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民国铜印集粹

明代铜错银兽钮闲章

高31mm 印面27.6×28.2mm

印文:古柱下史

购于2009年嘉德拍卖

明代铜兽钮闲章

高23.3mm 印面37.2×15.4mm

印文:九龙山中牧云者

明代铜狮钮闲章

高29.9mm 印面27.8×17.2mm

印文:我思古人

清代龙钮铜印

高27.5mm 印面32.0×15.3mm

印文:临清 边款:诸葛寅安篆

清代竹节钮铜印

高31.7mm 印面19.5×19.4mm

印文:黄文焯 边款:诸葛宽

此印为目前所见诸葛宽印的唯一实物,2008年购于西泠拍卖。

清代竹节钮叶形印

高28.9mm 印面30.5×14.5mm

印文:马在田 边款:诸葛寅安篆

清代钮回形钮印

高26.2mm 印面:17.8×18.0mm

印文:森茂图章 边款:寅安

清代鼻钮铜印

高20.0mm 印面18.4×18.5mm

印文:龚鉴印 边款:诸葛纪

清代橛钮铜印

高31.2mm 印面21.2×21.0mm

印文:护封 边款:永年

清代台钮铜印

高24.0mm 印面23.1×22.6mm

印文:景山氏 边款:永年

清代台钮铜印

高24.2mm 印文19.1×19.0mm

印文:王记庆 边款:诸葛喜

清代铜兽钮闲章

高29.5mm 印面23.5×22.6mm

印文:万古流馨 文疆后人

清代铜如意钮闲章

高27.8mm 印面29.8×25.1mm

印文:举尊忘忧 边款:少甫

清代龟龙钮铜闲章

高30.4mm 印面19.3×19.1mm

印文:钱塘苏小是乡亲

《随园诗话》中记载了一段趣闻:袁枚将唐人诗句“吴郡陆机称地主,钱塘苏小是乡亲”的后半句戏刻为一枚印章,刚巧有一位尚书路过南京,慕名向他讨要诗集。身为“偶像”,袁才子一时兴起盖了这枚章,结果不解风情的尚书大人觉得有辱身份,非常不高兴。当着旁人的面,开始袁枚还给来客面子,向尚书大人作揖道歉,不想这位尚书竟然婆婆妈妈没完没了,主人实在听不下去,气起来认真说,你虽官居一品,苏小小地位卑贱低下,但是恐怕百年之后,人们只知道苏小小,而不知道有你尚书大人存在过呢?

