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释意】（二十四）议与对的优劣
第二十四章 议与对的优劣
（议对第二十四》）
“周爰咨谋”（原诗大意：四处寻求治国良策）出自《诗经·小雅·鹿鸣之什·皇皇者华》。这首诗原本是指君王派遣大臣，四处寻访贤达人士，征求治国方略。像这种由上到下，谋求治国理政的办法，也就是下面“议”的文本内容。所以，呈报朝廷的“议”，应属于因地制宜的时尚言论，依据这些言论，可以满足解决现实问题的急切需要。
《周易·节卦》的象辞有：“君子以制数度，议德行。”（大意：君子要敬畏数理的限制力量，善于参照对比，注定修养德行，时刻谨慎举止。）另外，《尚书·周官》中则说：“学古入官，议事以制，政乃不迷。”（大意：参考古代官场规则，规范自我言行，依此参政议政,才不会迷途忘返。）由此可见，历来参政议政，首先要懂得借鉴，而借鉴的首要问题，就是要懂得敬畏和节制。这才是学习古代经典中政治经验的精神所在。
春秋时期的管仲讲过，轩辕黄帝之所以设置“明台”，主要为了方便各处部落头脑聚在一起，共同谈论治理天下的意见和建议。因此，像“议”这种自上而下的听政方式，可谓由来已久了。唐尧时代，洪水泛滥成灾，尧帝曾向担任“四岳”官职的大臣们，询问谁可以担当治理洪水的大任。虞舜在位时，也曾让大臣们推举可以胜任“百揆”官职的人选，并从中得到了“禹、稷、契、皋陶、伯益”等五名得力干将。到了夏商周三代，帝王开始直接到民间征求贤人理政，例如伊尹、傅说、姜尚等，都是由黎民百姓步入王宫殿堂，并且一举成名。
若讲述华夏历史上因“议”而闻名遐迩的故事，即振聋发聩，而又不胜枚举。《春秋·僖公二十一年》记载，宋襄公曾经被楚国拘禁，因为鲁禧公出面提议，宋襄公才被释放并于后来赢得“仁义”美名。《史记·赵世家》记载，赵武灵王意欲在国内推行胡服骑射，殿堂之上与叔父公子成激烈争执再三，最终得到认同，才得以推行。《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鞅锐意改革，通过与甘龙等一番激烈辩论后，才赢得奇峰突起、独树一帜。以上事例，都是国家涉及治国方略时，于宫廷朝堂之上，已经威名远扬的公开性辩论和划时代争议。当时，像这种厅堂上的议论，尽管还没有成为国策制度，但通过这种方法方式所取得的历史成就，不仅曾经移风易俗，而且已然惊世骇俗。
进入汉代后，国家确立了驳议制度。而“驳”这个字，单从字义上，是指马的毛色杂乱不一致，用于此表示“异议较多、意见不统一”。
回溯整个汉朝时期，无论西汉还是东汉，不但礼仪昭彰，而且制度谨严。正因为汉朝政府，特别重视知识、德贤和才干，所以举国上下，无论在朝在野，凡堪称儒雅博学的名家贤士，俨然蔚为大观。于是，朝廷一经提倡官民都可以公开讨论或上疏，参与各种参政议政的言辞文论时，单单朝廷指定地点的名流汇聚，经常都是人言鼎沸，而且莫衷一是。然而，恰是在驳议制度保障下，各路人才随即蜂拥而出，富有真知灼见的政论策略，不断脱颖而出，时常发人深省。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汉文帝时期的博士贾谊，每当朝廷诏令议对之际，其他人员还没有想出对策，年轻气盛的贾谊，却已经侃侃而谈，令众人啧啧称道。所以，贾谊擅长驳议的显赫名声，由此可见一斑。再者，像吾丘寿王（字子赣复姓吾丘武帝时从董仲舒学《春秋》迁侍中中郎后获罪被杀）的《议禁民不得挟弓弩对》，内容是阐明民间储备弓箭的必要；而韩安国（字长孺武帝初御史大夫）的《辨匈奴》，主要倡议对匈奴采取和亲绥靖策略；再者，贾捐之（字君房贾谊曾孙）的《弃珠崖议》，目的阻止陈兵海南，以免引发连锁叛乱；另有刘歆的《孝武庙不毁议》，旨在申辩宗庙去留与祭奠列宗功德的影响。上面罗列作品，尽管内容各异，而且文采不同，但他们都十分准确地把握准了“驳议”文本的叙事要领。至于其他者，像东汉时张敏（字伯达东汉章帝时为尚书在和帝时拜司徒）的《驳轻侮法议》《复上书议轻侮法》和郭躬（字仲孙东汉章帝时为廷尉）的《议秦彭擅诛》，以及三国时期程晓（字季明三国魏人官至汝南太守）的《请罢校事官疏》和司马芝（字子华三国魏人官至大司农）的《议货钱》，还有晋代何曾（字颖考魏末为司徒晋初拜太尉）的“蠲出女之科”和秦秀（字玄良晋武帝时为博士）的《贾充谥议》等。他们这一些作品，属于据实陈情并且意见中肯，都堪称契合奏议主旨的杰作。
