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尧精读《资治通鉴》第66集
十八功侯
【原文】上已封大功臣二十余人，其余日夜争功不决，未得行封。上在洛阳南宫，从复道望见诸将，往往相与坐沙中语。上曰：“此何语？”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谋反耳！”上曰：“天下属安定，何故反乎？”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属取天下；今陛下为天子，而所封皆故人所亲爱，所诛皆生平所仇怨。今军吏计功，以天下不足遍封；此属畏陛下不能尽封。恐又见疑平生过失及诛，故即相聚谋反耳。”上乃忧曰：“为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谁最甚者？”上曰：“雍齿与我有故怨①，数尝窘辱我；我欲杀之，为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齿，则群臣人人自坚矣。”于是上乃置酒，封雍齿为什方侯；而急趋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群臣罢酒，皆喜，曰：“雍齿尚为侯，我属无患矣！”
【白话】刘邦已经封赏了二十多个大功臣，剩下还没封赏的日夜争功，使得封赏难以进行。刘邦在洛阳南宫，从天桥上望见诸将，常常三五成群地坐在沙滩上讲话。刘邦问：“他们在说些什么？”张良道：“陛下还不知道吗？他们在谋反啊！”刘邦道：“天下刚刚安定，为什么要谋反？”张良道：“陛下以布衣之身起家，就是靠着这批人夺取天下。现在陛下贵为天子，而所封赏的都是故交中亲近喜爱的人，所诛杀的都是生平中仇视怨恨的人。现在军官们计算功劳，认为将全天下的土地都拿出来，也不足以都封赏到。这些人担心陛下不能全都封赏到，又害怕之前的过失会导致被诛杀，这才会相聚在一起谋反。”刘邦遂担忧道：“那该怎么办呢？”张良道：“陛下平生最为憎恨，且为群臣所共知的是谁？”刘邦道：“雍齿与我有旧怨，曾数次陷我于困窘羞辱之境，我本想杀了他，只因他立的功劳很多，所以于心不忍。”张良道：“现在陛下赶紧先封赏雍齿，这样群臣就会人人都心里踏实了。”于是刘邦设置酒宴，封雍齿为什方侯；并急速催促丞相、御史赶紧论功行赏。酒宴结束后，群臣都各自欢喜道：“雍齿尚且被封为侯，那我们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
【原文】臣光曰：张良为高帝谋臣，委以心腹，宜其知无不言；安有闻诸将谋反，必待高帝目见偶语，然后乃言之邪！盖以高帝初得天下，数用爱憎行诛赏，或时害至公，群臣往往有觖望自危之心①；故良因事纳忠以变移帝意，使上无阿私之失，下无猜惧之谋，国家无虞，利及后世。若良者，可谓善谏矣。
【白话】臣司马光认为：张良身为刘邦的谋臣，被委以心腹之重任，理应对刘邦知无不言。怎么会既已听说诸将有意谋反，还非得等到刘邦亲眼看到诸将议论纷纷，然后再来向他说明呢？这是因为刘邦夺取天下之初，多次仅凭自己的爱憎来行诛杀封赏之事，有时会损害到公平，使得群臣往往会有抱怨自危之心。因此，张良就借机向刘邦进献忠言，使得刘邦没有偏私失衡的过失，群臣没有猜疑恐惧的想法，国家没有忧患，利益延及后世。像张良这样的人，可说是善于劝谏的了。
【姚注】
①觖（jué）望：不满意，抱怨。
【姚论】
司马光认为，张良身为刘邦的心腹谋臣，没有在听闻诸将谋反的第一时间向刘邦进言，非得等到刘邦亲眼看到诸将议论纷纷后再来说明，这是不合逻辑的。殊不知，更不合逻辑的地方在于，历代谋反者无不磋商于密室，岂有诸将“往往相与坐沙中语”，深怕别人不知道他有心谋反的？所以，诸将既然敢在大庭广众之下谈论此事，恰恰证明他们无心谋反，只不过是牢骚满腹，互相抱怨而已。对此，张良是心里清楚的，只不过是以谋反作为一种话术，来引起刘邦的注意和重视。对此，刘邦也是心里清楚的，所以他没有追问诸将中谁是首恶，谁是从犯，谋反进展到哪一步了，可有哪些证据？只是，天下战事初定而百废待兴，诸将自恃功高而又心怀怨恨，这显然是不利于政权稳定的。于是，张良建议刘邦先封与其有宿怨的雍齿，以解燃眉之急，以安诸将之心。然而，正如孔子所说的：“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一旦攀比之风盛行，天下虽大，又岂够诸将瓜分争夺？刘邦登基为帝后的封赏，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功高盖世的韩信，说罢黜就被罢黜；德不服众的卢绾，说封王就能封王。