途径武昌6分钟,32天后我的新冠肺炎警报解除

1月6日,我坐上了广州开往北京的Z36次列车,列车途经长沙、武昌、郑州,最终到达北京西。1月7日凌晨3:08,列车像往常一样经停武昌站,6分钟后按时朝着北京方向继续行驶。
这停留的短短6分钟,却成为了我日后一个月生活里的定时炸弹。
2020年的开头不太顺利,1月5日接到奶奶离世的消息,买票、收拾行李,匆忙的乘坐火车从广州赶回老家承德,到家后的几天里,我和家人一起处理后事同时照顾病重的爷爷,前来祭奠的人走了一波又一波,失去至亲的悲痛和无力感,交织着疲惫压迫着我。
这两天的承德很冷,干枯的树枝抽打着凛冽的寒风嗖嗖作响,道路两旁的积雪堆得像小山一样高,猛然从温暖的广州回到北方,骤变的气温让我有点吃不消,过了几天,发觉自己感冒了。我每天零星地捡着家里常备的一些感冒药吃着,这是回家的第10天,除了干咳我已经没什么症状了。
临近春节,一场以武汉为中心并将迅速席卷全国甚至世界的疫情正在人群中蔓延,1月20日,新型冠状病毒的消息在人群中爆发,一时间,微信、微博、各种文字、视频、图片在人际之间转发开来,舆论转向分水岭,人们开始从淡定转向恐惧。病毒像一股暗流在家人之间、朋友同事之间、陌生人之间四散开来,它在变异、在强壮、在不断地侵蚀人们的身体。
我的研究生专业侧重健康传播方向,1月23日,武汉宣布封城,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我和老师开始了新型冠状病毒居民了解程度的调查研究,研究的过程让我对这种疾病更加了解,但随着工作量的增加,身体也出现了不舒服的症状,不光疲惫而且干咳加重。24日晚上,我开始低烧,体温三十七度二,联想到我返程坐火车途经武汉的经历,我感觉我自己的情况不是很好,当晚,我就线上联系了微医平台的医生,医生让我去医院查个血常规和胸部CT。
25日,这是我回家的第19天。我前往承德A医院就诊,临行前,我戴上了家里留存的N95口罩,我知道,不能在医院交叉感染,也要对他人负责。刚从广州回来的时候,我就跑去药店屯了一批口罩,没有专门的医用外科,但是有普通的医用口罩。我想如果我真的感染了,那就迅速隔离医治,我还年轻抵抗力强,没什么大不了。如果不是,就尽快输液吃药治疗。
这家医院并不是我们当地的新型冠状肺炎定点医院,定点医院在距离我家很远的郊区,但这所医院离我家比较近。医院门口旁边的墙上写着四个大字“发热门诊”,下面的箭头指向左边的入口。登记、测体温,医院要求外地返承人员要去发热门诊做检查。
疫情发生后,河北省各级各类医疗机构都成立了医院防控领导小组和专家组,启动发热门诊,并制定防控方案。医院的发热门诊是特意为这次疫情临时建立的,设施还不完善,医生护士们还没有护目镜。门诊内一共有四个房间,患者的隔离病房、医生的问诊室、护士的配药室,还有一间值班休息室。
进入发热门诊就等于进入警戒状态,我一推门,里面的医生和护士全员警戒,“你们几个赶紧把防护服穿好,手套记得带上,咱们这还缺一个机动护士,趁这次正好查漏补缺。”
这次检查,我需要被全程隔离。
我不喜欢医院,从小就对医院的消毒水味特别敏感,几个医生围着我来回走动,不断提醒着我正处在这场疫情的危险边缘地带。
血常规、C反应蛋白、生化检查,拍摄胸部CT……我进行了一系列的检查,接下来就是回到隔离室等待结果。隔离室四四方方,实木色的窗户虚掩着,两张床铺紧贴两侧墙壁,我是这家医院发热诊所的第一个病人,医生们都很紧张。床铺正对面是一面透明玻璃,医生和护士透过玻璃持续的观察着我的身体情况。从早上8点到晚上6点,每隔一阵儿就会过来给我量体温,医生和护士交替来巡诊。我还想和医生申请做核酸检测,医生说试剂盒很紧缺,不是疑似病人不能做。
