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鼠斋与雅舍
北碚老城区，是数十年前“北碚之父”、爱国实业家卢作孚按照自己的设想打造的花园城市，有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等自成体系的教育配置，还有公园、图书馆、博物馆、科学院、电影院等，是那个年代一般小县城无法媲美的。
那里有两个名人曾经居住过的地方，一个是多鼠斋，另一个是雅舍。如今，它们都是当地的景点，与雅舍不同的是，多鼠斋已挂牌为四世同堂纪念馆。
多鼠斋是作家老舍的旧居，位于北碚老城区的商圈——缙麓商都广场一隅，广场上人头攒动，四面高楼林立，多鼠斋可谓闹中取静，是一个清雅之所。
老舍写有一本冷幽默杂文集《多鼠斋杂谈》。多鼠斋是如何得名的？直接望文生义：这是一个老鼠很多的地方。斋是书房、学舍的意思，是老舍养心、奋进创作之地。
1938年8月14日，作为当时全国“文协”总务部主任的老舍从武汉撤退到重庆，为躲避“重庆大轰炸”的伤害，老舍携妻儿一家5口辗转搬家数次，直到1943年夏天，老舍一家住进这个房子，生活才相对安定下来。
多鼠斋是一座青灰色砖木小屋，外观古朴素雅。屋内墙上挂满了反映老舍生平及他在这里生活时的图文资料，还有部分老舍用过的文具和实物。
老舍在《多鼠斋杂谈》中写道：“前些天，柳条包内，棉袍之上，毛衣之下，又生了一窝……多鼠斋内的老鼠成群结队，不仅啃烂家具，偷吃食品，还经常拖走书稿等物，一次家中棋子被老鼠偷走，日军轰炸时，棋子竟然从房顶上掉了下来。”
多鼠斋正门左侧的一间屋子是老舍的书房兼卧室。《多鼠斋杂谈》中写道，这间屋子西墙开窗，夏天的墙壁简直可以烤面包。在这间屋子里，老舍住了不到3年，完成了长篇小说《四世同堂》的前两部《偷生》、《惶惑》及长篇小说《火葬》，还创作了短篇小说《火车集》、《贫血集》，杂文集《多鼠斋杂谈》等文学作品。
1943年6月至1946年2月，老舍寓居于此。那个年代自然没有空调，硕鼠们随时在窥视、偷食老舍一家的食物，甚至撕咬他的书稿去做窝生下一群群鼠崽，这样的恶劣环境，加上头顶上不时有日军轰炸，没有坚韧的毅力是难以坚持的。
与多鼠斋相距不到2公里处的半山腰上有一个小房子，便是雅舍。它因作家梁实秋及其散文集《雅舍小品》而闻名。
1939年5月年，梁实秋同吴景超共同买下这栋平房，以景超妻龚业雅之名，命名为雅舍。雅舍为砖柱木架，瓦顶夹壁，有6屋间，分高低两磴，梁实秋住一室一厅。
与雅舍相比，多鼠斋可算是豪宅了。雅舍首先让人想到《陋室铭》。《雅舍》里写道：“火烧过的砖，常常用来做柱子，孤零零的砌起四根砖柱，上面盖上一个木头架子，看上去瘦骨嶙嶙，单薄得可怜；但是顶上铺了瓦，四面编了竹篦墙，墙上敷了泥灰……它并不能蔽风雨，因为有窗而无玻璃，风来则洞若凉亭，有瓦而空隙不少，雨来则渗如滴漏。”
与多鼠斋相比，雅舍有更多的“不雅”之处：入夜则鼠子瞰灯，才一合眼，鼠子便自由行动，或搬核桃在地板上顺坡而下，或吸灯油而推翻烛台，或攀援而上帐顶，或在门框桌脚上磨牙，使得人不得安枕。但是对于鼠子，我很惭愧的承认，我“没有法子”……其实我对付鼠子并不懒惰。窗上糊纸，纸一戳就破；门户关紧，而相鼠有牙，一阵咬便是一个洞洞。试问还有什么法子？洋鬼子住到雅舍里，不也是没有法子？
梁实秋的言下之意，即使日本鬼子住进雅舍，纵有利尖的武器，他们也那老鼠没有一点办法。
雅舍的窗子形同虚设，梁实秋苦恼的还有蚊子的侵扰：比鼠子更骚扰的是蚊子。雅舍的蚊风之盛，是我前所未见的。“聚蚊成雷”真有其事！每当黄昏时候，满屋里磕头碰脑的全是蚊子，又黑又大，骨骼都像是硬的。在别处蚊子早已肃清的时候，在雅舍则格外猖獗，来客偶不留心，则两腿伤处累累隆起如玉蜀黍，但是我仍安之。冬天一到，蚊子自然绝迹，明年夏天——谁知道我还是否住在雅舍？
梁实秋在雅舍一住就是7年，其实是在苦中作乐。“什么‘上支下摘’‘前廊后厦’’一楼一底’‘三上三下’，‘亭子间’‘茆草棚’‘琼楼玉宇’和‘摩天大厦’，各式各样，我都尝试过。”梁实秋在《雅舍》中只字未提“抗日战争”或“日军轰炸”，在那样的陋室里，因为“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他简直是自得其乐了——“则月明之夕，或风雨之日，亦常有客到，大抵好友不嫌路远，路远乃见情谊”。在这个陋室里，一批骚人墨客经常聚会，吟诗作画，弹琴对弈，热闹非凡。
2013年我去北碚工作，单位离多鼠斋不到200米远。午饭后散步，一不小心就逛进了多鼠斋。起初，我对多鼠斋以鼠命名感觉有些不适，因为老鼠这个东西生活在阴暗之处，灰头土脸，脏到让人恶心，人人避之不及，文人用来命名自己的书房，太不雅了。
在《多鼠斋杂谈》中读到“多鼠斋的老鼠并不见得比别家的更多，不过也不比别处的少就是了”，我顿时释怀了——老舍在那里埋头写作，何尚不是闹中取静。他的住所要比雅舍坚实得多，少了蚊子的侵扰，已属万幸了。
那三年里，我住在离雅舍数百米远的公寓里，旁边就是西南大学。每天下班，我就会路过雅舍，它就在西南大学的围墙边上。偶尔有老鼠进入我的房间，多日搜寻无果，不过想到当年老舍、梁实秋的烦恼，感觉自己“不要好得太多”，便会想尽一切办法将它赶走。
