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夏一体论框架下的商多次迁徙考
论证埃及就是夏朝，与古埃及夏文化是如何传播到中原，这本质上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奇怪的是很多人并不关心埃及就是夏朝是如何论证的，更多的是质疑古埃及人是如何迁徙的，以及迁徙中途证据。迁徙问题本来是不需要证明的问题，因为人类迁徙是一个公理！不过，探明文化传播或人口如何迁徙仍然是有必要的。《鹰蛇之夏》一书论证商的先祖契是古埃及第一王朝时期的一位高官。本来如何迁徙问题是计划要放到另外一个单独连载，但胡说八道的人实在是太多，这里先挂出《鹰蛇之夏》一书关于殷商是如何迁徙的猜想或部分考证。
一 商先祖离开埃及时间
在中古之史篇中，已经说到古埃及第五王朝末发生的遍及中东地区一次干旱，导致苏美尔文明受到冲击，阿卡德人乘机建立帝国。而此时间前后古印度河谷文明开始，大约是在公元前2300年前后，可能是与受到大旱影响的一部分苏美尔人或古埃及人迁徙到印度有关。
关于商王族何时离开埃及，此前已从甲骨文字分析得出大概时间范围，其中尤以“夏”和“夷”这两个非常重要的民族观念称呼的字能够反映出问题。已判断金文中有弓箭的“夷”字当是在善于射箭的喜克索斯人侵入埃及之后才开始出现的，而甲骨文中只有捆绑双手的俘虏形象“夷”字，这说明商人当是在喜克索斯人侵入埃及之前就已经离开埃及，也就是应该至少在太康失国之前已经离开埃及。
那么《竹书纪年》记载从相到桀之间的与商侯有关的事情，从时间上判断已属不可能。之所以这样编撰原因，或同样也是因为《竹书纪年》先把太康与启直接挂钩，挤掉了这中间1300多年的时间，又不太可能把契之后的商后裔故事也放到启之前的前王朝中去，那么就只能放到太康之后的夏国王时期内穿插编排。
再从“夏”字形看，金文和小篆的“夏”字形最早出现于中王国时期，甲骨文没有这种字形的“夏”字，因而可以推断商人当在中王国之前已经离开埃及。从华夏族称谓上看，周时把殷商和其附属东夷等方国称为古华族，而周人自己则称为夏族。这与金文“夏”形成于中王国和之后，周人在第十八时期迁出吻合；同理第一王朝时，华字已出现，第一王朝之后和中王国之前这段时期迁出的古埃及人被称为“华族”也很合理。结合第五王朝末的中东大旱事件，依据殷巴论，本书提出猜想，殷人或是在公元前2300-前2200年前后，即古王国末期离开埃及。
从商文化和周文化的比较上看，商朝时女性地位是很高的，女性贵族可以参与国事管理，甚至可以拥有封地。殷墟甲骨文中提到有女性小臣、女性史官和女性将军。周朝时则禁止女性参与政治，确立了男尊女卑制度。周人禁止女性参与政治显然是受到了第十八王朝哈特谢普苏特统治及其后几位国王限制女性参与政治的影响。从这个文化差异也可判断周人是在第十八王朝末迁徙，而商人应在第十八王朝之前。商人对鬼神非常虔诚，周朝时对鬼神敬而远之，这也与中王国和第十八王朝时期，阿蒙神儒家思想文化兴起有关。
从战争武备来看，周人拥有真正能驰骋战场的双轮战车，而同时代商的战车仅能作为贵族指挥官的代步工具。从西周时代的一些墓葬来看，周人不仅将剑带入了中原，也发展出了镶嵌有铜片的胸甲，而商墓还没有护甲出土。双轮战车是喜克索斯人带进埃及的；第二中间期埃及剑的使用得到发展，这一时期出土了许多铭刻有法老名字的剑；按照记载，盔甲是季杼即第十八王朝图特摩斯一世发明的。商周的武备差异也可以很好地反映，周人当在第十八王朝中末期之后迁徙，而商人应在第二中间期之前就已离开了埃及。
二 古印度河谷哈拉巴文明就是先商猜想
