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四月芳菲
八十年代初，父亲和他村里的穷哥们儿们最大的梦想就是过上弹弓换鸟枪，鸟枪换大炮的日子。可这个梦想实在有点飘渺，像天边绚丽的晚霞看得见却摸不着。“南三区，难三区，贫穷不过南三区”。那时候，全县最穷的是南三区，而南三区最偏僻最落后的村子是敖包吐。父亲就出生在敖包吐村。“敖包吐”是蒙古语，意为小山包。别看村名为小山包，实际上村子在狭长山沟的最里边，邻村的人管我们村叫“沟里”，这个名字形象贴切的反应出我们村偏僻的特点。那时这里交通不便，去个镇上也得攀山越岭走十几里的山路。没有电，没有水浇地，种地全靠“望天收”，偏僻又贫穷，完全符合了“死山沟子”的评判标准。那时吃大锅饭，集体劳动中人们比着赛地往后靠。贫穷就像一块儿狗皮膏药牢牢地粘在人们身上。八十年代初实行土地改革，包产到户后村民种自己的庄稼填自己的肚子，立马干劲儿十足。生活很快有了好转，风调雨顺的年景大部分人家都能吃饱肚子，可还远没有摘掉穷帽子。现在还记得小时候孩子们嘴里的顺口溜“于老五，穷受苦。冬天放牛穿单裤，冻坏老哥大屁股！”。为啥冬天穿单裤？还不是因为穷么。“破衣烂衫补丁裤，三口一张破被乎（方言：被子）”是不少村民生活的常态。
当年父亲在村里文化最高，头脑活络，口才又好，村民们大事小情都来找父亲帮忙，没事儿也总爱找父亲唠嗑儿。我年龄小，对他们讨论的国家大事不感兴趣，对这两件事却很关注。一个是赤峰什么时候划归辽宁，因为赤峰曾在上个世纪的69年到79年划归过辽宁，79年又重新划回内蒙。虽然人们嘴里念着黑辽宁的顺口溜“辽宁的钟不走点儿，辽宁的火柴眨巴眼儿；辽宁的煤冒黑烟儿，辽宁的汽车跑不远儿”，心里却常怀念归辽宁管辖的日子。归辽宁，赤峰就是穷地方，老百姓每年都能减免部分农业税，还能分得些钱粮衣物。回归内蒙后赤峰由小弟变成哥，不管排行第几，总之还有比它更穷的，所以一切优待都没有了。这让饱受贫困之苦的乡亲们很是怀念辽宁的好。于是时常会有谣言流传，赤峰又要划归辽宁了，并且传的有鼻子有眼，让人不由得又生出了盼头。那时我年龄小，不记得归辽宁的日子怎样，受大人影响也跟着盼，毕竟能吃上白面大馒头远比玉米面锅贴子更诱惑我的胃。另一个让我更感兴趣的话题就是干什么能挣大钱。 那时候山外的世界已经像抽穗的谷子，一天一个变化。经济搞活、自由买卖，做生意跑运输，很多人不种地也发了财。这些消息都刺激着村民的神经，使他们眼馋耳热。父辈们聚在一起最爱议论这个，也讨论能使自己发家致富的门路。一次父亲和他的这些村民哥们儿们又聊到了这个话题，热烈讨论的程度俨然已经找到了最佳门道，可以一夜发大财，那就是合伙收羊绒。贩卖羊绒利润大还不需要技术，筹够万八千的做启动资金，以后就可以用钱生钱变大款了。他们想了多种筹钱的方法，每人分了筹款任务，还安排好了每个人具体负责什么工作。父亲负责掌管钱款和当质检员，柳大爷负责过秤，高大叔门路广，外面认识的朋友多，负责联系收羊绒大户，保证把收到的羊绒以最好的等次销出去。其余的几个合伙的叔叔大爷也不能闲着，那就走街串户收羊绒去吧。他们仔细推敲着每一个环节直到万无一失，父亲和他的伙伴们说得热火朝天，仿佛赚的钱已经揣鼓了腰包。