检验结果加上两次专家会诊,最终确诊我为支原体肺炎,给我开了5天的阿奇霉素注射液,并让我每天口服磷酸奥司他韦胶囊。但是,我的病情似乎没有那么想象的那么简单。
1月29日,是我回家的第23天。
整个湖北省特别是武汉市的疫情越来越严重,网络上关于疫情的信息开始泄洪,确诊数字的每日激增紧张着每一个人的神经,线上线下,口罩、酒精等各种凡是能起到预防消毒的器械、药物都清售一空,承德陆续也出现了确诊的病例。在我家双桥区附近已经有了确诊病例,在无法确定他的行动轨迹之前,我每天去医院输液都变得很危险,不仅做不到居家隔离,每日暴露于空气之中更让人紧张,口罩也已近进入短缺状态,每日一换的标准根本达不到,疫情的带来的紧张气氛让人消沉,我根本做不到情绪管理。
5天的治疗后,我的CT复查结果并不好,左肺反呈现扩大的趋势。
医生说需要换药,继续输液观察5天,并且输液次数增加到1天2次。这一次药物换成了乳酸左氧佛沙星和溴乙新,并且要每天配合吃磷酸奥司他韦胶囊、阿奇霉素分散片以及羚羊清肺丸。
根据河北省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的相关要求,承德自2020年1月27日起,全市道路班线客运和旅游包车,市区(双桥区、双滦区、营子区)公交线路全部暂停运营。1天2次的输液我都需要步行去往医院,从医院回来,进家门前也都要进行一系列消毒措施,喷撒酒精,用酒精棉片擦拭手机,我不想带回医院的任何一点细菌。
我开始变得烦躁,甚至出现疫情中的情绪应激反应,社交媒体被疫情信息充斥,恐慌焦虑的情绪顺着互联网蔓延进了我的生活,每次CT检查我使用过的东西都会立马被医生扔进垃圾桶,家人们的担心和不安都被我看在眼里,没有确诊却被当成传染源的感觉带给我极大的心理压力,我害怕自己真的是新冠肺炎病人,也害怕连累家人,我想赶快知道结果。
从病毒的14天潜伏期来看,如果我在1月7日接触到病毒,大概21日就算过了潜伏期。但是不见好转的身体状况,让我甚至对医生的诊断产生了怀疑,开始胡思乱想,不断问自己真的可以这样治疗吗?为什么不起任何作用呢?
我每天都会上网检查我乘坐的车次上到底有没有确诊的患者,和学医的朋友和老师不断分析我的身体情况,跑到微博肺炎求助的超话里,拿着自己的片子和报告和求助帖里病人的对比,看看是否一致。虽说确诊是支原体肺炎,但是在这个潜伏期可以长达25天的病毒面前,我一点都不敢掉以轻心。
持续性的低烧让我很难说服自己安心输液治疗,不见好转的状态让我没有信心。新冠肺炎“人传人”机制下,我甚至能感觉到别人异样眼光的压力,对我心里是巨大的折磨。
我决定转院,换医生,我想变好。
转到B医院后,我拍了这十天之内的第三张胸部CT。
这家医院具有核酸检测的资格,在等待CT结果的过程中,感染科的医生直接建议我进行48小时的隔离检查。正当我要进行隔离并准备预约核酸检测的时候,我的胸部CT检查报告出来了,情况有好转,医生们很乐观认为我只需要再次回到之前的医院进行输液巩固治疗就可以。
但是,生活就是富有戏剧性。
在我结束治疗的当天,我又开始低烧。当天晚上就联系到医生,医生决定为我预约核酸检测,让我在家自我隔离等通知。由于承德确诊病例的增多并且处于核酸检测的高峰时段,现在检测必须直接通过市卫健委派专业的检查员对我进行检测,我只能等。2月4日,承德公布了确诊病例的行程轨迹,确诊病例的返乡时间点都集中在1月20日左右,我还稍微安下心来。
2月7日,我接到医院电话,回家的第32天,我终于要做核酸检测了。
目前核酸检测是确诊新冠肺炎的硬性标准,通过核酸检测阳性才能确诊。我心里有点紧张,但是也想尽快确定自己的身体状况。无论结果好或坏,停留武昌的那6分钟真的折磨我太久了。
