能够找到的最强力的胶水粘上去的木头（“一个人若不把画布拔起就不能把它们拔起”），它们同时在绘画当中和其表面之外。在这些没有时辰的黑夜中间，在这片没有方向的黑暗里头，木棍的残片就像时钟的指针一般，但标志着高度和深度：一个垂直的计时器。当狗休息的时候，棍子直悬着；它们是《监牢》的一动不动的警卫，是沉睡的《被定罪者》的唯一的看守，是《酷刑》的尖矛；但当狗被装进去的时候，木头变长并成为一道栅栏；它是《监狱》的可怕的单独关押；《被激怒者》用力推着它的门，《囚徒》使劲挤着它的窗：仍然并且总是权力的水平的警棍。
在监狱的世界里，就像在狗的世界里（“躺下”和“直立”），垂直不是空间的一个维度，它是权力的维度。
它统治，它俯视，它威胁，它摧毁；一个巨大的建筑的金字塔，上和下；命令从高处吠叫着传来，落到底下；你被禁止在白天睡觉，在夜间清醒，你要笔直地站在看守面前，要在典狱长面前立正；因为想在看守面前睡觉，你在地牢里被打垮，或被绑到束身的床上；最终，带着清楚的良知，你吊死了自己，逃避漫长禁闭的唯一手段，站着死去的唯一方法。
窗户和棍子彼此对立，但形成了一个配对，作为权力和无能。棍子，在绘画之外，带着其悲惨的笔直，它被粘到画上，打破了黑暗和身体，直到流血。相比之下，被再现的窗户，带着绘画的有限的手段，无法向任何的空间敞开。一者的笔直压迫并突显另一者的无权：它们在栅栏中交错。并且，通过这三个元素（栅栏—窗户—棍子），这幅绘画的光辉从魅惑的审美和力量中撤出，进入了政治——力和权力的斗争。
当窗户的白色表面以一种巨大的蓝色为背景，闪耀而出的时候，这是决定性的时刻。这一突变生效的画被题为《内部》：划分发生了，内部开始向一个空间的诞生，不顾自身地，打开自身。墙从上到下裂开：可以说是被一把蓝剑劈开。曾在棍子的前景中标志着权力的垂直性，如今为自由而深挖。撑着铁丝格子的垂直的棍子没有阻止旁边的墙裂开。鼻口和爪子，带着一阵强烈的喜悦，一阵激奋的颤栗，投身于对它的打开。在人的世界里，没有什么大事透过这些窗户而发生，但通过这些墙的顺利的推倒，发生的总是一切。
不管怎样，无效的窗户在随后的画布（《禁闭》）上消失了：扒住一面墙的突起部分，狗，直立着，但已经有点下蹲，后退，以便进行猛扑，它在它面前的蓝色的无限表面上向外观望，只有两根被钉住的桩子和一个破旧的铁丝网格把它和墙面分开。
一次跃起，表面回旋。内部的外部。从一个没有外部的内部到一个不留任何持立之内部的外部。视角和反拍视角。白窗被模糊了，我们面前的蓝变成了一个人留在身后的一面白墙。这一跃，这一力的打断（它没有在画布上得以再现，但在两张画布之间，在其邻近的闪电之爆发中，无言地生产着自身），足以颠覆所有的符号和价值。
垂直性的废除：自此，一切都依照快速的水平性来逃逸。在《美》（这个系列里最“抽象”的一个：因为它是纯粹的力，是从黑夜中浮现的黑夜，在日光中将自身雕琢为一个振动的形式）中，无能的棍子这一次指定了一个被强制的柱廊。从看似仍孕育着它并用它形成一个身体的黑暗里冲出，一头野兽逃逸，脚先着地，阴茎勃立。
宏大的压轴之作展开并延伸出了一个至此从整个系列中缺席的新的空间。它是横截性的绘图；它在过去的黑色堡垒和未来的彩色云彩之间被分成两半。但横贯其整个长度的，是一道飞奔的痕迹——“逃逸的标记”。似乎真理踏着一只鸽子的脚步，轻柔地到来。力也在大地上留下了爪痕，其逃逸的签名。
在勒贝罗尔那里，有三个宏大的动物系列：首先是鳟鱼和青蛙；其次是群鸟；而这里是群狗。每个系列不仅符合一种别异的技术，而且符合一个不同的绘画行为。青蛙和鳟鱼在杂草、卵石和打旋的溪流中迂回进出。运动是通过相互的错位来实现：色彩滑过其原初的形式，并在它们旁边稍远一点的地方，建构漂移的、被释放的斑点；形式在色彩下面相互置换，并促使一种紧张地搐动或表现的线在两个固定的平面之间兴起。由此，它产生了某一绿色当中的一个跳跃，透明中间的一个抛投，透过蓝色反射的一种速度的秘密爆发。来自底下的动物，水中的动物，土里的动物，湿润的泥土当中的动物，在水和土内部形成并分解的动物（有点像亚里士多德的老鼠），青蛙和鳟鱼只能被画成和它们有关的，并且通过它们来散布的。它们自身就带着逃避它们的世界。画家在它们隐藏自身的地方捕获了它们，为的是释放它们并让它们在描摹其踪迹的运动中消失。