更有甚者，刘邦正在有计划、有步骤分封同姓，即便诸刘在楚汉战争中未建尺寸之功，可只要他们姓刘，只要他们和刘邦有血缘关系，就可以称王封侯，这就进一步侵占了诸将可以封赏的空间。因此，诸将虽然无心谋反，但他们的牢骚、不满、担忧和怨恨是必然的。先封雍齿固然能解一时之急，却并非长治久安之道。天下值此僧多粥少之际，刘邦既不能劝众僧互相谦让，又不能在分粥时兼顾公平，却还带头与众僧抢粥，则天下又怎么可能会长期安定，政权又怎么可能会长期稳固？张良之所以不得不以“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为由明哲保身，恐怕不仅是因为对刘邦“可共患难，不可共富贵”的认知，亦是因为对西汉初年的政局感到无解吧！
【原文】列侯毕已受封，诏定元功十八人位次①。皆曰：“平阳侯曹参，身被七十创，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谒者、关内侯鄂千秋进曰：“群臣议皆误，夫曹参虽有野战略地之功，此特一时之事耳。上与楚相距五岁，失军亡众，跳身遁者数矣；然萧何常从关中遣军补其处，非上所诏令召，而数万众会上之乏绝者数矣。又军无见粮，萧何转漕关中，给食不乏。陛下虽数亡山东，萧何常全关中以待陛下。此万世之功也。今虽无曹参等百数，何缺于汉；汉得之，不必待以全。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万世之功哉！萧何第一，曹参次之。”上曰：“善！”于是乃赐萧何带剑履上殿，入朝不趋①。上曰：“吾闻‘进贤受上赏’。萧何功虽高，得鄂君乃益明。”于是因鄂千秋所食邑，封为安平侯②。是日，悉封何父子兄弟十余人，皆有食邑；益封何二千户。
【白话】列侯都已分封完毕，刘邦又下诏评定十八位首功之臣的排序。群臣皆道：“平阳侯曹参，全身上下有七十多处创伤，攻城略地，功劳最多，应排名第一。” 谒者、关内侯鄂千秋进言道：“群臣的说法都是错误的。曹参虽有野战略地的功劳，可这都是一时间的事。皇上与楚军相持五年，其间多次出现军队散失，只身逃亡的情况。可是萧何经常从关中派遣军队以支援前线，这些都不是皇上明下诏令的，却多次出现数万援兵在皇上身处困境时及时赶到的情况。军中没有现粮时，也是靠萧何从关中转运过来，使得前方的粮食补给不致缺乏。陛下虽然多次丢失山东地区，可萧何却能常保关中之万全，以待陛下归来。这是万世的功勋啊！现在即便没有上百个像曹参这样的人，对于汉室又有什么损失呢？汉室就算有了这些将领，也未必能够得以保全。怎么能够将一时的功勋置于万世的功勋之上呢？应该将萧何排第一，曹参排第二。”刘邦道：“说得好！”于是赏赐萧何剑履上殿，入朝不趋。刘邦道：“我听说：‘推荐贤能的人应该受到上等的奖赏。’萧何的功劳虽高，却也得靠鄂先生的论述才更加明显。”于是，就根据鄂千秋已有的食邑，加封他为安平侯。就在当天，刘邦将萧何父子兄弟十多人全部封赏，都有食邑，又加封萧何两千户。
【姚注】
①剑履上殿，入朝不趋：古代臣子入朝觐见君王时，不能携带武器，必须脱掉鞋子，小步快走。现在刘邦对萧何解除这些限制，可以带剑穿鞋上殿，故称“剑履上殿”，可以不用小步快走，故称“入朝不趋”。刘邦赐萧何“剑履上殿，入朝不趋”，原本只是一种在礼仪上的恩典，可在之后两千年的帝制史中，这八个字竟成为了权臣的标准配置和必备程序。如《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记：“天子命公（曹操）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如萧何故事。”《梁书·侯景传》记：“景又矫诏自进位为相国，封泰山等二十郡为汉王，入朝不趋，赞拜不名，剑履上殿，如萧何故事。”赞拜不名，是指古代臣子入朝觐见君王时，原本是需要在宫门外等待赞礼官向君王通报臣子的官职和名字，现在赞礼官不直呼其姓名，只称其官职，这也是君王对臣子的一种特殊礼遇。
②安平侯：秦自商鞅变法后为奖励军功，实施二十等爵制。最高为第二十级的彻侯（亦称列侯、通侯），其次为第十九级的关内侯。鄂千秋因论述之功由关内侯升格为彻侯，所封的食邑户数不变。
【姚论】
刘邦统一天下后，先是封韩信、彭越等功臣为王，接着封萧何、曹参等功臣为侯。据《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记载，“讫今十二年，侯者百四十有三人。……于是申以丹书之信，重以白马之盟，又作十八侯之位次。高后二年，复诏丞相陈平尽差列侯之功，录第下竟，臧诸宗庙，副在有司。”也就是说，刘邦在位时曾经封了一百四十三人为侯，其中前十八名排定了位次。吕雉执政后，又命丞相陈平将受封的列侯按照功劳大小记录在册。其中档案原本收藏在宗庙，副本交由有关部门备份。