核酸检测的地方和医院大楼是分开的,为了方便隔离,发热门诊位于门诊楼旁边的小平房,一进医院大院,就看见两位医生全副武装拎着一个白色的箱子从感染科往外走,让我想到了非典时期的“白色恐慌”,悄无声息的悄悄蔓延着。
进去之后,医生仔细询问了我的个人信息,把我带到了隔离间。隔离间里有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全部都经过严密的消毒,消毒水残留的味道有点刺激,我的鼻尖很痒。桌椅都铺好了蓝色的一次性粘尘垫,我和医生分别坐在桌子的两边,医生穿着连身白色防护服,全副武装,非常严肃,一言不发,厚厚的护目镜边框完全挡住了他的眼神,无法对视,无法判断情绪,让我更加没有安全感。
整个检查期间我和医生几乎无交流,避免一切的飞沫传播。在隔离室里,只是他给出要求,我来完成。
他拿出了一个透明的袋子,透过袋子可以看出里面是一整套核酸检查的完整器械,袋子里附上了一张纸片,上面写着我的名字。在和我核对确认无误后,开始进行检测。
先是抽血,需要抽三管,我唯一的感觉是这次抽血的针相比一般输液、检查的针要更粗一些,类似献血的针。看的出来,带着三层手套的他操作很不方便,我也能感觉出来他在尽量避免和我进行直接的皮肤接触,毕竟每一个来做检测的人都可能是潜在的新型冠状肺炎患者。我的血很粘稠,他将针扎进血管后,来回摆动几次针头才将这项检查做完,针扎入很刺痛,但也还能忍受。
第二项是咽拭子检查,他从袋子里拿出了一根类似棉签但长于棉签的棉棒,示意我摘掉口罩,张开嘴慢慢地将其深入到我喉咙深处,并在上面刮了几下,采样的过程有些难受,毛絮和嗓口的摩擦让我一时没忍住干呕了几下,之后他将棉棒浸入一管液体中,微微搅动,并将样本密封收好。
“可以了吗?”医生点了一下头。
整个检查就全部完成了,我被要求继续回家隔离,结果将以电话形式通知。
病情来回往复的这一个月让我逐渐失去耐心,身体状态的一点起伏就让我身心疲累。还没确诊呢,这份心理创伤就带给我极其不安的情绪,可以想到心理调控和疏导对于每位患者的重要意义,哪怕是在疫情中心的普通武汉市民,也承受着自我压力和环境压力,他们无法脱离一线疫情更无法做到情绪隔离,不安和恐慌只能尝试自愈。


2月10日下午5点,我接到了医生的电话,结果为阴性,并且不需要再去做第二次检测。
长舒一口气,到这一天,我终于把武昌6分钟的定时炸弹拆掉了。
我已经做过最坏的打算,但我是幸运的,能够预约上核酸检测,最终吃下了这颗定心丸。
截止2月20日,全国有75465例确诊病例,5206例疑似病例,承德有7例确诊病例,在武汉市内也仍然存在没有被确诊收治的病人在用意志力和抵抗力与病毒抗争。时间给了患者生的机会,也有可能将未收治病人推向死亡,从1月10日开始,全国范围内多家企业加急生产试剂盒,物流公司的停运让运输成为难题。武汉进出通道关闭之后,核酸检测试剂盒更是难以进入,生产企业员工甚至选择乘坐高铁“人肉”背几千人份的试剂盒送抵武汉。
回到家,我继续保持着消毒的习惯,带上口罩出行,大街上的每个人都有节制的与和他人保持着距离,公交地铁上的喧嚣也被疫情抹去了声音,只有超市里有着最贴近市井的烟火气,人们不再大规模囤货,试着从吃开始,重拾自己的生活节奏。疫区武汉之外的中国城市,都在努力尝试恢复自己的城市秩序。可是武汉,仍然在水深火热中进行着自我救赎。
每日清晨更新的疫情数据我仍然会看,直到数据清零的那一天。

*感谢故事提供者艺竺;文章不代表平台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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