清代橛钮铜印

高29.3mm 印面17.5×17.7mm

印文:护封

清代双圈钮铜印

高25.9mm 印面15.2×15.5mm

印文:平生一片心,边款刻一朵莲花

清代铜提钮闲章

高17.9mm 印面15.7×13.3mm

印文:平安如意

清代竹节钮铜印

高18.2mm 印面16.9×17.2mm

印文:吉封

清代铜橛钮闲章

高19.8mm 印面22.0×14.0mm

印文:三思而行

清代铜双联闲章

高20.1mm 印面27.5×11.1mm

印文:有余

清代回文钮铜闲章

高33.0mm 印面23.1×15.1mm

印文:叶形纪年

清代鸟虫篆铜印

高37.2mm 印面20.2×20.4mm

印文:护封

清代铜橛钮印

高23.0mm 印面28.6×20.3mm

印文:贰酉山藏史印

清代瓦钮铜印

高23.4mm 印面21.3×21.2mm

印文:涞云轫印

清代瓦钮印

高20.4mm 印面22.1×21.8mm

印文:半农

清代铜如意钮印

高30.3mm 印文17.3×16.8mm

印文:护封

清代铜连珠双面印

高39.7mm 印面21.7×9.2mm

印文:小春、乾元

元代高字押印

高15.7mm 印面28.2×16.2mm

元代铜闲章

高14.3mm 印面:21.1×19.2mm

民国竹节钮连珠闲章

高14.1mm 印面50.9×24.6mm

印文:七步斋、宗伯学士 边款:庚午仲夏沈士运作

民国橛钮铜印

高23.5mm 印面16.0×15.7mm

印文:祝顺之印

民国狮钮精工章

高36.8mm 印面14.3×14.5mm

民国狮钮精工章

高39.0mm 印面14.4×14.5mm

民国龙钮精工章

高44.0mm 印面15.0×15.2mm

民国龙钮精工章

高35.2mm 印面14.5×14.5mm

民国龙钮精工章

高31.1mm 印面16.2×16.4mm

民国龙钮精工章

高41.6mm 印面16.2×16.2mm

民国龙钮精工章

高49.2mm 印面16.6×16.6mm

边款:志清赠

民国虎钮精工章

高27.5mm 印面19.8×19.6mm

民国凤钮精工章

高44.7mm 印文15.2×15.2mm

附录:

寂寞千秋孰与从,古来大匠多拙工——芜湖铜印世家诸葛氏考

张斌海 徐家伦

我国印章艺术渊源流长,到了明代中叶由于石材的引进和广泛应用,印章以工匠刻制过渡到了文人篆刻的崭新时期。铜――作为印章的承传主体也随之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刻铜之法反倒被人忽略了。

有了文人的介入,从而使印章艺术到明清时达到了一个空前发展的高峰,并形成流派纷呈、风格多样的繁荣景象。明清之交也是十分引人注目的一个特殊时代,明末以来士大夫们皆以耽玩篆刻小技为乐,从一般的把玩古物到自己分朱布白,其间趣味盎然。印家各逞所长,在印材上多动脑筋,如切玉家江皓臣、刻竹印的杨褒、潘西凤、紫砂印的顾昕等。明代张灏《承清馆印谱》中所录22位印人作品来看,有16人80多件铜印作品。由此可见明清印人多善治铜,同时也表明在石材广泛应用时期,还有很多印人并没有完全放弃以铜为载体的创作。如明末清初印人汪关刻“张炳樊印”、苏宣的“张长君”、“张灏之印”、吴良止的“采真堂印”等。他们从过去委托工匠刊刻到亲自设计、亲手操觚。这些印多系铸造成型后又经修饰,故线条含和中寓方劲,堪称精品,在流派篆刻发展的长卷中,留下了浓重的一笔。这些刻铜印人又以皖人为多,从清初至清中期,最有影响的当属芜湖铜印世家诸葛氏。

根据已故皖籍版本目录学家刘慎旃先生介绍:“诸葛氏铜印世家,当时并不受重视,视同工师之流而非文人之作。因此,见于典籍资料甚少,且彼此间每多矛盾。”常见的典籍有这样几则,兹录如下。

其一,邓之诚《骨董琐记》卷四:“诸葛恭铜印。予旧藏铜印白文‘金丹’二字,款镌诸葛恭,不悉何许人。后读娄县陆于东文启诗序云:芜湖人诸葛永年,名祚,能镌铜章,炼铜炼钢皆自为之。精其业已三世,外人莫之传也。然则恭殆祚之上世欤?此印后为友人索去。”

其二,俞剑华《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集《萝窗小牍》、《骨董琐记》、《广印人传》:“诸葛祚,清。一作胙,误。字永年,一作子伦。乾隆时(1736~1795)安徽芜湖人。能镌铜章,炼铜炼钢皆自为之,世传其业,不传外人。”

其三,清冯承辉《历朝印识》卷一:“诸葛祚,号永年,芜湖人。《松江诗抄》永年能镌铜章,炼铜炼钢皆自为之,鹿(陆)文启有诗。”

其四,《篆刻字典》:“诸葛祚,字子伦,号永年,乾隆年间安徽芜湖人,与其兄弟纪、恭等皆善刻铜,精美绝伦。所治印章,工整秀丽,功力颇深。”

