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稼雨 | 袁世硕先生的学术史意义与启示
按语：2021年7月23日，应邀出席山东大学举办“《袁世硕文集》出版座谈会”。本文为向大会提交的发言稿。同年8月10日，《中华读书报》发表孙之梅、张倩倩撰写会议综合报道稿《<袁世硕文集>：坚定不移的考证功夫与文学史学的理论高度》，该文摘录节选了拙文。这里将拙文原文全文推送。敬请袁世硕先生与学界同仁赐教指正。
袁世硕先生的学术史意义与启示
宁稼雨
汉代以来，以版本章句训诂为主要治学内容的考据之学与以总揽大意为特征的义理之学成为中华学术的两大阵营。考据之学的优势和特长是质实有据，学风质朴；义理之学则“略其玄黄，取其隽逸”。二者互为短长，相互砥砺，交替演进，循环出场。虽然不排除个别的包容现象，但总体上形成对峙局面。
二十世纪以来，在西方学术思想和方法影响下，传统考据和义理之学又受到西方思想与学术影响，注入新的活力。从考据学方面看，胡适等人把西方实证主义的思想和方法带入中国传统考据学中，完善和补充了考据学的逻辑周延和细密手法，增强了考据学的科学性；从义理方面看，从西方各种哲学思潮、文艺思潮到马克思主义，极大丰富了理论思辨的角度和方法。这些学界新变化不仅使考据学派和义理学派各自有了深入发展的空间，而且也激发和推动了若干学者试图将考据和义理融为一体，进而探索新的学术路径的创新愿望和学术实践。袁世硕先生应该可以从这个意义上，载入学术史册。
从专业领域的学术师承来看，袁世硕先生主要继承的是山东大学老一辈学者的考据学功底。从高亨、陆侃如、萧涤非、殷孟伦、蒋维松，到袁世硕先生的受炙导师冯沅君，基本都是这个路数。从这方面的成果看，袁世硕先生没有让他的师辈失望和蒙羞。《袁世硕文集》所收《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孔尚任年谱》以及若干古代文学研究的考据学成果应该是可以令其师辈满意的答卷。
另一方面，袁世硕先生的学术视野又并非囿于考据学。他一再强调古代文学研究要有“问题意识”，并强烈反对文学史研究中理论与作品的脱节。他几乎是以全面开放的态度，对来自西方的各种理论学说和方法观点进行遴选和吸收。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到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以及西方接受美学三位理论家的代表观点——姚斯“期待视野”、费什“读者反应”和伊瑟尔“召唤结构”等这些让我们很多晚辈学人都颇感陌生的理论体系和学术思潮，袁世硕先生都有全面了解和批判式借鉴吸收。这些理论方法的吸收使用不仅丰富了袁世硕先生本人学术成果的深度和厚度，而且也为中国传统的义理之学在当代的传承发展，提供了极为经典的成功案例。
学术史的发展既需要学者本人的出色学术建构，也需要学术大师对学术后人进行悉心培育指导。袁世硕先生既是一代出色学者，也是一位出色的学术园丁。几十年来，他不仅在山东大学校内培养了大批学术中坚力量，而且还教泽广被，对学界很多人都有培育指导之功。就在不久之前，袁世硕先生以九十二岁高龄，亲笔给我本人写了一封信，对我近年某成果中一不够严谨处进行严厉批评。已经年近古稀的我，还能够受到耄耋之年袁先生的如此厚爱，让我由衷感到这不仅是我本人之幸，更是学术之幸。在当下学界师生关系冷漠恶化，不乏相互攻讦，甚至落井下石者的情况下，袁先生的高风亮节，坦荡胸怀更如高山青松，垂范于世。
纵观袁世硕先生的学术史意义，个人以为对学人有以下两点重要启示：
其一是对于学术良知的坚守。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不跟风，坚守自己的学术立场和良知。数十年来，学界不乏风波，山东大学也不乏风波。但在各种风波中，人们见不到袁先生有什么随风之举。另一方面是对于各种思想理论，袁先生是本着探求真理的初衷来学习消化，用之于学术研究之中。而不是成为各种思想理论无论是政治态度抑或意识形态方面的附庸和吹鼓手，成为某种政治力量的帮闲。仅凭这一点，就足以令我本人和学界同仁肃然起敬，顶礼膜拜。
其二是对于学术史责任的体认实践。我个人认为，一位优秀学者的学术史责任包括三个方面：继承，创新，传送。这三个方面，袁先生不仅做到了，而且做得非常圆满。无论是考据，还是思辨义理，乃至培养人才，袁先生都站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制高点上。他可以告慰我们这个时代的学术，也可以告慰整个中国学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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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座谈会会场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