当下，若回头观察汉晋期间杰出的议政文章，尤其总结那会儿“驳议”体裁的社会成就。横跨整个两汉，首屈一指的人物，应是东汉的应劭（公元约153-196年字仲瑗汝南郡南顿县人东汉学者），再者则是晋代的傅咸（公元239-294年字长虞北地泥阳人西晋文学家曾任太子洗马尚书右丞御史中丞等职封清泉侯）。之所以这样说，因为应劭精于博古通今，看他存世三十多篇驳议，足可见识其涉猎广泛，他的作品不但融会贯通，而且条理十分清晰。至于傅咸，政治远见卓识，敢于仗义执言，尤其刚正不阿个性，当时颇具威名，但其文章弊在辞藻略显华丽堂皇。另外，再就是陆机（公元261-303年字士衡吴郡吴县人）的《晋书限断议》，其针对重要历史人物的断代见解，堪称睿智而新颖，但其过多阿谀之词，有损文章风骨。总之，他们的奏议，各具特色，在某一方面，都具备了比较突出的个性风格。
朝堂之上，于君臣众“议”之中，还有一种类似行动前的规划或预案，即遇到重大行动前，必须通过广泛听取意见，并要求提出建议者说明理由和排查质疑，目的为了采纳和实用。所以，汉晋王朝的驳议制度，在保障朝廷大政方针实行上，即谨慎严谨，又张弛有度。正是基于这种需要，不管宫廷殿议还是群聊驳论，凡能够成为他们据理力争的公共依据，首推一举的必定是经书典籍。所以，这种廷议群争的政治模式，必然要求将以往历史性经典，变通为今天可以接受的经验教训，而在说理方面，务必抓大放小，如同伐木，重在树木主干，忽略细枝末节；另外，在文辞方面，务求简洁明白，忌讳花里胡哨。如果将朝廷通常议事的具体内容展开后，给予详细说明，即议论祭祀，必须要熟悉礼仪理由；而论说军事，务必知道怎样练兵；事关分析农业，起码熟悉稼穑农耕；凡断狱诉讼，首先精通法规章程。唯有如此，从言辞到笔墨，才能标本清晰而重点突出，才能文辞简约而义理周正。于此，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在驳议制度下的奏议，其中真正展示智慧才华的地方，一定不是故弄玄虚的哗众取宠，而是尽可能用简单明确的语言，来表达清楚个人的思路和提议，更不会是通过华丽辞藻或繁文缛节，来卖弄自我的博学多识和才华横溢。所以在此，一定是推崇“以核心思想的显著明确”为之美妙和摒弃“以语句辞藻的深邃隐晦”为之奇妙，并将其作为写作宗旨。这才是“议”作为文章体例的刚要所在。若不其然，通常的参政议政奏本，必定会成为支离破碎、穿凿附会、思维奔逸的舞文弄墨，其中涉及事实部分会越多反而越模糊不清。像此等议题文章，即便拥有再深刻的道理论证，也会埋没在繁文丽句之中。譬如《韩非子·外储说左上》里面有两则故事，即格外发人深省。一个讲述的是秦穆公嫁女与晋公子，因为嫁妆太过丰盛，仅随嫁的婢女就多达七十人，结果晋公子贪恋婢女以至于冷落了秦公主；另一个则是家喻户晓的“买椟还珠”。尤其这后一个故事，表面看似愚蠢至极，其实与上一个故事一样，都是忽略了所求本质，以至于喧宾夺主，导致本末倒置的后果。
那么，何为对呢？单论奏本中的“对”，一般指对策和射策。对策，是按照帝王要求来陈述政治谋略；而射策，是指通过具体事例，来为朝廷出谋划策。其实，若论二者精要之处，关键在于应对的时机和关键，必须直指要害，如同一剑封喉一样。当然，在二者名称来由上，虽有细微差异，却都隶属“议”的体例。
古代帝王，在选拨人才时，考察深究的主要还是语言表达能力。到了西汉孝文皇帝中期，朝廷完全敞开了“举官选贤”的大门，所以当时晁错，便以《举贤良文学对策》一文，拔得头筹。到了汉武帝时期，选贤任能的政府行为，更加公开倡导，并且旗帜鲜明。其中，若是对策的第一名，即可提拔重用；若射策进入甲科者，准予授官入仕。像这种策士制度，才是刺激人才培养和选拔优秀人才的重中之重。再回头，翻阅晁错的《贤良文学对策》，其借鉴古代教训，引领当下与未来，措辞精炼且思辨通透，之所能够名列前茅，确实名副其实。另如董仲舒的《举贤良对策》，引用《春秋》经典，依据阴阳演变，评说时代变迁，之所以文繁理多而不显得芜杂晦涩，关键在于深入浅出且环环相扣。还有公孙弘（公元前200-121年字季齐地薛人布衣封侯官至丞相位列三公）的《举贤良对策》，尽管义理宽泛并没有锐意直陈，但语句简约而不离主题，兼有情景交融的特点，所以当时考官列为下第，而汉武帝则将其提升为第一。其他者，像西汉成帝时杜钦的《举贤良方正对策》《白虎殿对策》，尽管看似简单直白，却切中时弊而贵在务实，应属于有感而发，与舞文弄墨无关。东汉时，鲁丕的《举贤良方正对策》，言辞简朴爽朗，且气质儒雅，从而独中高第。以上五家，堪称议对文体中的杰出代表。