根据《竹书纪年》关于帝芒“三十三年，商侯迁于殷”这个记载，推测商人迁徙第一站应是古印度河谷，即古印度河谷文明的产生与商人迁徙有关，这里第一次出现的“殷”是后来形成印度(India)的发音来源。苏联学者瓦西里耶夫曾认为商文明是来源于印度-伊朗语系的一支人群到达黄河沿岸而形成的。《穆天子传》卷二记载周穆王在位第13-17年西巡会见西王母，在到达昆仑之丘前，在到达的某一地时，向导柏夭说这里曾是殷人之地:“柏夭曰：□封膜昼于河水之阳，以为殷人主。丁巳，天子西南升□之所主居。”穆王西游路线是到新疆-中亚方向，最有可能被向导指认为殷人故地的地方当是阿富汗到巴勒斯坦的古印度河谷一带。
根据记载，商人迁都“先八后五”，即“成汤灭夏”前有八次迁都，而后又五迁。王国维搜罗史料凑成八迁：“契自亳迁蕃”、“昭明迁砥石”、“昭明迁商”、“相土迁商邱”、“相土迁泰山下，又复归商邱、“商侯迁殷”、“殷侯迁商丘”、“汤始居亳”。
所谓“昭明迁砥石”、“昭明迁商”、“相土迁商丘”，有可能是喜克索斯人有穷氏迁穷石、占斟鄩即商丘（亳、孟菲斯）的翻版。在先商世系中，可暂不考虑可能是虚构的昭明、相土、昌若、曹圉四个名单。王亥、王恒和有易国的传说可能与古印度河谷哈拉巴文明有关。据考证水牛和瘤牛是在南亚次大陆被驯化的，“王亥服牛”传说是否与驯化水牛和瘤牛有关可待以后考证。哈拉巴文明是印度河流域的早期青铜文明时代，其中心地区约为公元前2300至公元前2000年，周边地区约为公元前2200至公元前1700年。哈拉巴文化最著名城市有哈拉巴（Harrapa）和摩亨佐·达罗（Mohenjo-Daro）。印度河横穿整个巴基斯坦，哈拉巴是印度河谷北部的一个城市，摩亨佐·达罗位于古印度河南部。哈拉巴与摩亨佐·达罗两处城市遗址，规模都相当大。街道布局整齐，纵横相交，房屋一般用砖建造，有的包括许多大厅和房间，还有两层建筑，并有良好的排水设备。根据考古学断定，哈拉巴文化最早时间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左右，大约稍晚于古埃及，或属于乌鲁克时期苏美尔人四处探险发现的又一处的有大河流域便于发展农业文明的拓殖地，苏美尔人在古印度河谷建立的国家或叫有易国。哈拉巴文化的主要经济部门是农业，已发现了镰刀等农具。所谓王亥到有易国做商贸，应是商先祖在古埃及和古印度河谷之间做贸易。约公元前2300年，商先祖上甲微借河伯族的军队灭了苏美尔人建立的有易国，可能自此在古印度河谷发展起有古埃及色彩的哈拉巴文明，这个文明就是先商阶段。就是说古印度河谷文明发展经历了苏美尔人和古埃及人发展的两个阶段。甲骨卜辞对上甲微以降的商王才有了明确的世系排列，商族在上甲微时期开始有了文字记载，据此推测上甲微时期，是从古埃及象形文字符号演变成甲骨文关键形成时期，而这个时期很可能就是发生在古印度河谷。字形与西亚地形相似的“殷”字也很可能是苏美尔人后裔为纪念祖先之地而取的名字。就是说“商”才是商朝王室本来的族名，“殷”是商人灭了古印度河谷的有易国之后而继承的名字。
考古上，发现印度河谷人们发展了一种书写系统,使用了几百年。最早的字符在约前3000年左右。由于这些文字大多出土在印章上，所有又叫印章文字。在印度河谷南部摩亨佐·达罗地方发现的石头印章几乎与在伊拉克苏美尔的地方发现的一模一样，在乌鲁克发现有属于哈拉巴的印章，另外，在波斯湾的巴林岛（古代称为狄尔蒙）也发现有这类印章。在哈拉巴文化遗址中发现有少量文字，但尚无法解读。印度河文明是一个死文明，对这个文明的了解是通过考古发掘，而非文献记载。哈拉巴印章文字与甲骨文存在极大相似性，以后更多的发现或有助于破译哈拉巴文字，或能证明早商与古印度河文明是否存在关系。