以上所述与方去疾先生在《明清篆刻流派印谱》中的论断基本吻合,从《中国玺印篆刻全集》中收录的诸葛氏6方铜印亦可得佐证。

据此可初步考证诸葛纪活动于清雍正、乾隆时期,诸葛祚、诸葛恭都活动于清乾隆时期,只是几人名号有些混乱。曾闻上海郭智庵先生有《铜印世家诸葛氏》一文,惜未读过,但其介绍的芜湖诸葛氏共计5人,姑且可以“拿来”引以为证:诸葛宽(康熙时人)、诸葛纪(立夫、雍正乾隆时人)、诸葛祚(永年、乾隆时人)诸葛禧(祚之兄弟行)、诸葛恭(寅安、嘉道时人)。

笔者曾收藏一方铜印,黄铜质。印面为直式长方形,横1.9cm、竖3.1cm,印台高1cm,提梁花钮,连钮高3.1cm。朱文“非宁静无以致远,非淡泊无以明志。”语出诸葛亮《诫子书》,字口深达0.15cm,笔画金石味颇浓。边款三行,行二字:“诸葛寅安篆。”笔意神韵俱佳,十分难得(如图)。通过实物不难看出,诸葛氏刻铜章,确有不传之秘。

在查阅嘉庆本《芜湖县志》时,笔者发现了两条极重要的线索。其一是《儒林外史》作者,全椒人吴敬梓,曾于乾隆十五年(1750)“居芜湖吉祥寺”期间广搜素材,“与诸葛祚结识”并引以为《儒林外史》中“郭铁笔”之人物原型(见第二十一回);其二是“诸葛祚,字永年,工缪篆,镌铜章。用刀腕力深妙,苍老秀出,极得其趣。其鉴古亦有识。吴门沈宗伯确士为跋小笺,其赞美焉。”足以推翻诸葛祚成名单系娄县陆文启诗序之功,还有颇负文名的清诗人沈德源的大力宣传推介。沈氏乾隆四年(1739)进士,曾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编选《古诗源》和唐、明、清三朝诗《别裁》。据清舒位《乾嘉诗坛点将录》将沈比做“托塔天王”,可见当时沈的地位影响极高。诸葛祚经他一赞赏题笺揄杨,身价自然陡增,这就是诸葛祚在其家族中名声显赫之原因所在。再则,在诸葛祚名号中,《芜湖县志》中并无“子伦”其名,依古人取名与字的关联关系可推断“子伦”为诸葛纪。鉴于诸葛宽已无确切作品流传,此暂不议。另杭州林乾良先生藏有一方“立夫诸葛柱”款之铜章,说明诸葛氏中还有诸葛柱,“立夫”非诸葛纪。通过上述推断诸葛柱约活动于清乾隆时期。

无独有偶,从清印人黄学圮道光十年(1830)所辑《东皋印人传》卷下,对诸葛禧的活动也做了较为精准的介绍,原稿中还附有印蜕,今只见得文本,兹录如下:“诸葛禧,号吉友,芜湖人,世善铜印,乾隆甲午春(1774),邑之西场司易祖瑜先生自京师归,以二小印赠先君子。其章法纯厚,得汉人遗意,后来游皋,客于苏氏之稽古山房,乡先生无不与之交焉。铜印传于芜湖,后之模仿多不及者。”黄学圮是活动于清乾嘉道时期的较有名的如皋派印人,成此书时已年七十(按:历代考黄学圮生卒年不详,实际从《东皋印人传》序跋中可知大概),依其所说应非常中肯准确。另外,台湾王北岳先生藏有一方诸葛禧款的“对酒当歌”铜印。至此,对郭文进行必要修正,则诸葛氏延续之脉络可稍理清(见表):

自印章以石质为材料之后,刻铜之法反倒被人忽略了。古代的铜印可刻可铸,本无定则。至唐宋元以后,也只有官家铸印还有些讲究。明末以来士大夫以耽玩篆刻小技为乐,从一般的古物把玩到自己分朱布白,期间趣味盎然。在此风气下,自然有许多印人参与。当他们热心于古铜印的发掘、考订、收藏时,有一方刻有自己姓名的铜印是颇能满足嗜奇之士的自炫心态的。如得铜印而易名的“汪东阳”、奚冈等。