关于这十八功侯的名单和位次，《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与《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的记载基本一致【脚注】，故将其整理后分列如下：
一、酂侯萧何；二、平阳侯曹参；三、宣平侯张敖；四、绛侯周勃；五、舞阳侯樊哙；六、曲周侯郦商；七、鲁侯奚涓；八、汝阴侯夏侯婴；九、颍阴侯灌婴；十、阳陵侯傅宽；十一、信武侯靳歙；十二、安国侯王陵；十三、棘蒲侯陈武；十四、清河侯王吸；十五、广平侯薛欧；十六、汾阴侯周昌；十七、阳都侯丁复；十八、曲成侯虫达。
【脚注】《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并未列出功侯的姓名，司马贞之《史记索隐》引“姚氏曰”列出十八功侯的姓名，与《汉书》的基本一致，唯将第十八位的“虫达”记作“蛊逢”。盖“蛊逢”的繁体字写作“蠱逢”，而“虫达”的繁体字写作“蟲達”，两者字形极其接近，可知原为一人。本书依《汉书》而皆记作“虫达”。
由于十八功侯都是因军功而获得仅次于诸侯王的名位，因此他们的英雄事迹理应在史书上频繁出现。可是其中有几位功侯，在史书上却鲜有记载，这就不能不让人好奇了。更何况，这些人的档案都是明确收藏在宗庙，又由有司保存副本的，像司马迁和班固这样的良史，又岂能对他们视若无睹？因此，我们将对十八功侯逐个检视，探讨那些不为人们所熟知的功侯背后所隐藏的秘密。
首先，对于排名前两位的萧何和曹参，《史记》为萧何作《萧相国世家》，为曹参作《曹相国世家》，《汉书》则将二人合在一起作《萧何曹参传》。
其次，对于排名第三位的张敖，由于其为张耳之子，故《史记》将其传记载在《张耳陈馀列传》中，《汉书》亦循例记载在《张耳陈馀传》中。不过，张敖被贬为宣平侯，那是在汉九年的事。在刘邦诏令十八功侯位次的汉六年，张敖仍是赵王。既然如此，那么张敖何以会位列十八功侯之位？又何以能仅次于萧何和曹参而排名第三？故后世多有史家猜测，说刘邦生前原本没有将张敖列入十八功侯，只因张敖娶吕雉所生的鲁元公主为妻，故吕雉执政后将已贬黜为侯的张敖列入十八功侯，且排位升至第三。如颜师古在《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中的“宣平武侯张敖”一栏就注解道：“张耳及敖并无大功，盖以鲁元之故，吕后曲升之也。”这种猜测在逻辑上是说得通的，可惜没有什么明确的证据。除此之外，这还引发了另一个问题，即十八功侯的数字是确定无疑的。如果张敖在刘邦生前没有被列入，而是在吕雉执政后加进去的，那么就必定会有某个功侯被张敖给替代了。那这个被替代的功侯是谁呢？我们同样没能在史料中找到线索。
再次，对于排名第四的周勃，《史记》作《绛侯周勃世家》。对于排名第五的樊哙、第六的郦商、第八的夏侯婴、第九的灌婴，《史记》将四人合在一起作《樊郦滕灌列传》。对于排名第十的傅宽和排第十一的靳歙，《史记》将二人与蒯成侯周緤合在一起作《傅靳蒯成列传》。对于排名第十二的王陵，《史记》将其传记载在关于陈平的《陈丞相世家》中。至于《汉书》，则将张良、陈平、王陵、周勃合在一起作《张陈王周传》，将樊哙、郦商、夏侯婴、灌婴、傅宽、靳歙、周緤合在一起作《樊郦滕灌傅靳周传》。于是，这就引发了十八功侯中的最大悬疑，即排名第七的鲁侯奚涓到哪里去了？为什么在排名前十二的功侯中，唯独他是没有传记的？
为此，我们先将《史记》和《汉书》中对于奚涓的记载全文摘抄如下：
《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记：鲁：以舍人从起沛，至咸阳为郎中，入汉，以将军从定诸侯，侯，四千八百户，功比舞阳侯。死事，母代侯。（高帝）六年中，母侯疵元年。（高后）五年，母侯疵薨，无后，国除。
《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记：鲁侯奚涓：以舍人从起沛，至咸阳为郎，入汉，以将军定诸侯，四千八百户，功比舞阳侯，死军事。重平：六年，侯涓亡子，封母底为侯，十九年薨。
可以看到，《史记》和《汉书》的记载大体是一致的，奚涓最初是以舍人，即亲近之臣的身份追随刘邦在沛县起事，之后追随刘邦南征北战，攻入咸阳，南下汉中，之后在楚汉战争中立有大功，因军功被封为鲁侯，食邑有四千八百户，功劳与舞阳侯相当。舞阳侯，就是樊哙。于是，我们又将樊哙封侯时的记载摘抄如下：