哈拉巴文化兴旺发达了几个世纪后，到公元前1750年突然衰灭。其中有些地区，例如摩亨·佐达罗更是遭到巨大的破坏。从此印度河流域哈拉巴文明之光便莫名地熄灭了。哈拉巴文明被入侵的雅利安人摧毁的可能性很大，也有可能毁于其他自然破坏。比如萨拉斯瓦蒂河的消失。巴基斯坦境内原本有两条平行的河流，一条叫印度河，一条叫萨拉斯瓦蒂河，类似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两河。萨拉斯瓦蒂河是考古发现的南亚次大陆的一条河流，此河在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2000年间完全枯竭，现今只存在萨拉斯瓦蒂河的遗迹，据考证萨拉斯瓦蒂河曾经流动于喜马拉雅山脉到印度西海岸之间，宽八公里。在萨拉斯瓦蒂河流域有个重要遗址多拉维那（Dholavira），根据发掘出来的遗物，多拉维那遗址和罗索尔遗址的文明与哈拉帕文明很相似，在年代上哈拉帕文明会稍为早些，所以考古学家们得到的结论是，两个区域都属于哈拉帕文明的范围。在发现萨拉斯瓦蒂河（Sarasvati）的遗址后，古印度河谷文明的最新的名称应该是印萨两河文明(Indus-SarasvatiCivilization）。
萨拉斯瓦蒂河记载于吠陀经中最早出现的一卷《梨俱吠陀》，汉译名称为《歌咏明论》，成文于公元前16世纪到前11世纪，是除了赫梯语的文献外，在印欧语系语言中最古老的书籍。与其他文明的古老文献不同，它是以口传方式保存下来的。或为雅利安人根据古印度河谷文明所总结。《梨俱吠陀》分十卷，收诗1028首，是白种雅利安人来到印度河两岸，对神的赞歌。而当时的婆罗门白印度人几乎没提及恒河，吠陀中提到的河流主要位于今巴基斯坦和印度西北部，多是印度河的支流。而萨拉斯瓦蒂河在上古印度人当中的地位相当重要，印度河上游有6条支系，与印度河平行的萨拉斯瓦蒂河被称为河流七姐妹中最伟大者，而今已经被沙漠覆盖而消失。萨拉斯瓦蒂河的消失，也可能与古印度河谷的土地被过度开垦，土地沙漠化而导致的。但也有研究提出，与季风有关的河流动态可能在印度河文明的崩溃中起到了作用。季风供水不足导致文明衰退说是这样讲的：“Liviu Giosan及其同事把实地调查、卫星数据以及测年技术结合起来，研究了气候驱动的水流、侵蚀变化以及该地区的河流沉积的动态变化如何导致了哈拉帕文明的衰落。哈拉帕文明是一个农业文明，其拥有建筑结构复杂的城市中心和一个强有力的贸易体系。和有人提出的一条大型的以冰川为水源的喜马拉雅河流（一些人认为那就是神话中的萨拉斯瓦蒂河）为哈拉帕中心区域供水的说法相反，这组作者发现当时只有季风供水的河流流经该地区。随着这些河流因为季风的减少而干涸，这些河流流域的农业很可能受到了伤害，导致了定居点的缩小以及逐渐向东迁移到喜马拉雅山脉下季风充足的地区。这些发现提示河流动态很可能导致了这个印度河文明的衰落。”
（印度河谷古文化区分布示意图）
与埃及遭受第一中间期类似，古印度河谷文明的衰退使他们无法再抵御一波又一波雅利安人入侵。根据《黎俱吠陀》中提到的河流名称，能够确定雅利安人在《黎俱吠陀》时期占据的领土。这些河流首先是印度河及其主要支流，旁遮普的5条河，也包括阿富汗境内的河流。恒河是在一首较晚的颂诗中提到的。这片地区的大部分都在印度河文明的范围以内。另一方面，《梨俱吠陀》却不大提到印度河下游地区，在那里，印度河文明也同样繁荣过。在后期吠陀经典描述的时期里，雅利安人占领的地区继续扩大，重心也向东转移。从此可以看出雅利安人入侵大致路线和范围。雅利安人很可能是在持续很长时间内的一次又一次迁徙浪潮中大批而至，那些原有的居民，一部分以首陀罗的资格被吸收进入雅利安人社会，正是他们提供了梨俱吠陀故事的来源，一部分则撤退到雅利安人暂时未到达的地区，并可能继续向东迁徙进入东亚。而恒河流域似乎稀疏地居住着森林部落，它们不具有先进的文明，更不能对雅利安人作出一致的抵抗。《梨俱吠陀》一些诗篇频繁提到雅利安人与以前的居民达萨或达休的斗争，对于雅利安人和达休之间的战斗作了突出的描绘，反映了一场持久的武装斗争，在这场斗争中，驾驶两轮战车而来的雅利安人最终成为毫无疑义的胜利者。