鸟，如同权力，来自高处。它击倒那同样来自高处的力，它想主宰力。但，在它接近这比太阳更加活跃也更加灼热的大地之力的时刻，它瓦解并坠落，它失位了。在《游击队》系列里，鸟—直升机—伞兵旋向太阳，脑袋朝下，已被死亡击中，在最后一个筋斗里，它们在它们周围把死亡缝上。在布鲁盖尔，一个被太阳击中的极小的伊卡洛斯坠落：这发生于一个劳作的日常农村的冷漠。在勒贝罗尔那里，带着绿色贝雷帽的鸟在一阵巨大的哗啦声中坠落，喙、爪子、鲜血和羽毛，都从中飞散出来。它在它哗啦落入的士兵身上纠缠着，士兵杀死了它；红色的拳头和手臂伸开。青蛙和鳟鱼将自身从中暗暗地释放出来的轮廓，在这里被再一次发现，但轮廓已成碎片，并处于一场争斗的混乱：色彩的暴力碾碎了形式。绘画的行为被击退到画布上，它将在那里琢磨好些时间。
狗，如同青蛙，是来自底下的动物。但也是狂暴的力的动物。形式，在这里，被完全地重构了；不考虑阴郁的色彩和寓意，剪影精确地刻出了自身。然而，轮廓不是由一条长度和身体差不多的线条实现的；而是由成千上万垂直的笔画，形成一种普遍直立的稻草叶片，黑夜中一种阴郁的电击一般的在场，实现的。与其说是形式的问题，不如说是能量的问题；与其说是在场的问题，不如说是强度的问题，与其说是一种运动和一个行为的问题，不如说是一种只能艰难地实现的激怒和颤栗的问题。斯宾诺莎不信任语言，他害怕一个人会在“狗”一词里把“吠叫的动物”（Le Grand/Petit Chien）和“星丛”（大/小犬座）混淆起来。勒贝罗尔的狗，毅然地，既是吠叫的动物，也是星丛。
在这里，形式的绘画和力的释放一起到来。在一个独一的运动中，勒贝罗尔已经发现在绘画的振动中实现绘画之力的手段。形式再也不在其扭曲中承担力的再现；力再也不必通过和形式的撞击来实现自身。相同的力直接从画家传向画布，并且从一张画布传向另一张画布；从颤栗的沮丧和被忍住的悲伤传向希望的闪烁，传向飞跃，传向这只狗的无尽的逃逸，它右转向了你，把你独自留在你如今发现禁闭了你自己的监狱里，它热衷于这力的传递，力如今远离了你，你再也看不见它在你面前的踪迹——那“自身拯救”者的踪迹。
Michel Foucault, The Force of Flight, trans. Gerald Morre, in Space, Knowledge and Power: Foucault and Geography, ed. Jeremy W. Crampton & Stuart Elden, Aldershot: Ashgate, 2007, pp. 169-172. 原题为La force de fuir, 选自《言论与写作集》（Dits et écrits），第二卷，第401-5页。原文发表于1973年3月的《镜子背后》（Derrière le miroir），第202期，第1-8页，配有保罗·勒贝罗尔（Paul Rebeyrolle，1926-2005）的名为《群狗》的一系列绘画。
注释：
[1] 《群鸟》《群蛙》和《游击队》都是勒贝罗尔之前的绘画系列。文中其他的标题属于《群狗》系列当中的单幅画作。（英译注，下同）
[2] 福柯指的是布鲁斯·杰克逊（Bruce Jackson），及其著作《活着：犯罪经历种种》（In the Life: Versions of the Criminal Experience, New York: Hotl, Rinehart & Winston, 1972）。福柯为其法语版《他们的监狱：美国囚犯与出狱囚犯的自传》（Leurs prisons: Autobiographie de prisonniers et d’ex-détenus américains, Paris: Plon, 1975）写了一篇序言，收录于《言论与写作集》第二卷，第687-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