说到兴奋处，索性脱掉鞋子蹲到炕上来，烟袋吸得滋滋响，烟雾缭绕升腾笼罩着一张张兴奋的脸。热烈的气氛中我也跟着高兴，仿佛父亲已经挣了钱。有了钱就可以给我买漂亮的花衣服，天天吃白面，去代销店买糖就可以阔气地排出一元纸币“大哥，来一块钱的水果糖！”那飒爽的感觉和递过一毛钱肯定不一样。然而，日子一天天过去，羊绒季也快结束了，仍不见父亲和他的合伙人们行动。我有些着急，忍不住问正在干活儿的母亲：“我爸和柳大爷他们不是要合伙收羊绒呢吗？怎么还不收？”“收什么收，别听他们瞎说。”母亲头也不抬地说。“他们不是计划好了合伙挣大钱呢吗？怎么是瞎说！”我着急了，提高了声音。母亲停下往灶膛送的柴草，抬头看着我，竟然笑起来：“买卖那么好做吗，上哪整钱去？谁有钱肯借给你去做买卖，赔了使啥还？你爸他们天天做梦，你还当真，真是小孩子！”我失望极了，原来这只是父辈们的一个梦想，虽灿烂无比，却没开在现实的土壤。
日子慢慢地过，时常也还是会听到父辈们讨论如何挣钱的法子，尽管现实的土壤如黄土板儿地一样贫瘠，他们梦想的火苗却一直没有熄灭过。最先付诸行动的是“小皮匠”高大叔。祖传的手艺虽然能挣来一碗饭吃，可是皮匠活儿又脏又累，一天活计干下来，浑身都是沤皮子的腥臭味儿，高大叔扔掉手里的工具开始了闯江湖的日子。85年秋天，我大哥考上了赤峰师范学校，每年的学费不是小数目，日子更加捉襟见肘。父亲决定把想法付诸行动，做买卖去！三叔的朋友倒腾荞麦皮赚了不少钱，86年夏天，父亲和三叔有样学样贷了款，从加工厂里收了荞麦皮，雇了大汽车运往北京被服厂。荞麦皮性凉又松软，枕着舒适不上火，是做枕芯的首选。由于只有北方的部分地区适宜种荞麦，荞麦皮的收购价格高。农民们去加工厂加工荞麦，荞麦皮可以抵加工费，所以各种粮食中唯有加工荞麦不用掏加工费，对于收购者来说低价进高价走实在是稳赚不赔的买卖。大汽车拉着满满一车荞麦皮驶往北京，一路上父亲和三叔小心谨慎，可还是出了意外。因为缺乏做生意的经验和为了节省租苫布的钱，三叔在雇车的时候没租雨布，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浇透了一车的荞麦皮。无奈只好停车住店，第二天雨停后租用店家的院子晾晒荞麦皮。在多花了两天吃饭住宿雇车钱后终于到了北京被服厂，父亲担心的事儿还是发生了：泡过雨水的荞麦皮脏，黏连，品相不好，检质员脸上挂霜拒绝接收。父亲和三叔跟着质检员陪尽了笑脸，说光了好话，质检员丝毫不为所动。这下可完了，荞麦皮卖不出去就不是鸟枪换炮了，是一朝回到解放前，拿什么还贷款，还怎么供学生念书！八月的北京，太阳火盆子一样悬在头顶，连影子似乎都被烤化了，一寸寸矮缩下去，烤得人酸汗淋漓。蒸腾的暑气里比太阳更炽烈的是父亲焦灼的心，父亲和三叔在焦急和无助中煎熬，眼看太阳落西，一天又要耽搁下去，父亲狠了狠心，掏出衣兜里仅有的一百五十元钱全部塞给了质检员。终于，一车荞麦皮以最低等次——三等品卖了出去！这次买卖去除所有开支，兄弟俩还每人赔了二百元钱。在那个一只羊才值二十几元钱的年代，二百元不是小数目。父亲经过这次艰难凶险后差点病倒，从此再也不想着做买卖。不是他胆小怯懦，而是父亲的肩上担着一大家子的生活重担，他无法做一个一往无前的勇士，可以倒下了爬起来再战。当初发言最积极、讨论最热烈的梦想家柳大爷却是最安分的一个，他和其他村民一样安守田园、勤劳地侍弄土地。困守在这个偏僻贫穷的山沟里，没本钱没技术没人脉没经验，不安分地种地又能干什么呢！