《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记：舞阳武侯樊哙：以舍人起沛，从至霸上，为侯。以郎入汉，定三秦，为将军，击项籍，再益封。从破燕，执韩信，侯，五千户。
可以看到，奚涓的从军轨迹确实与樊哙极为类似，他们都是以舍人的身份追随刘邦在沛县起事，一起追随刘邦攻入咸阳，都是以郎的身份追随刘邦进入汉中，在楚汉战争，又都是以将军的身份追随刘邦平定诸侯。最后，樊哙在十八功侯中排名第五，食邑五千户；奚涓在十八功侯中排名第七，食邑四千八百户。这样的安排，原本是非常合理的，可为什么在史书的记载中，樊哙的形象如此丰富饱满，奚涓却只剩下这么只字片语呢？
不仅如此，史书在为樊郦滕灌傅靳诸将作传时，均详细记载了诸将曾参加过的战役。奚涓既功比樊哙，又位列于滕灌傅靳之前，可知其参与过的大小战役必定不在少数。可是，对于这样一位身经百战而又功勋卓著的名将，史书为什么要故意视而不见呢？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奚涓曾卷入了一场令汉朝统治者难以启齿的政治阴谋，他们为了掩盖这场阴谋的真相，不惜抹去关于当事人奚涓的所有记载，只留下诏令位次时的只字片语。
那么，奚涓卷入的会是一场什么样的政治阴谋呢？显然，史书上不可能再有明文记载，我们只能靠推测。为此，我们有必要研究史书上记载的奚涓死因。《史记》说他是“死事”，《汉书》上说他是“死军事”。可见，《史记》和《汉书》都认定奚涓是非正常死亡，《史记》称奚涓是死于一场事变，《汉书》则进一步确认是死于一场与军事有关的事变。于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推导，这会是一场怎样的事变？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山东三·曲阜县》记：“秦为薛郡治。汉置鲁县，高帝封功臣奚涓为侯邑，高后初改为鲁国治。”刘邦封奚涓为鲁侯，这是很值得玩味的。鲁县，即今山东曲阜，在秦朝时为薛郡的郡治。怀王亲政后，封项羽为长安侯，号鲁公。项羽乌江自刎后，楚地很快都被平定，唯独鲁县不肯投降。刘邦本打算引天下之兵屠灭鲁县，只因兵临城下时听到城内弦诵之声，方知鲁县是信守礼义之地，百姓都愿为君主死节，遂派人持项羽的头颅给鲁县的百姓看，鲁县这才投降。鲁县投降后，刘邦将此地作为奚涓的食邑，理由或许有两点：一是奖励奚涓在灭项战争中的军功；二是以亲信镇守项羽的大本营。而无论是哪一点，都足以说明奚涓在刘邦军中的身份非同一般，亦与其功比樊哙的地位相符合。可是就在汉六年，即刘邦灭项的第二年，奚涓便死于一场事变，而且是一场与军事相关的事变。因此，我们需要探究自刘邦灭项至汉六年这不到两年的时间内，究竟发生了哪些事变，尤其是可能与军事有关的事变。
汉五年，自刘邦灭项后，真正能称得上事变的只有两件，一是七月的燕王臧荼反叛；二是九月的楚将利几反叛。显然，奚涓绝不可能死于这两场叛乱。因为这两场叛乱都是刘邦亲自领兵而迅速平定的。臧荼七月反叛，九月就被俘虏，利几九月反叛，当月就被击溃。对于这样实力悬殊的战争，史书上甚至都没有记载战争的过程，更未听说有什么汉军高级将领在战争中阵亡。退一步说，如果奚涓真的是死于平叛战争，那么汉朝必定会隆重悼念奚涓的壮烈牺牲，极力表彰奚涓的卓著功勋，又怎么将其事迹在史书中抹得那么干净呢？
汉六年，真正能称得上事变的也只有两件，一是年初的韩信被擒，二是年底的韩王信反叛。由于韩王信是在汉六年的九月被匈奴围于马邑，随即投降匈奴，而《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上明确记载，早在汉六年中，奚涓就“死事，母代侯”了。因此，最有可能令奚涓非正常死亡的导火索就是汉六年初的韩信被擒。
汉六年十月，有人上书告发楚王韩信谋反，刘邦采纳陈平之策“伪游云梦”。
十二月，刘邦会诸侯于陈，将韩信擒拿后随即返回，进而大赦天下。甲申日，刘邦开始剖符，封功臣们为彻侯。
正月，丙戌日，刘邦封吕雉之兄吕泽为周吕侯，吕释之为建成侯。（《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丙午日，刘邦封堂兄刘贾为荆王，封弟弟刘交为楚王，壬子日，封哥哥刘喜为代王，封长子刘肥为齐王。
显然，擒拿韩信与分封功侯及同姓王，这两件事在时间上是紧密衔接的。其实，这两件事在逻辑上也是构成因果的。不仅刘贾所封的荆国和刘交所封的楚国本就是从原楚王韩信的领地分出来的，而且许多功侯的食邑也都封在原楚王韩信的领地上，譬如奚涓所封的鲁县，就位于原楚国的薛郡。如果刘邦不废黜韩信的楚王之位，那是没法将大量功侯都封在楚地六郡之上的。