实物遗迹清楚表明，在某些方面，哈拉巴文明要比雅利安文明优越许多。尤其是，印度河文明是一个高度发展型态的城市文明，而相形之下，雅利安人则并不熟悉城市生活。雅利安人的优势在于军事领域，在这方面，他们使用马拉双轮轻便战车发挥了显著作用，这与后来蒙古人与宋朝汉人对峙情况类似。雅利安人取得胜利的后果是几乎完全放弃了城市，这与盎格鲁-撒克逊人入侵不列颠，便终止了罗马一不列颠的城市生活，差不多如出一辙。雅利安人不仅对利用他们所征服的城市不感兴趣，而且进缺乏管理城市的专门能力。在吠陀时代的大部分时期内。雅利安人用木材建造住所，他们以村落而不是以城市为单位散居各地。
印度河的城市定居点或者说哈拉帕文明曾在印度河-恒河平原的西部繁荣发展了将近600年。大约从公元前1900年前开始，这些定居点大多数被放弃了，并开始了向东的大规模迁移。受干旱影响，与同时期闪米特人一波波开始移民尼罗河三角洲类似，同时期可能有一波波雅利安人不断南下进入印度河流域，最终与喜克索斯人占领埃及一样，雅利安人毁灭了古印度河谷文明。压缩在印度河南方的文明人群背靠印度洋，缺乏像古埃及那样的上埃及复国基地。与埃及后来重新复国不同的是，印度河谷原有文明人群向东迁徙走了，他们可能就是先商人群，后来进入了中国境内建立了商朝。
据悉，中国社科院考古队正在与印度方面谈判，中国考古队很可能不久会进入哈拉巴遗址进行考古。
三 三星堆文化与早商迁都
如果哈拉巴文明正是先商文明，他们进入中国境内无非是走南和北两条路线。北线要穿过雅利安人地盘进入新疆，可能性较小。结合瘤牛是从中国南方向北方扩散的证据，商族走南线进入中国西南，再进入四川的可能性最大。
三星堆文化遗址年代为公元前2800年至公元前1100年，分为四期，一期为宝墩文化（前蜀文化），二三期为三星堆文化（古蜀，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1400年），四期为十二桥文化（古蜀，主要遗存在金沙遗址），约相当于中原的夏商周时期。三星堆一、二期文化文物主要是陶器和石器，青铜文化出现时间在三星堆三期，时间大约在公元前1700年前后。这个时间与古印度河谷文明被摧毁时间大致相仿。国内有学者认为三星堆文化是夏人的一支进入四川取代原“土著文化”而发展起来的，即一、二期可能是属于更早前的土著文化。学者鞠德源《古蜀王国--中华文明的摇篮》一书认为，三星堆文明是中夏礼仪制度（包括祭蚕神、躬桑、国傩大典、丧礼、礼器、权杖、玉琮等）传承再现的典型记录和实物遗存的最本源的发祥地。苏三的第一本书就是《三星堆文化大猜想》，她提出“埃及人通过希伯来人辐射文明”的设想。三星堆和金沙遗址文物有显著中东文明特征，其中已用作三星堆博物馆馆标的青铜“人头鸟”其原型应是古埃及代表灵魂的人头鸟Ba，距离三星堆遗址50公里的金沙遗址中发现的一个人形文物也非常类似于埃及的伊西斯之结。三星堆的青铜大神树与中东文明的“生命之树”当存在关系。
（三星堆文物与古埃及文物对比）
三星堆青铜轮实际为古埃及的满月和星星符号，这个符号在古埃及符号里是代表阴曹地府。所以三星堆青铜轮并不是什么“太阳轮”，也与什么“太阳历”扯不上关系。
（三星堆青铜轮原型）