时间如河流一样默默流淌，渐渐地人们的日子倒也有了很大的起色。随着私自开垦的土地越来越多，每人能合七八亩。土地多，精心伺候，风调雨顺的年景一年能打两三年的口粮，遇到灾年几乎没人饿肚子了。随着羊和羊绒的价格逐年上涨，激发了人们养羊的热情，养羊成为村里人的第一副业。养羊多的人家就有了钱花。人们逐渐告别了补丁衣裤，赶时髦的年青人穿起了喇叭裤；姑娘们脚踩高跟鞋，尽管高跟鞋实在不适合在这坑包土石的山沟儿里穿。日子渐好，什么时候赤峰再划归辽宁的话题逐渐被人们淡忘，几乎没有人再提起。父亲做生意受挫后专注于种地养牧。父亲精于计算，母亲勤劳能干，地里的庄稼比别人高出一大截，秋收的粮食足以让很多人眼馋。收秋后父亲就和其他村民们一样赶上马车拉上粮食去镇上交公粮，粮食评出几个等级，按照等级不同折合不同的价格顶替农业税。那时候农业税牧业税还是农民很重的一个负担，养猪鸡鸭鹅也要按数目交家禽税。我现在还能清楚地记得父亲在煤油灯下一遍遍计算全年的各种赋税的情景。一年的收入去除数目不小的各种税后数目也还是很可观，然而供三个孩子读书就会花掉大半儿的钱，母亲身体不好每年都要花不少医药费，这样一年的收入几乎没有剩余。虽然家里没有什么积蓄，可是我的大哥也逐渐到了该娶媳妇的年龄。大哥在乡下中学任教，教学成绩突出，又有写作特长，奈何周围几十里没有工作年龄都合适的姑娘，父亲托人介绍的城里姑娘工作好模样正，可是条件却是得在县城买楼房。这可难坏了父亲，家里值钱的就是那几十只羊，都卖了也还差的远。如果拼尽全力买了楼就会背上沉重的债务，实在没有能力供下面两个孩子念书了，父亲思量很久后决定放弃。那些天父亲沉默寡言，烟却抽得勤了，烟雾萦绕着父亲紧锁着的眉头，染白了鬓角的头发。此后，由于过度操劳父亲的身体也大不如前，一侧的手脚时常麻木。那时候医院还没有现在这么多先进的仪器，医生的误诊导致药没少吃，却不见效。父母勉力支撑供二哥和我读书，直到我们二人都相继中专毕业。在这穷乡僻壤，供一个学生就得张跟头打把式，我的父母硬是供出了三个学生，代价就是积劳成疾，付出了健康。二人使劲土里刨食供孩子们念书，让他们不再面朝黄土背朝天。孩子们凭念书都端上“铁饭碗”成为公家人，是父亲唯一能挺直腰杆的事儿。再说外出闯荡的高大叔，他在影信皆无了三年后衣锦还乡了，可也仅仅是衣着光鲜了，兜里并没揣回几张钞票。高大叔在外做的是什么营生他讳莫如深，人们都传言他参加了赌博团伙专门抽老千坑人骗钱，还有人说他们用假古董专骗有钱的生意人。我四姑夫被骗走三万多买回来一堆破烂假盔甲来，据说就是高大叔的团伙干的。在外面游荡惯了的高大叔每次回来在家呆不过俩月就会又一次离家走出。据说每次出去都能弄到钱，不流汗得来的钱，来的快去的也潇洒。在外面吃喝玩乐逛久了，钱快花光高大叔就会想起还有个家来，给老婆买件新衣服给孩子买了零食水果什么的带回来。高大婶每次都是在打骂哭闹抽搐昏厥后再次接纳高大叔，毕竟他是四个女儿的爹呀，能带几个钱回来补贴一下时常揭不开锅的日子，这样的男人有聊胜于无吧。