步入魏晋以来，文风崇尚艳词丽句。像议对这种奏本，本来就侧重实质内容而不拘谨形式，所以若用文辞富丽来表达事理道义，已经有失偏颇了。事实上，到了晋元帝时代，秀才孝子不但都不愿意参加策试，甚至进入考场的应试者，竟有的称病不敢对答。在如此社会环境下，真正的优秀作品已经难得一见。据说在汉成帝鸿嘉二年，朝廷宴饮博士时，竟然有野鸡飞临殿堂。到了晋成帝咸和六年，当大殿策试秀才之际，偶见獐鹿出现堂前。像如此怪事奇遇，已经预示着这种选拔人才体制，必定存在内部失策和错误。
归根到底，驳议性文体，侧重于辨别是非，贵在各抒己见。至于对策，其关键是弘扬道德，目的归于正大光明。究其二者，都需要精通政治权谋，若涉及对策方略，还需要经济实用。因此，像这一类作品，即便引经据典，也不能脱离现实需求，否则便会蜕变成为迂腐虚幻的高谈阔论；纵然巧言善辩，也不能无视眼前急需，否则即刻堕落成了尖刻乖离的自欺欺人。所以说，一切议对性奏本，如果都能像春风洋溢而万物复苏，亦如洋流荡漾而不泛滥成灾，那么必将是王朝宫廷之天大的造化美德。据此而论，真正步入仕途的高才大德，从来都是凤毛麟角而又太难能可贵。根究其因，他们有的虽擅长实干，却疏于文采；有的虽文采奕奕，却不能脚踏实地。按说朝廷推行驳议或策士制度，其中选拔出来的最理想对象，应该是通才或全才。然而，单凭推行“依文取仕”制度，即能确保获得通才或全才性人物，亘古以来可谓鲜矣！
总而言之：议对应答呈殿堂，量才显能名四方；实事求是足堪用，繁文华章莫逞强。王朝兴替多少事，成败得失宫廷旁；高谈阔论循道德，博采众长自远扬。
【注解】
1、三国时魏国的程晓《请罢校事官疏》节选：《周礼》云:“设官分职，以为民极。”《春秋传》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愚不得临贤，贱不得临贵。于是并建圣哲，树之风声。明试以功，九载考绩。各修厥业，思不出位……上不责非职之功，下不务分外之赏，吏无兼统之势，民无二事之役，斯诚为国要道，治乱所由也。远览典志，近观秦汉，虽官名改易，职司不同，至于崇上抑下，显分明例，其致一也。初无校事之官干与庶政者也。昔武皇帝大业草创，众官未备，而军旅勤苦，民心不安，乃有小罪，不可不察，故置校事，取其一切耳，然检御有方，不至纵恣也。此霸世之权宜，非帝王之正典。其后渐蒙见任，复为疾病，转相因仍，莫正其本。遂令上察宫庙，下摄众司，官无局业，职无分限，随意任情，唯心所适。法造于笔端，不依科诏；狱成于门下，不顾覆讯……其治事，以刻暴为公严，以循理为怯弱。外则托天威以为声势，内则聚群奸以为腹心。大臣耻与分势，含忍而不言，小人畏其锋芒，郁结而无告……纵令校事有益于国，以礼义言之，尚伤大臣之心，况奸回暴露，而复不罢，是衮阙不补，迷而不返也。(《魏志·程昱传》)
2、应劭《驳韩卓募兵鲜卑议》：鲜卑隔在漠北，犬羊为群，无君长之帅，庐落之居，而天性贪暴，不拘信义，故数犯障塞，且无宁岁。唯至互市，乃来靡服。苟欲中国珍货，非为畏威怀德。计获事足，旋踵为害。是以朝家外而不内，盖为此也。往者匈奴反叛，度辽将军马续、乌桓校尉王元发鲜卑五千余骑，又武威太守赵冲亦率鲜卑征讨叛羌。斩获丑虏，既不足言，而鲜卑越溢，多为不法。裁以军令，则忿戾作乱;制御小缓，则陆掠残害。劫居人，抄商旅，啖人牛羊，略人兵马。得赏既多，不肯去，复欲以物买铁。边将不听，便取缣帛聚欲烧之。边将恐怖，畏其反叛，辞谢抚顺，无敢拒违。今狡寇未殄，而羌为巨害，如或致悔，其可追乎?臣愚以为可募陇西羌胡守善不叛者，简直精勇，多其牢赏。太守李参沉静有谋，必能奖厉得其死力。当思渐消之略，不可仓卒望也。