在农村，老鼠是司空见惯的。刚刚进入城市的人，因为房租便宜一些，往往选择在老城区或城中村落脚，然后开启人生新征程，对于老鼠的侵扰都有“切肤之痛”——这是城市给进城追梦人的第一个下马威吧，不过老鼠是天下生存能力最强的动物，与鼠斗也是人间烟火气。
重庆是抗战时期民国的陪都。因北碚的峡江地势，又有缙云山作为屏障，与被日军狂轰滥炸的重庆主城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当时北碚具有现代化城市的气息，自然成为了陪都的陪都。当时，民国很多大机关和要员、名人迁到这里，能够在北碚城区落脚已是万幸——当时复旦大学迁到了北碚的乡下，可见抗战局势给人们造成的窘迫。
在现代文学史上，《四世同堂》成为老舍的扛鼎之作。如今，作为老舍旧居，多鼠斋被列为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向游客开放。我在公寓陋室里读着《四世同堂》时，由衷叹服老舍先生惊人的创作激情。
与老舍先生在北碚的作为相比，梁实秋先生显得比较“闲散”——也许，这恰恰印证了“梁鲁论战”中，鲁迅所鄙夷的“梁实秋之流”。鲁迅是当时的文坛“霸主”，嫉恶如仇，文风犀利、冷酷，常常让被批评对象敬而远之。
近年来，鲁迅的一些经典作品陆续从教材上“撤下”，有人猜测是因为这些作品对于新时代的青少年来说显得“艰涩难懂”。
作为梁实秋的前辈，文学巨匠鲁迅认为，文学是有阶级性的。而梁实秋反对把文学作为工具，认为文学就是单纯的艺术形式，是为真善美服务的工具，表达永恒不变的人性是文学的基本诉求。
梁实秋在雅舍居住期间创作了《雅舍小品》20篇，反响很大。他去台湾后，将《雅舍小品》出成专集，再版300余次。《雅舍》是散文集《雅舍小品》的开篇，写于1940年，当时抗日战争已经全面爆发，作者描述了雅舍的简陋与困扰，不怨不怒，心平气和，随遇而安地玩味起个中情趣，以寓所为题抒写个人独特的感怀。
民族危亡时期，许多仁人志士在为抗日战争摇旗呐喊，作家文人们以笔为“枪”，鼓舞民众坚决抗日。梁实秋这样的“小情趣”没有老舍作品的厚重和“硬朗”，似乎显得不合时宜。
老舍、梁实秋丰厚了北碚的历史文化底蕴。2013年最后一天，轻轨连通了北碚，此后北碚更像一个主城区——进出北碚更方便了，它终于“回到”了重庆主城的怀抱。
2015年夏天，我离开了工作近三年的北碚。我在北碚的经历，以及对这两位名人的关注，成为了我人生履历中的一段丰厚底片。
5年过去了，这座城市仍然给我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北碚是一座离重庆核心区最远的主城区，它所承载的历史文化和故事远不止老舍和梁实秋，还有已经成为非遗的张豆花或味道醇厚的老腊肉炖莲藕。
老舍的命运令人嘘唏。
解放后，老舍任北京市作家协会主席和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1966年8月23日，老舍和其他28人被红卫兵押到北京文庙“斗争”：跪在焚烧京戏服装和道具的火堆前被毒打三小时。8月24日夜，老舍在北京西城太平湖投水自杀。
身为作家，老舍死前却未留一字遗书；他的尸体被火化后，不准留下骨灰。
显然，老舍遭遇的暴力折磨，超过了多鼠斋对他的磨砺——他的自杀，是遭遇了生命不能承受之轻——肉体和精神上的摧残。
1952年2月13日重庆《新华日报》头版左上角刊登了一则消息。新闻标题简单直接，“卢作孚自杀”。59岁的卢作孚仰药自尽，“平静”地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当时全国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
一个人除非万不得已，绝不会自己抛掉自己的性命。最近读到散文集《赋的永久的悔》，季羡林先生写道：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好死不如赖活着”，我的前辈老舍为何要自尽呢？
这样的叩问，让人不得不想起卢作孚、老舍的遭遇。显然，他们遭遇的不仅仅是“生命不能承受之轻”，应该是“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击”。
远眺北碚老城
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主人翁是一个医生，他遭受的折磨更多的是精神上的“被蔑视”——生命因为能够背负起许多重量而显得有意义，如果一个人变得轻而又轻，就会觉得人生毫无意义，这是生命所不能够承受的。
我是在北碚工作之余读到了《生命不能承受之轻》，读到最后一页我彻底释然了：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想想还有一二如意之事呢！
阅读之余，我也尝试了一些写作，然后进旁边的西南大学散步。如果写作时间较长，必然要到西南大学跑上一阵，直到浑身湿透了，回去洗澡后稳稳地睡一觉。
人间熙熙攘攘，嘉陵江涛声依旧。
离开北碚后，我多次专程路过北碚，总是想着尽快离开，不想因为“翻动”这些名人的往事而内心沉重。而在北碚工作的经历于我自己而言，倒是一次难得的成长，对此我一直心怀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