高大叔依旧来找父亲闲聊。一次二哥拿来扑克央求高大叔露两手，高大叔拗不过接过扑克。奇怪的是衣着光鲜、从容淡定的高大叔接过扑克手就神经质地抖，仿佛得了帕金森综合征。但手里的动作却迅速敏捷，耍了两个魔术后把扑克牌递给二哥，虽面上含笑，鼻尖上却沁出了汗。高大叔走后，父亲和母亲议论，说耍钱鬼儿在骗钱的时候肯定极度紧张，不然怎么会拿起扑克就神经质的抖。不过我和二哥凭着高大叔教的两个小魔术，在村里孩子们面前着实牛气了一阵子！聪明机警的高大叔在外干了多年的不法勾当，终于应了那句话“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他和他的团伙都落网了。经过八年的牢狱生活，流过铁窗泪啃过窝窝头后的高大叔彻底改变，开始安安分分过日子。皮匠这个工种已经被时代淘汰，庄稼地又不在行，但能跟在老婆身边打个下手，干点力所能及的活计，高大婶也是心满意足。两年后，高大叔的农活已干的有模有样，只是先前的白皙光鲜不见了，皮肤黝黑，头上挂盐脚上蘸泥巴，已经变成一枚标准的庄稼汉。庄稼汉高大叔种地的日子虽然有些拮据，但是眼神笃定，内心踏实，扶犁握镰的手再也没有颤抖过。我们的畅想家柳大爷日子过得怎样呢？不怎么样！柳大爷安于种地却不甚精于种地的学问，日子一向紧巴巴，三个儿子却到了成家立业的时候。老大去北京饭店打工领回来个漂亮的川妹子，川妹子老家更穷，所以也能安心的和老大过日子。给老二娶媳妇却让柳大爷拉了一屁股饥荒，家里仅有的值钱物就是牛圈里的四只大黄牛，谁知老二闹着要分家产，执意要分走两只。柳大爷哪里肯给，这可是给老三“晃”个媳妇的唯一资本了。父子二人由争吵升级为骂战，柳大爷气的在炕上绝食了三天，才在老伴儿哀求下魂魄悠悠的起来吃饭。
村民的日子如同一潭湖水，平静而没有波澜，父辈们的发财梦渐渐消磨在农田的劳作里，淡忘在岁月的风烟中。95和97年发生了两件大事儿，一下子改变了这个落后山村的生活——村里通电通车了！通电是国家的惠民政策，要在三年内给所有村子通上电，我们村在全县最先享受到了这个好政策。修路也是政府组织实施的结果，羊肠小路变宽阔平坦的砂石路，客车就开进村里来。从此村里人们的日子就像电灯打开了开关，一下子明亮了；又像修好的砂石路，一下子平坦开阔起来！通电通车让乡亲们幸福感倍增，父亲再和村里叔叔大爷们闲聊，内容都变了，以前嘴里的“死山沟子”“兔子不拉屎的地方”的抱怨不见了，变成自夸—— “咱们现在，通了电通了车，不比城里差”，“城里哪赶得上咱们，咱吃粮山上种，猪鸡自己养，吃啥有啥，不用花钱！”，幸福、惬意、满足洋溢在每个人的脸上。
99年，父亲病情加重，一次跌倒后就爬不起来了。诊断的结果是脑动脉硬化造成脑梗塞，导致脑出血，此后父亲常年用药，然病情每况愈下，终于在熬到第五个年头时永远地离去了，他在历尽艰辛供出三个孩子并且在儿女们都成家立业后永远的离去了，那年他57岁。此后，父亲这一茬人——和他一起梦想发财的人，还有村里那些没有参与讨论也一样做着发财梦的同龄人，渐渐如秋风中的落叶一个个的凋零。柳大爷六十几岁得了胃癌，发现时就是晚期。农民们经济不宽裕，总是舍不得去县城的正规医院诊病，实在撑不过去了才去大医院就医，很多人的病就是毁在拖上。