在樊郦滕灌傅靳六将中，史书明确记载随刘邦前往陈县擒拿韩信的就有樊哙、夏侯婴、灌婴和靳歙。刘邦没有带郦商，主要原因是郦商在讨伐臧荼之战中立有大功，被封为右丞相，故需留守京城以处理政务。没有带傅宽，则是因为傅宽当时正在辅佐曹参镇守齐国。以此推之，功比樊哙的奚涓，是一定会随刘邦前往陈县擒拿韩信的。
在擒拿韩信一事上，奚涓必定是坚决服从刘邦的命令的。因为奚涓在韩信被擒后不久去世，且死后无子，但刘邦没有乘机收回奚涓的食邑，而是让奚涓之母疵继承了奚涓的侯爵之位。奚母疵历经高帝、惠帝和高后三朝，直至高后五年去世，因无后而国除，可见以谋反罪将韩信诛杀灭族的吕雉，对于奚涓也是极其满意的。
陈平在给刘邦出谋划策时曾道：“陛下可在韩信前来拜见时将其擒获，这就是只需一个大力士即可完成的事了。”具体落实到执行环节，最有可能负责擒拿计划的，理应是樊哙，以及功比樊哙的奚涓。由于韩信被擒获释后曾主动拜访过樊哙的府邸，且从两人的互动来看，不像是有过很深心结的样子。因此我们推测，具体负责对韩信实行擒拿、看管和押送的，极有可能就是奚涓。
综上所述，我们大致可以推知，汉六年的上半年历史进程是这样的：先是刘邦率领樊哙、奚涓、夏侯婴、灌婴和靳歙等诸将前往陈县擒拿韩信，具体负责的人极可能就是奚涓。废黜韩信的楚王之位后，刘邦在原韩信的领地上分封功侯及同姓王，其中就包括封在鲁县的奚涓。可是不久之后，奚涓就在一场事变中死于非命，刘邦深感奚涓的忠心耿耿和功勋卓著，遂即便奚涓无子，也还是让奚涓的母亲疵继承了侯爵之位。可是，这场事变又是不便对外人言说的，故而刘邦只能极力遮掩此事，甚至不惜销毁绝大多数与奚涓有关的历史档案，以至于司马迁写作《史记》时，也无法为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名将作传。
那么，这会是一场什么样的事变呢？史书上没有记载，我们只能合理推测。姚尧认为，奚涓死于非命极有可能与其所封的鲁县有关。《释名·释州国》记：“鲁，鲁钝也，国多山水，民性朴鲁也。”盖自先秦以来，鲁人就以朴实迟钝而闻名。往好处说，这叫信守礼义；往坏处说，这叫只认死理。项羽战死后，楚地悉定而独鲁不下，就是这种信守礼义而只认死理的地域文化所致。以此推之，当身为楚王的韩信被擒后，鲁县百姓同样会要求朝廷给出明确说法，解释为什么要逮捕楚王，他究竟犯了什么罪。可是，所谓韩信的谋反纯属子虚乌有。面对关于韩信被擒的质疑，刘邦就算是想捏造证据都捏造不出来，只得以“人告公反”四字来搪塞，可那又如何能让鲁县百姓信服呢？因此，中央政府和鲁县百姓之间极有可能爆发了激烈冲突，而冲突的焦点就是被封为鲁侯的奚涓。《史记》上所说的“死事”，《汉书》上所说的“死军事”，极有可能是奚涓采取粗暴的手段领兵镇压鲁县百姓的请愿，结果反被鲁县百姓所杀。奚涓死后，刘邦虽然平定了鲁县之乱，却很难对这件事定性，因为即便他心里觉得奚涓死得冤枉，却不能说鲁县百姓都是乱民。毕竟，鲁人向来是以朴实迟钝而闻名的，说这样朴实迟钝的人居然要叛乱，天下人会相信吗？于是，刘邦因根本没法对鲁县之乱作出解释，索性就勒令天下人都不许谈论此事，遂在朝消除档案，在野控制舆论，以杜天下悠悠之口。久而久之，人们就失去了对奚涓此人的了解，以致司马迁作《史记》时也无从写起了。
至此，我们就将排名第七的鲁侯奚涓讨论完了。接着，我们讨论排名第十三的棘蒲侯陈武。陈武同样是在《史记》和《汉书》中都没有传的，我们先将《史记》和《汉书》中对于其封侯的记载摘抄如下：
《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记：棘蒲：以将军前元年率将二千五百人起薛，别救东阿，至霸上，二岁十月入汉，击齐历下军田既，功侯。六年三月丙申，刚侯陈武元年。（孝文帝）后元年，侯武薨。嗣子奇反，不得置后，国除。
《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记：棘蒲刚侯陈武：以将军前元年将卒二千五百人起薛，別救东阿，至霸上，二岁十月入汉，击齐历下军临淄，侯。三月丙申封，三十八年，孝文后元年薨。子奇反，诛，不代。
除此之外，我们再将《史记》和《汉书》中关于“刚武侯”的记载摘抄如下：
《史记·高祖本纪》记：沛公引兵西，遇彭越昌邑，因与俱攻秦军，战不利。还至栗，遇刚武侯，夺其军，可四千馀人，并之。
《汉书·高帝纪》记：十二月，沛公引兵至栗，遇刚武侯，夺其军四千馀人，并之，与魏将皇欣、武满合，攻秦军，破之。
可以看到，《史记》和《汉书》的记载大体一致，后世史家对这两段文字又有不少注解，我们整理部分如下：
应劭曰：“楚怀王将也。《功臣表》棘蒲刚侯陈武。武，一姓柴。‘刚武侯’宜为‘刚侯武’，魏将也。”