三星堆青铜文明和商文明也拥有极大的相似性。根据早先的有关研究，殷商有相当大一部分青铜器的材料组成与三星堆青铜器的材料相同，铅同位素相仿，相信是属于本土制造。三星堆晚期一些实用的青铜器其形式与殷墟青铜器类似，一些青铜器上也有商周青铜器上典型的饕餮纹。但比较遗憾的是还未能发现确认三星堆是否有文字,一些民间收藏的所谓三星堆玉器上有很多文字符号，但难辨真假。三星堆青铜器制作工艺精湛，如果没有文字出现是比较难以想象的。维基百科上给出了商王表世系，根据商汤约是公元前17世纪，被认为是商朝创立者，因此假设商汤可能是从古印度河迁徙到四川，他是在中国境内建立商朝的第一位君主。古印度河谷文明崩溃时间、推理商汤时间、三星堆第三期文化开始时间都是大约在公元前17世纪，存在时间上的高度吻合性。
古印度河谷文明约经历600年，可以容纳约30代人时间，因此推测从王亥到商汤之间当有许多商君主名单遗漏。从汤到仲丁（或中丁）经历六世约11位君主，估算应有100-200年时间，推测这段时间商的统治中心是在三星堆。但是《竹书纪年》记载这段时间商君主仍然居于“亳”（古埃及孟菲斯），存在一种可能，即商仍然以“亳”命名在四川境内的都城。在殖民迁徙中沿袭原地址旧名很常见，比如美国纽约(New York)就是新约克镇，约克镇是英国的一个地名。三星堆文化与早商存在关系，早商人群是古埃及人的一支，这也可以解释四川地区为什么会有禹出生地石纽、禹娶妻女娇于涂山，以及嫘祖等传说。
另外，成都得名有可能与成汤有关系。关于成都得名有多种说法，其中一种猜想认为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取周太王从梁止岐“一年成邑，二年成都”含义命名，但都不足为信。
插曲：二里头考古队长许宏认为兵策儒剑关于商人迁徙猜想缺乏年代学证据。并且之后没多久，“三星我堆”在新浪微博上罕见自黑三星堆青铜器很晚，大约年代是公元前1200年，比中原殷墟晚，并且三星堆青铜器也没有殷墟青铜器精美云云。然根据白剑的论文，目前三星堆青铜测定年代只能给出下限，而不能给出上限。下限就是埋葬三星堆青铜窑子的年代，显然这个年代是不能代表三星堆青铜器制造或出现年代，三星堆青铜文化必然会有一段发展期。从逻辑推理上来说，三星堆第三期文化开始时间就是三星堆青铜文明出现时间，即大约公元前1700年前后。
太甲是汤的长孙，又称祖甲，是商朝第四位君王，庙号为太宗。据《史记》记载，太甲在位初年，任用伊尹为相，商朝比较强盛。可是太甲三年时，太甲开始按照自己性子办事，以残暴的手段对付百姓、奴隶，伊尹便把太甲流放到桐之宫。三年后，伊尹见太甲改过自新，便郑重地将政权交返给太甲。太甲复辟后，沉痛接受教训，成为了一个勤政爱民、励精图治的圣君。但是《竹书纪年》对此却有不同的描述：伊尹放逐太甲后，自立为王，7年后，太甲潜回杀掉篡位的伊尹，并改立伊尹的儿子伊陟和伊奋继承伊家。太甲孙太戊（或大戊）在位时，举贤人伊陟为丞相，天下大治，诸侯归附，西戎和东九夷来宾，商王朝进入了第二次中兴时期。《史记》称太戊庙号为中宗，益号穆王。诸子可证者有仲丁、外壬、河亶甲。太戊之后，弟弟雍己继位，他仍然居于“亳”，可能是最后一位在三星堆地区进行统治的商王，他在位时商朝逐渐衰落，诸侯不来朝，商王朝二次衰败。雍己死后，太戊有仲丁、外壬、河亶甲三子相继为王。
（商王表）
根据古籍记载，商代从仲丁开始曾经至少五次迁都。《竹书纪年》称仲丁于即位年将都城从亳迁到嚣，这是商朝的第一次迁都。仲丁以后，王室经常发生王位的纠纷，商朝“兄终弟及”的制度遭到破坏。仲丁之后外壬和河亶甲相继继位。《竹书纪年》记载河亶甲“元年庚申，王即位，自嚣迁于相。”这是第二次迁都，河亶甲在位期间曾讨伐蓝夷、班方等外族，他联合彭伯、韦伯克邳，降班方，侁人臣服。河亶甲之后，他的哥哥仲丁的儿子祖乙继位。《竹书纪年》记载，祖乙在位时又两次迁都，元年自相迁于耿，二年自耿迁于庇。祖乙在位时，商王朝再次复兴，祖乙受殷人的尊崇程度与汤不相上下。祖乙的孙子南庚在位第三年时又把都城从庇迁于奄，这是商朝第五次迁都。南庚死后由祖丁之子阳甲继位，阳甲时期商朝再度衰落，他死后弟弟盘庚继位。盘庚是汤之九代孙，帝祖丁之子。商朝此前已经五次迁都，朝廷居无定所。盘庚即位之初，国都位于奄（今山东曲阜？）。盘庚力排众议，与在位第十四年，自奄迁于北蒙，曰殷（今河南安阳西北），史称“盘庚迁殷”。盘庚迁殷后，继续“行汤之政，然后百姓由宁，殷道复兴”，经历了一段繁盛时期，故后世又称商为「殷商」。他死后小辛继位，“百姓思盘庚”，乃作盘庚三篇，即保存在今文《尚书》中的《盘庚》三篇。