柳大爷和他的儿子们拿不出做手术的钱，只好保守治疗，几个月后柳大爷就撒手西去。渐渐的父亲的同龄人们一个一个的离世，现在村里只剩下高大叔和于大爷还健在。我的父亲如果活到现在也才72岁，他们这一代人在这穷乡僻壤里吃过太多的苦，过度操劳严重透支了身体，多数过早的离开人世。他们默默无闻，如同山间野草，他们的离去又如飘零的落叶悄无声息落在一隅，化为一抔泥土。其实，父亲这一代的农民都是如此，在那个贫穷的年代，他们肩挑日月，手转乾坤，用勤劳和汗水种出了中国十亿人的口粮。他们贫穷质朴却坚韧乐观。他们交上去的粮食支援了国家的发展，以农养工国家才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使中国由农业社会步入工业社会，整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现在所享受的一切现代文明成果，都是建立在上一代人牺牲和奉献的基础上。他们毫无怨言地把用汗水换来的很大一部分劳动成果交给国家，抵纳沉重的赋税，直到2006年国家取消了农业税，再到后来种地国家还要给补贴。国家的发展惠及了他们的子孙后代，而他们这一代人一生奉献，大多数都没有享受到现代文明的成果。
我常常感到遗憾，我的村子里的那些父辈们，他们曾经的梦想在那时切近而又茫远。近到寄希望于划归省籍解决温饱，远到发家致富成为万元户。他们终其一生不论是切近的还是茫远的都没有实现。温饱解决了，不是靠划归省籍。他们辛劳一生，为生活为后代竭尽全力，没有一个成为万元户，让他们能在村里挺直腰板，受人瞩目。能通车通电就是他们看到的最好的生活景象，而他们没看到的，甚至做梦都梦想不到的美好生活又实在太多了。现在的农民种地早已不用缴税还能拿补贴；人人都上了合作医疗，治病国家报销大部分医疗费；政府帮扶把山坡地全部修成梯田，全部膜下滴灌；危房改造,公路村村通；美丽乡村建设，“十个全覆盖”；县里立项的高速公路即将穿村而过；全县率先在全国摘掉了穷帽子。这一桩桩一件件的大事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在这个朝气蓬勃昂扬奋进的新时代，农村旧貌换新颜，后代们的发展也是他们所从没敢企盼的。曾为儿子娶媳妇凑不够楼房钱而气馁愁苦的父亲，没有看到他的大儿子事业有成，楼房换了好几次，越换越好。更没看到他的二儿子成了固定资产过亿的建筑公司老板，建起一栋栋楼房，一座座厂房。曾因为几头牛分家产而闹绝食的柳大爷，也没看到他的儿子们成为刮大白的行家里手，组建了自己的施工队当上了包工头，每个都成了“款爷”。不止是他们，现在的人只要勤劳肯干，住楼房开轿车都不成问题，哪个生活的差呢。逝去的父辈们，如果真的能够地下有知，当为这盛世而骄傲，为子孙后代现在的日子而欣慰，当和我们一起感念我们党和政府的好政策！
作者简介：四月芳菲，实名：胡景丽，中学语文教师。喜欢读书和旅行，偶尔写点随笔，用行走在路上的笔触抒发对生活的热爱，绽放裹在灵魂里的激情。有零星文章在赤峰的报刊上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