孟康曰：“《功臣表》柴武以将军起薛，至霸上，入汉中，非怀王将，又非魏将也，例未有称谥者。”
颜师古曰：“史失其名姓，唯识其爵号，不知谁也。不当改‘刚武侯’为‘刚侯武’。应氏以为怀王将，又云魏将，无所据矣。”
张守节《史记正义》引颜师古的注解后称：“孟、颜二人说是。”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知，陈武，又名柴武，在薛郡以两千五百人起家，最初是因为击破齐国历下军的军功而封侯。汉六年，三月，丙申日，陈武被封在棘蒲（今河北魏县），故称“棘蒲侯”，又因其死后谥号为“刚”，故称其为“棘蒲刚侯陈武”。当初刘邦奉怀王之命西征时，曾在栗县与刚武侯遭遇，夺其军。应劭认为，此处“刚武侯”是笔误，应为“刚侯武”，即“刚侯陈武”的简称。但孟康、颜师古、张守节等皆认为此说纯属牵强附会，当初被刘邦夺军的刚武侯和刚侯陈武根本就不是同一个人，姚尧亦倾向于认同此说法。
由于在《史记》和《汉书》的《功臣表》中都明确指出，陈武最初是因“击齐历下军”而封侯的，而这正是韩信灭齐的关键一战。历下军破后，齐国再难组织有效抵抗，韩信大军很快就攻占了齐国都城临淄。至此，我们已经得知十八功侯中至少有四位是跟随韩信平定齐国的，分别是排名第二的曹参，排名第九的灌婴，排名第十的傅宽和排名第十三的陈武。
在《三分天下》一章我们谈到，韩信之所以不能用蒯彻之言背汉自立，除了感念刘邦的知遇之恩外，一个更现实的问题是韩信没有属于自己的班底。在刘邦大军中，核心是在沛县起义时的三千人，我们称之为“丰沛集团”，骨干是在砀郡转战半年时扩充到的三万人，因这三万人在籍贯上主要来自泗水郡、砀郡和薛郡，故可称之为“泗砀薛集团”。上述四侯中，曹参是沛县人，属于核心的“丰沛集团”，灌婴和傅宽是砀郡人，属于骨干的“泗砀薛集团”。陈武是薛郡人，可他却不能算作“泗砀薛集团”，因为《功臣表》中说的很清楚，陈武并非是在刘邦转战砀郡时投奔，而是在汉二年十月才投奔刘邦的。
汉二年十月是什么样的历史背景呢？当时，刘邦已还定三秦，英布将义帝杀死，项羽正攻击田荣，张耳被陈馀击败。陈武在汉二年十月归降刘邦，与张耳及张耳旧部、河南王申阳基本在同一时间，故不能算作刘邦的心腹。可以想见，陈武与刘邦之间的关系，不仅远比曹参疏远，也比灌婴和傅宽疏远。基于同样的理由，如果韩信要在齐国培养自己的班底，也会更加倾向于倚重陈武，而不是曹参、灌婴和傅宽。与韩信之间的交情过深，这或许就是陈武虽名列十八功侯的第十三位，前十二位中除奚涓外都有传记，可他却没有传记的缘由所在。
不过，史书虽然没有为陈武单独作传，也没有对于其生平的详细介绍，可是关于其言行的零星记载却频繁出现。对此，我们还会在后文反复提及。除此之外，陈武也非常高寿，当了三十八年的功侯，在汉文帝后元年，即公元前163年去世。
陈武之后，是排名第十四的王吸和排名第十五的薛欧。由于《史记》和《汉书》中对于两人的记载基本一致，故我们只摘抄《汉书》中的记载：
《汉书·高帝纪》记：九月，汉王遣将军薛欧、王吸出武关，因王陵兵，从南阳迎太公、吕后于沛。羽闻之，发兵距之阳夏，不得前。
《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记：清河定侯王吸：以中涓从起丰，至霸上，为骑郎将，入汉，以将军击项籍，侯，二千二百户。十二月甲申封，二十三年薨。
《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记：广平敬侯薛欧，以舍人从起丰，至霸上，为郎，入汉，以将军击项籍将钟离昧，侯，四千五百户。十二月甲申封，十四年薨。
可以看到，王吸和薛欧的生平是非常相似的，都是丰县人，都是以亲近之臣的身份追随刘邦起事，属于丰沛集团的核心成员。正是基于这种信任，刘邦在还定三秦后，立即派这两人前往沛县，去迎接刘太公和吕雉。十二月甲申日，王吸和薛欧成为首批封侯之臣。由此可见，刘邦对于王吸和薛欧是信任的，史书没有给他们作传，原因可能是这两人缺乏独当一面的才具，每天都是作为近臣随侍在刘邦左右，所以实在是没什么值得书写的事迹。
薛欧之后，是排名第十六位的周昌。《史记》是为周昌作了传的，附在《张丞相列传》里，《汉书》将张苍、周昌、赵尧、任敖和申屠嘉合在一起，作《张周赵任申屠传》。
周昌之后，是排名第十七位的丁复。丁复与奚涓一样，是在《史记》和《汉书》中除《功臣表》之外就不再在其它任何地方留下过只字片语的记载的人。于是，我们先将《功臣表》中的内容全文摘抄如下：
《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记：以赵将从起邺，至霸上，为楼烦将，入汉，定三秦，别降翟王，属悼武王，杀龙且彭城，为大司马，破羽军叶，拜为将军，忠臣，侯，七千八百户。六年正月戊申封。