3、针对晋武帝下诏访询有关国政的利弊得失，傅咸上书如是：陛下处至尊之位，而修布衣之事，亲览万机，劳心日昃。在昔帝王，躬自菲薄，以利天下，未有逾陛下也。然泰始开元以暨于今，十有五年矣，而军国未丰，百姓不赡，一岁不登便有菜色者，诚由官众事殷，复除猥滥，蚕食者多，而亲农者少也。（摘自《晋书·列传第十七》）
4、晁错《贤良文学对策》节选：诏策曰：“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宁。”愚臣窃以秦事明之。臣闻秦始并天下之时，其主不及三王，而臣不及其佐，然功力不迟者，何也？地形便，山川利，财用足，民利战。其所与并者六国，六国者，臣主皆不肖，谋不辑，民不用。故当此之时，秦最富强。夫国富强而邻国乱者，帝王之资也。故秦能兼六国，立为天子。当此之时，三王之功，不能进焉。及其末涂之衰也，任不肖而信谗贼；宫室过度，耆欲亡极，民力罢尽，赋敛不节；矜奋自贤，群臣恐谀，骄溢纵恣，不顾患祸；妄赏以随喜意，妄诛以快怒心，法令烦滋，刑罚暴酷，轻绝人命，身自射杀；天下寒心，莫安其处。奸邪之吏，乘其乱法，以成其威。狱官主断，生杀自恣。上下瓦解，各自为制。秦始乱之时，吏之所先侵者，贫人贱民也；至其中节，所侵者富人吏家也；及其末涂，所侵者宗室大臣也。是故亲疏皆危，外内咸怨，离散逋逃，人有走心。陈胜先倡，天下大溃，绝祀亡世，为异姓福。此吏不平，政不宣，民不宁之祸也。今陛下配天象地，覆露万民，绝秦之迹，除其乱法；躬亲本事，废去淫末；除苛解娆，宽大爱人；肉刑不用，罪人亡帑；非谤不治，铸钱者除；通关去塞，不孽诸侯；宾礼长老，爱恤少孤；罪人有期，后宫出嫁；尊赐孝悌，农民不租；明诏军师，爱士大夫；求进方正，废退奸邪；除去阴刑，害民者诛；忧劳百姓，列侯就都；亲耕节用，视民不奢。所为天下兴利除害，变法易故，以安海内者，大功数十。皆上世之所难及，陛下行之，道纯德厚，元元之民幸矣。
5、董仲舒《举贤良对策》节选：陛下发德音，下明诏，求天命与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强勉而已矣。强勉学习，则闻见博而知益明；强勉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还至而有效者也。《诗》曰“夙夜匪解”，《书》云“茂哉茂哉！”皆强勉之谓也……臣闻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质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寿，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乱之所在，故不齐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故尧、舜行德则民仁寿，桀、纣行暴则民鄙夭。未上之化下，下之从上，犹泥之在钧，唯甄者之所为；犹金之在熔，唯冶者之所铸。“绥之斯俫，动之斯和。”此之谓也。（摘自《汉书·董仲舒传第二十六》）
6、公孙弘的《举贤良对策》节选：臣闻上古尧、舜之时，不贵爵常而民劝善，不重刑罚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末世贵爵厚赏而民不劝，深刑重罚而奸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夫厚赏重刑未足以劝善而禁非，必信而已矣。是故因能任官，则分职治；去无用之言，则事情得；不作无用之器，即赋敛省；不夺民时，不妨民力，则百姓富；有德者进，无德者退，则朝廷尊；有功者上，无功者下，则群臣逡；罚当罪，则奸邪止；赏当贤，则臣下劝：凡此八者，治民之本也。故民者，业之即不争，理得则不怨，有礼则不暴，爱之则亲上，此有天下之急者也。故法不远义，则民服而不离；和不远礼，则民亲而不暴。故法之所罚，义之所去也；和之所赏，礼之所取也。礼义者，民之所服也，而赏罚顺之，则民不犯禁矣。故画衣冠，异章服，而民不犯者，此道素行也。（摘自《汉书·公孙弘卜式儿宽传第二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