自仲丁到阳甲，经历五世九王，估算时间也有100-200年时间。这段时间商朝频繁迁都，从亳→嚣→相→庇→奄→殷，这个迁徙路线当是从长江上游到中游，再迁徙到黄河流域的过程。根据学者意见，奄或已可基本确认是山东曲阜，嚣→相→庇可能会对应到武汉盘龙城、河南二里头几个主要商城遗址，考古发现武汉盘龙城商代遗址出土有与河南二里头遗址类似的嵌绿松石的盾牌状文物，绿松石主要产于武当山地区。根据《竹书纪年》记载，仲丁居嚣时征伐蓝夷，河亶甲居相时也征伐蓝夷，蓝夷与湖南、湖北的苗瑶族有关，据此推测地名“嚣”和“相”或在湖北或在湖南境内。
从青铜文明出现时间看，哈拉巴文明时间大约在前2300-前1700年，三星堆第三期文化开始时间大约在公元前1700年，武汉盘龙城时间大约在公元前1500，二里头时间大约在公元前1400年，殷墟时间大约在公元前1300年。这个传播的年代学时间前后衔接。
插曲：青铜传入中国另一条线路是西北路线。西北路线传播与古埃及古王国祝融八姓后裔关系密切，另文叙述。二里头和殷墟当是西南和西北两条文化传播路线的汇合点。兵策儒剑是最早宣传青铜文明西来人之一，在2011年“青铜文明在中国境内的传递路线与发展”已经大致整理出青铜文明在中国境内传播时间与路线。在大量证据面前，现在青铜文明西来论已基本被学术界所接受。兵策儒剑关于商迁徙的哈拉巴-三星堆-盘龙城-二里头-殷墟路线猜想在2011年即已经形成。这也是完全不同于罗灵杰在其2012年出版的《跨越三千年的因缘》书中提出商朝为喜克索斯人建立论。《鹰蛇之夏》一书实际上已经证明喜克索斯入侵埃及的百年时间就是中国记载的太康失国百年时间。并且已经完全证明所谓“商汤灭夏”实际是周人伪造的。详证暂不公布。
四 晚商历史
盘庚迁殷后，到商覆灭，这中间近300年时间，商朝均以殷为都城。盘庚之弟小乙时期，殷商国运已经衰微，他曾命太子武丁居住于黄河边，由甘盘教授其治国之道。武丁即位后，跟随甘盘学习排布兵阵，提拔了侯雀（傅说）等一大批臣子，又让妇妌帮助发展生产力，妇好、妇癸等女将统帅军队，使得商朝政治清明。荆楚地区挑起叛乱，武丁亲自率军深入其境，荡平了叛乱以后，又认真地安抚、教导当地人民。《竹书纪年》记载“（武丁）三十二年，伐鬼方，次于荆。三十四年，王师克鬼方。”武丁时期大大开拓了商朝的疆土，先后讨伐了土方、贡方、基方、苟方、人方、鬼方等族群，总共征服了81个敌国和叛乱不朝的方国。武丁在位年代约前1250年-前1192年在位，这个时候周人到达甘肃庆阳地区不久。武丁又派小臣毕率领众多罪犯到这些新的领土上开垦荒地，大大发展了商朝的经济。衰落的商朝重新振兴，史称“武丁中兴”或“武丁盛世”。殷人将其尊为高宗，后世的人又称他是“殷之大仁”。在中国的传统文献《尚书》、《逸周书》、《诗经》、《史记》、《国语》、《吕氏春秋》等书中，无一不对他有很高的评价，认为他是一个虚怀若谷、宽厚仁慈、为民服务的优秀政治家。武丁时期出土的文物很多，甲骨文中有70%都写成于武丁时期，殷墟中超过四分之三的人牲都集中在武丁时期，这时开始出现铜、锡、铅三元合金，琢玉工艺也得到很大发展。通过考古研究，发现武丁之子祖甲在晚年时废除了兄终弟及制，开创了嫡长子继承制。《史记》称祖甲在位时荒淫无度，商朝再度衰落。