《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记：以越将从起薛，至霸上，以楼烦将入汉，定三秦，属周吕侯，破龙且彭城，为大司马，破项籍叶，为将军，忠臣，侯，七千八百户。正月戊申封，十九年薨。
这两段文字的记载都不长，却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疑点，值得深入探讨。
首先，关于丁复的出身，《史记》的记载是“以赵将从起邺”，《汉书》的记载是“以越将从起薛”。如果说“赵”和“越”还有可能是因字形相近而笔误的话，“邺”和“薛”的差异就不会是出于笔误，而是认知不同了。由于后文提及丁复是楼烦将，而楼烦是位于赵国西北面的戎族部落。赵武灵王击破楼烦后在其领地上设雁门郡，又大量招募楼烦之兵以增强赵国的军事力量。因此，我们认为《史记》说丁复是赵将的说法更加准确。
可是，刘邦在反秦战争中一直是在黄河以南作战，那么丁复又如何能从起于黄河以北的邺县（今河北临漳西南）呢？这或许就是《汉书》不采信《史记》的说法而记其从起于薛的缘故所在。其实，邺县向南八十公里处就是著名的黄河渡口白马津，渡过黄河后不远处就是项梁曾经围攻章邯的濮阳，濮阳东南七十公里处就是项梁兵败被杀的定陶。因此，无论是作为项梁的部将参与濮阳战役围攻章邯时，还是奉怀王之命西征入关前北上收编项梁残部时，刘邦军都曾频繁出现在黄河南岸，甚至曾派部将北渡黄河以打探虚实。在这种情况下，身在邺县的丁复起事以响应刘邦，这是完全有可能的。所以，我们认为《史记》中说“以赵将从起邺”，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
其次，丁复随刘邦大军还定三秦后，《史记》称其隶属于悼武王，《汉书》称其隶属于周吕侯。其实，悼武王和周吕侯都是指吕雉的哥哥吕泽，只不过后者是在汉六年由刘邦封赏的爵位，而前者是在吕泽去世后由吕雉追尊的谥号。再往后，《史记》称丁复“杀龙且彭城”，《汉书》称其“破龙且彭城”。这又是一句值得探讨的话。龙且是在率军救齐时被韩信击破于潍水的，可《史记》和《汉书》为什么会说彭城呢？
汉六年三月庚子日，刘邦封了一位名叫蔡寅的将军为肥如侯。《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对蔡寅的记载中有一句是“以车骑都尉破龙且及彭城，侯，千户”，《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对其的记载则是“以车骑将军破龙且及彭城，侯，千户”。可以看到，《史记》和《汉书》对蔡寅的记载基本一致，差别只在官职是将军还是都尉，却都保留了“破龙且及彭城”六字。这样一来，关于丁复“破龙且彭城”一句就很好理解了，要么就是在记载时漏了个“及”字，要么就是该断句成“破龙且、彭城”。也就是说，丁复和蔡寅都是韩信灭齐时的战将，追随韩信大军在潍水击破龙且，之后又随韩信大军南下攻破彭城。事涉韩信，那么《史记》和《汉书》没有给丁复作传，这也就不难理解了。
攻破彭城后，丁复又追随韩信大军往西打，被封为大司马。《史记》称丁复“破羽军叶”，《汉书》称其“破项籍叶”。相比之下，《史记》的记载更加精准，盖项羽当时正依托陈县以阻击刘邦的追兵，听说韩信大军从东边攻击过来后就立即顺颍水南下，而叶县在今河南叶县西南，位于陈县以西一百五十公里处。因此，丁复是绝不可能在叶县击破项羽主力的，其所击败的只能是项羽的分支部队。
最后，由于在楚汉之争中立有大功，丁复被刘邦封为功侯。对此，《史记》和《汉书》的记载是完全一致的，都是：“拜为将军，忠臣，侯，七千八百户。”而正是这句话，彻底曝光了丁复的不同寻常之处，因为他的食邑竟然有七千八百户之多。七千八百户是什么概念呢？我们将《功臣表》中所载十八功侯的食邑数按功侯位次排序如下：
除了张敖和陈武外，《史记》和《汉书》的《功臣表》中记载了其他十六位功侯的所封户数。我们惊讶地发现，绝大多数功侯所封户数皆在四五千左右，可丁复竟然高达七千八百户，排名第四！且除了相较第一名的曹参有不少距离外，与第二名的周勃和第三名的萧何其实也相差无几。那么，这个丁复究竟何德何能？难道只因为“破龙且彭城”和“破羽军叶”这两项主要战功，丁复就能封这么多户数？韩信东征伐齐时，步兵统领是曹参，骑兵统领是灌婴。韩信南下灭楚时，曹参留守齐地，灌婴随军前行。当项羽率骑兵从垓下突围后，正是灌婴的骑兵一路追杀，直至将项羽逼死在乌江边上。项羽死后，灌婴东渡乌江，平定了吴郡、豫章郡和会稽郡，之后又回师平定了淮河以北地区。两相对照之下，丁复的这两项战功跟灌婴怎么比？可灌婴只封了五千户，那么丁复又是凭什么封到七千八百户的呢？答案只有一个，丁复曾经立下的战功远高于诸将，只是这些战功不允许被记录在史册上，却不能不体现在丁复所封的食邑上。