印材的特殊只是一个方面,关键的是要看印章本身艺术水平如何!铜印的刻制中有许多不甚如人意的地方,比较突出的问题是铜质韧而粘,下刀不易,因此不能象在石质上那样,以冲刀刻出爽利锋锐的线条来。遍检历代印家,动辄的印材独特自诩,但印艺水平实在令人气短。诸葛氏印就目前保存的作品看,工稳有至的“臣汪筠”印尽得汉铜印神韵。字间平实而气厚,就连两侧的图形装饰,细细品来,也都是凝重而具篆意,与文字形成和谐的呼应,为平实的印面打破对称的大块留红,形成变化,此印置之汉印中也毫不逊色。

另外如“马曰璐印”、“用拙存吾道”和“吴其铣印”等白文印,从造字构形上看,几乎就是汉铜印原物。再如“时还读我书”、“对酒当歌”细朱文印,圆转而安祥,放入近现代一些大家的作品中亦毫不逊色。至若“道邻”、“覃溪”两印,经过岁月磨蚀,线条显得肥浊软靡。而笔者收藏的这方多字印,用刀厚拙严谨,颇得浙宗切刀的浑厚朴拙。

综合以上论据,我们不难看出,诸葛氏的成名游艺,无不与特定的历史环境有关。诸葛氏以善刻铜印名天下,表面上看他们重操刻铜之业是追朔古法,探求前人遗则,其实也可能是重起炉灶,重新探索;其次“工整秀丽,章法纯厚,得汉人遗意”,通过铜都能精准地表达出来,这便是最关键的地方----印章本身的艺术水平所决定的。这些从本文所附几人的作品中也可以看出。诸葛氏除了在创作上追求汉人遗韵外,更主要的是他们有揉铜为泥的精湛技艺。在印章的制作,钮饰上也极尽巧工之能事,精铸细雕。“炼铜钢皆自为之,世传其业,不传外人”,所以件件都是精品,因而才能在明清流派篆刻史中占得一席之地,同时也完成了从工匠到艺术家的升华。

那么,诸葛氏的铜印为什么能在芜湖得以发展并流传久远呢?这与芜湖所处的位置和时代背景是密不可分的,其发展的基础主要有两个。其一,芜湖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皖南地区矿产资源蘊藏丰富,优质原料取用便捷,又毗邻徽州,林木繁茂,燃料木炭取之不竭,自古冶金业就十分发达。再加长江巨埠,运输便利,使其成为理想的通商口岸。特别是宋代以来,手工业得以迅速发展,山东冶铁师濮七南迁至芜湖,开设过颇具规模的冶金作坊,并一直延续到明清,从而带动和发展了芜湖的冶金业。冶金工匠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练就了一套“会镂铁、去渣滓、看火色、掂分量、听声音、试硬脆、辨优劣”的过硬本领。这既是闻名遐迩的芜湖铁画发展的基础,同时也是铜印得以延续发展的关键;其次,以手工作坊生产而闻名全国的芜湖冶金企业,加上以皖南山区、巢湖地区,以及淮河流域的米、粮、盐、木和多种农副产品在芜湖形成了上述产品流通交易的集散地——蜚声全国的四大米市之一,芜湖成为当时安徽的经济文化中心。经济的发展,带动和促进了文化的进步和繁荣。由于芜湖特定的环境,明季至清初流寓、聚集了一大批明朝的文士遗臣,其中不乏长于书法诗画者,加之明清篆刻流派发展的影响,文人墨客聚于一处,切磋诗画。如太平县人汤燕生,歙县方兆曾,僧人一雨、海涛、碧澄,姑孰画派创始人,世居芜湖的萧云从父子和新安画派创始人渐江等。他们为徽派印艺的发展带来了许多珍贵而丰富的养料。芜湖诸葛氏的铜印艺术正是在上述基础上产生并历时百年之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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