祖甲之孙武乙在位时期，周族首领古公亶父率领族人从邠地迁居岐山，周族逐渐强大。武乙将岐邑赐予周公。武乙三十四年，周公季历前来朝见，武乙赐给季历土地及玉、马等物品。次年，季历讨伐鬼方，俘虏二十狄王。武乙在位时，认为人祭和人殉是一种愚昧的宗教迷信活动，这种行为不人道，同时也为了摆脱巫师对自己权利的制约，便决心进行改革。从甲骨文来看，武乙、文丁、帝乙、帝辛这最后四位商王在位时期，平均每年所杀的人牲还不到两个，人祭规模小了许多倍，这意味着这一时期可能确实发生了改革。《竹书纪年》记载武乙在河、渭打猎时，被暴雷震死。武乙之死是一个谜团，他可能是一个“改革者”，想要使政教分离，得罪了众多巫师，编造了谎言。武乙的角色在某系方面类似于孔甲（埃赫那顿）。武乙之后，其子文丁继位，文丁是箕子、比干、帝乙的父亲。他在位时，周人频频讨伐戎狄：
文丁二年，周公季历讨伐燕京之戎，周师大败。
文丁四年，周人征伐余无之戎，取得胜利，文丁任命季历为牧师。
文丁七年，周人又征伐始呼之戎获胜。
文丁十一年，周人再伐翳徒之戎，俘虏戎之三大夫，献给商王。文丁忌惮周族强大，最终将季历擒杀。季历被杀也许是最终促使周人下决心推翻殷商的主因。
文丁崩，帝乙即位，仍以殷为都城。《史记》称此时商朝愈加衰落。商王文丁晚年，囚杀周族首领季历，商周关系恶化。季历之子西伯昌即位后，蓄聚兵力，打算为父报仇。据现代史学家顾颉刚考证，此时商王朝人方叛乱，为避免两面受敌，帝乙决定将胞妹嫁给西伯昌，稳定双方矛盾，希望通过商周联姻能重修旧好。人方是商代末期东方一个很强大的方国，周代文献称为「东夷」。商与人方的战争旷日持久，根据帝乙时期甲骨卜辞，其在位期间至少两次征伐人方。帝乙有三子，长子名「启」（即微子启），为庶出，故不能继统，而立正室所出之幼子「辛」（即帝辛/纣）为嗣。
帝辛继位后，定陪都于沫，后改沬邑为朝歌（今河南淇县）。他非常重视农业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国力强盛。在位期间，继续对东南方向的人方（东夷）用兵，最终取得胜利。然而，这场长久的战争导致了国内空虚。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武王伐纣在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联合西方11个小国会师孟津，对商朝发起进攻。商军主力还在东南，无法征调，只得将奴隶和战俘武装起来进行抵抗。周武王以在距离朝歌七十里外的牧野击败商军，奴隶和战俘倒戈投靠周军。商军因而大败，此战就是历史上的牧野之战。周军随即攻占朝歌。帝辛登上鹿台，穿上宝玉衣，投于火中自焚而死，商朝灭亡。帝辛死后，其子武庚益他为帝辛，周武王给他一个恶益之名为纣，因此帝辛以纣王一名为后世人所熟知。周朝灭商以后，纣王与夏桀一起被当作是暴君的典型，不过近年以来有不少学者对此提出怀疑。《尚书·牧誓》记载“武王戎车三百两，虎贲三百人，与商战于牧野，作《牧誓》。”在《牧誓》中，周武王只列举了帝辛的四条罪状，分别是听妇人言、不认真祭祀、不重用亲戚、任用逃犯做官，除不认真祭祀外，其他罪状在商代社会并不罕见。在《韩非子》中提到，费仲劝谏帝辛杀掉西伯姬昌，但帝辛却认为“夫仁义者，上所以劝下也，今昌好仁义，诛之不可”，没有采用费仲的建议。根据《左传》等文献以及殷墟甲骨文，帝辛征服了淮夷，派飞廉出使北方。现代史学家顾颉刚考证发现纣的70多条罪状都是周朝以后逐渐增加，剧情也逐渐强烈。至于比干之死，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深入研究发现与史记上纪载有出入的证据逐渐增多，现存比干墓寺庙中碑文有显示其比纣王还晚死十多年，不可能是纣王所杀。而所谓比干谏言而死是到春秋时期才有纪载，已相隔甚远。毛泽东认为“其实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无疑，为配合春秋战国时期争霸战，姬周后裔的史官们对夏桀和商纣两位帝王多有虚构，且虚构内容都大同下异，例如炮烙之刑原编为夏桀发明，后来又编到商纣头上。