可这又引发了另一个问题，既然丁复曾经立下如此卓著的战功，为什么排名却又如此靠后呢？在《功臣表》对于丁复的记载中，还有一个很奇怪的用词，叫“忠臣”。类似的记载不仅在《功臣表》所载的其余一百多位功侯中绝无仅有，就连整本史书中也极其罕见。难道其他功侯，像萧何、曹参、周勃、樊哙、夏侯婴这些人都算不得忠臣，就丁复是独一无二的忠臣，以至于非要强调一笔不可？那史书为何又不记载他做了哪些忠心不二的事呢？为什么又要湮灭这样一位功勋卓著的忠臣的历史档案呢？
其实，我们应该换个角度来思考问题。老子《道德经》上说：“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在政权稳定时，是很难说谁比谁更忠心的。我们要强调一个人是忠臣，通常就是说他在威逼利诱之际拒不反叛。那么，在丁复受封之际，是谁有可能反叛，是谁在威逼利诱丁复呢？毫无疑问，在这种语境下，就是指不久前被刘邦以谋反罪擒拿的楚王韩信。
这样一来，事情的前因后果就非常清晰了，我们大致可以推测出丁复的经历如下：当丁复追随韩信伐齐时，韩信见其可堪大任，且又不隶属于“丰沛集团”和“泗砀薛集团”，于是有意将丁复培植成自己的核心班底，给他各种机会建立军功，这就是丁复能够获封七千八百户食邑的缘由所在。可是，当被诬以谋反的韩信被擒后，丁复坚决地站在了刘邦一边，甚至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刘邦的内应，故而被刘邦认定为“忠臣”。只是，有太多与韩信相关的事不便于对外人言，所以刘邦也只能向对待奚涓一样对待丁复，将他的所有档案资料全部销毁。而且，为了不引起世人注意，又或者是卖主求荣在道德上不值得提倡，所以刘邦才将丁复的排名下降到第十七位。
丁复之后，是排名第十八位的虫达。我们先将《史记》和《汉书》的《功臣表》中的记载摘抄如下：
《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记：以曲城户将卒三十七人初从起砀，至霸上，为执珪，为二队将，属悼武王，入汉，定三秦，以都尉破项羽军陈下，功侯，四千户。为将军，击燕、代，拔之。六年三月庚子，圉侯蛊逢元年。
《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记：以西城户将三十七人从起砀，至霸上，为执金吾，五年，为二队将，属周吕侯，入汉，定三秦，以都尉破项籍陈下，侯，四千户。以将军击燕、代。三月庚子封，二十二年薨。
可以看到，《史记》和《汉书》对虫达的记载基本一致，《汉书》中所记的“西城”当是“曲城”之误。除了《功臣表》之外，《史记·日者列传》中也提到了一句虫达：“齐张仲、曲成侯以善击刺学用剑，立名天下。”可见虫达在当时是位著名的用剑高手。后世亦有不少诗文提及虫达善用剑，如王充《论衡·别通》记：“剑伎之家，斗战必胜者，得曲城、越女之学也。两敌相遭，一巧一拙，其必胜者，有术之家也。孔、墨之业，贤圣之书，非徒曲城、越女之功也。”阮籍《咏怀·少年学击剑》记：“少年学击刺，妙伎过曲城。”
由此，我们可以推知虫达的经历大致如下：他是一名用剑高手，所以率领三十七位武艺高强的士卒在砀郡投奔刘邦，之后隶属于吕泽。或许虫达的长处在于个人技击，而不在统辖军队，所以他最值得称道的战功不是独自领兵攻破城池，而是在刘邦大军围攻项羽于陈县时担任先锋，击败了以精锐善战而著称的楚军。对于这样与刘邦互动相对较少，又不具有故事性的武将，《史记》和《汉书》没有专门为其作传，也在情理之中。
综上所述，在刘邦诏令首封的十八功侯之中，有六位是《史记》和《汉书》没有为之作传的。其中，王吸、薛欧和虫达三人尚属情有可原，而奚涓、柴武和丁复三人则极不合理。《史记》和《汉书》之所以没有为这三人作传，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因，那就是事涉韩信。汉朝统治者为了掩盖韩信被诬以谋反的真相，不得不将大量档案资料抹去。我们只能尽可能地根据史料中的蛛丝马迹作合理推测，可要想完整再现当时的历史真相，恐怕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原文】上归栎阳。
【白话】刘邦返回栎阳。
【原文】夏，五月，丙午，尊太公为太上皇。
【白话】夏季，五月，丙午日，刘邦尊其父刘太公为太上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