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我是如何三次战胜肺癌的？
什么是【英雄日记】？每一个不屈的生命，都是英雄。2018年起，我们将讲述100个与重大疾病抗争的真实故事，本文是第038个。
当一年前，肺癌第二次复发时，故事的主人公也曾面临“走投无路”的境地，最后挽救他的到底是什么呢？让我们走进这位坚强的抗癌老兵的经历。
今年60出头的张先生，是国内某知名高校的一位教授，然而鲜有人知，自20年前开始，张先生就是一位肺癌患者。
大约24年前，正值三十多岁事业上升期的张先生在体检中发现左上肺有一个结节，经过病理穿刺证实是肺腺癌。
这是非小细胞肺癌中常见的一种，早期肺腺癌治疗方案应选手术，手术之后配合正确的化疗、放疗方案，往往能取得不错的疗效。
在当时好的胸外科医生的帮助下，张先生做了左上肺叶的切除术，以及淋巴结的清扫术，并在术后做了环磷酰胺和顺铂四个周期的治疗，很快，张先生又恢复到往日的生活、工作中。
十年平静的时光就这样匆匆过去，张先生保持着有序的生活状态，坚持着自己的事业，让患癌后的人生也变得多姿多彩。
然而，到了2013年时，张先生在一次常规检查时发现左肺下叶尖端有一个结节，经过半年左右间断的复查以后，结节逐渐增大，后来在肺穿刺活检以后，张先生全家人再次开始了对癌症的高度关注，最后检查结果证实是粘液腺癌，肺癌复发了。
对于肺癌复发，让对相关医学保持多年学习的张先生和家人感到担忧，却也有一定的心理准备。因为张先生在医学文献中看到，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医院权威专家统计发现，在早期非小细胞患者中，在接受局部手术治疗后，有三、四成患者存在较高的复发率。
此时，基因检测技术已经在国内广为应用，我国第一代自主研发的肺癌靶向药物凯美纳也已经上市。然而张先生的基因检测结果为阴性，手术再次成为了主要的治疗手段。
于是，张先生在当地医院做了一个左肺上叶楔形的切除术，同时也取了一些淋巴结，活检证实淋巴结没有转移，按照病情诊断进行了4个周期的化疗，这次与肺癌抗争的经历随着化疗结束也告一段落。张先生仍维持着预后复查的习惯，以保持着依旧乐观的心态。
命运对这个历尽沧桑的人显得太不公，就在去年，张先生肺癌第二次复发了。
这次张先生的治疗是左肺上叶病灶的放疗，然后进行3个周期的培美曲赛加顺铂的化疗，同时应用贝伐单抗辅助化疗，在2017年初，治疗终于结束了。
然而，在长达半年的复查中发现，病变从最开始的放疗、化疗逐渐缩小，却再次逐渐增大，乐观的张先生也开始犯难了，因为病灶已经做了两次手术，也已经做了好多周期的化疗和放疗，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于是，和众多国内癌症患者一样，张先生开始了漫漫就医之路，然而，跑遍了全国的各大医院，医生建议却基本相同：手术已经不可能了，化疗方案也捉襟见肘，因为没有特别的药物可以选择。
国内治疗方案已经“山穷水尽”，张先生在无奈之下，听别的患者聊起，国外治疗肺癌的优势，这立马激起了张先生的斗志，对国外医疗一无所知的张先生，决定找专业人士帮助。
一场来自美国肺癌外科手术好医院的远程咨询改变了他的命运，这家美国医院认为虽然同样有着手术风险，但是医生对手术的把握还是很大，因为病人手术的收益会远远大于风险。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张先生来到美国波士顿，美国医院优雅的住院环境和医护人员亲切的态度，让远在他乡的张先生和家人也未感到陌生，加之盛诺一家的海外客服提供了包括就医、生活等全方位的服务，张先生和家人在美国得很舒心。
来到美国大概两周的时间，医生都在为他做详细的检查，一，增强的胸部CT，进一步检查左肺残叶与周围组织的关系，同时检查是否有残存的淋巴结的肿大；第二，支气管镜检查，判断气管内有没有侵犯，另外通过EBUS（超声支气管镜）判断纵膈有没有淋巴结的问题；第三是肺功能等一些常规的检查，来判断患者是否能够耐受手术。
通过两周的诊断评估以后，一天，肿瘤内科和外科大夫和张先生及家人进行了深入的沟通，在美国，医生们遵照法律和习惯，鼓励病患们享有知情同意权，患者本人也往往是治疗团队中的一员。在这场长达一个小时的讨论中，美国医生理性而深入地讲述了团队的治疗建议：首先，张先生的情况，原则上是可以耐受左肺上叶切除术的，他们认为患者的肺功能未受太大的影响，肿瘤也没有其他部位的扩散，只是一个局限的病灶，手术可以做。但同时，美国医生也强调，手术仍存在可控的风险。
我们都知道，如果身体上出现一个小伤口，就会留下瘢痕，而内脏器官的手术就更如此，患者经历过两次胸腔手术，胸腔已经有很严重的粘连等情况，加之患者曾经接受过放疗，放疗本身会导致血管的脆性增加，手术过程中也可能会加重出血，这就是所谓的风险真正内涵。
《人民日报》曾经刊文《给医生一个冒险的理由》 ，曾有这样一段论述：医学是一门不确定的科学，生与死，只有概率，没有定数。一般来说，风险和收益成正比。医生越是敢冒风险，患者的收益就越大。如果患者给予医生理解和信任，愿意跟医生共担风险“赌一把”，医生就会迎“险”而上，为患者赢得一线生机。
在医患纠纷频繁的今天，越来越多的医生采取防御性医疗措施，以求避免纠纷和诉讼。例如，让病人做多余的检查、对高危病人进行转诊、故意选择难度低的手术、放弃风险大但价值高的治疗等。显然，防御性医疗是一种隐形的“冷暴力”，使本已脆弱的医患关系雪上加霜。在这场博弈中，医生未必是赢家，但患者肯定是大的输家。
在法律更为完备的美国，医生们显然更愿意“冒险”，他们和张先生及家人在进行着详细的解释，张先生的肿瘤是一个20几年缓慢进展的肿瘤，这种肿瘤的特点就是对化疗不敏感，即使再次做化疗，只能延缓患者的病情进展，但却不能得到根治，而手术却有可能达到根治，所以还是建议病人尝试外科手术。
该不该进行外科手术，经过与肿瘤外科医生、肿瘤内科医生的深入沟通，张先生和家人最后决定，手术。 他说，“我已经在世界上好的医院接受治疗啦，已经没有什么遗憾了，我相信精准的医学，相信我们一定能够闯过这一关！”
终于手术的时间确定下来了，2017年11月20，对张先生而言是他抗癌二十几年中重要的一天。这场历时五个小时的外科手术，最终把左肺残叶和残存淋巴结清除掉了，手术过程出血不足350毫升，无输血，术后回到ICU后，当天的引流量是700毫升，在正常范围内，手术终于如愿获得了成功。
术后的张先生回到了盛诺公寓中，病情很平稳，恢复的也很顺利，他正等待着美国医生下一步的治疗方案。天气好时，老伴会推着他在公寓外的公园里漫步，看着太阳在地平线上落下灿烂的余晖，张先生觉得这真是人生最美的风景。
其实，像张先生这样的病人还有很多，在国内治疗无望时，他们选择了一次次飞抵大洋彼岸，因为在旅程的那一头，有全球的癌症治疗医院，有更多可供选择的药物，有为完善的医疗体制，也有着更多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