根据维基百科，近代有学者指出许多人往往把商朝看作是奴隶社会，这其实是错误的。商代的人祭中使用的通常是战俘，这些战俘没有转化为奴隶就会被杀掉。人殉中使用的通常是死者的亲属，有一部分甚至是自愿的，殉葬者可能是家庭奴隶，但通常不会是生产用的奴隶。人祭和人殉不能反映商朝是奴隶社会。亦有学者指出，商朝也属于原始形态的封建社会，虞夏商周皆为封建社会，中国历史上并未经历过奴隶社会这一阶段。
周武王征服商朝之后，改封其子武庚为诸侯，令其统治朝歌一带，又派三个兄弟管叔、蔡叔、霍叔监视其举动。后因周公制定周礼，限制诸侯权力，发生三监之乱，武庚被杀。还有一种说法，武庚并没有死，而是逃到了北方，后来又成立了北殷。《尚书·大诰》中有周公东征后北方东方民族大迁徙的历史，顾颉刚等历史学家从《逸周书》中推断武庚反周失败后北奔，《史记》中记殷后有“北殷氏”，《左传》中记周初燕和肃慎之间有殷人的“亳”，《吕行壶铭》中记周康王曾遣伯懋父北征，《陈璋壶铭》中记亳邦后属于燕，《国语》和《书序》中记录周王朝极力拉拢肃慎。通过众多史料的对照，顾颉刚作出一假设：当周公东征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武庚逃奔到周人统治力所不及的地方燕之北、肃慎之南的一个地方，另建亳都，国号北殷，地点约在今的辽西一带。周人对当时位于辽东半岛的肃慎表示好意以共同对付北殷；延至周康王时，伯懋父北征，联合了燕和肃慎夹攻北殷，北殷灭后加封给燕，所以燕的北境在西周初期已发展到东北。殷人随武庚北移的很多，部分殷人继续留居辽东和朝鲜半岛的北部，成为当地的土著，对东北亚各族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周公辅佐周成王平定武庚叛乱后，遵循“兴灭继绝”的传统，封殷纣王的庶兄微子启于商朝故地，建立宋国，都城为商丘。宋国地位特殊，与周为客，被周天子尊为“三恪（kè）”之一,以奉商朝祖先的宗祀，继承商文化。微子启死后，其弟微仲即位，微仲是孔子的十五世祖。春秋时期宋襄公也被认为是春秋五霸之一。宋国在战国时亡于齐。宋国是华夏圣贤文化的源头，处于中国传统文化核心地位的儒家、墨家、道家、名家四大学派，以及孔子、墨子、庄子和惠子四位圣人皆出自于宋国。殷文化的许多优秀要素，也通过后来的道家和墨家传下来。
纣王的叔父箕子曾劝谏纣王，纣不听，反囚禁之。于是他披头散发，装疯，以躲过灾祸。周武王克殷后，命召公释放箕子。《论语》记载箕子与微子、比干合称「殷有三仁」。武王向箕子询“常伦所序”，记载于《尚书·洪范》。《史记·宋微子世家》也在转述了箕子与武王对话之后，“于是武王乃封箕子于朝鲜而不臣也。”《尚书大传》则记载：“武王释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周之释，走之朝鲜。武王闻之，因以朝鲜封之箕子。”按《尚书大传》，箕子不愿臣服于周，率商朝遗民出走到“朝鲜”，被那里的人民推举为国君，周武王在听闻后，追封箕子成为朝鲜侯，史称“箕子朝鲜”，这个国家在西汉时被燕国人卫满所灭。韩国古代学者们普遍认为箕子将先进文明从中国传入朝鲜半岛，“我国（朝鲜）教化礼仪自箕子始”，对他推崇备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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