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选 | 我的几位老师

有时候，我们吃饭时，呆一起，说班上的学生，说眼下的一些事，甚至说一些农事，只是没有提起从前。

我的几位老师

文 | 王选

我在小镇当老师，很自然就想起了我的老师。

我在村里上小学时，村小还有四十来个学生，学前班，一到四年级，各是八九个，还有几个邻村的。我们是复式班，一三年级一个教室，二四年级一个教室。老师坐讲台板凳上，脸朝左面，给一年级上，罢了，转过脸，朝右，就给三年级上。二四年级一样。

起初，我们学校还有三四个老师，后来慢慢就剩了两个，都是村里人。一个是正式的，教了一辈子学。先是在附中教，年龄大了，就调了村里，来回方便些。另一个，是个社办老师，也就是现在的民办的，教了很多年，后来听说村小因为没有学生撤销后，去了附中当大师傅做饭了。实在想不通，那么一个粗狂的男人，会做饭？我们当时可没有看出来。

那个老师打人很厉害，最毒的是老虎剜牙和搓麻食。老虎剜牙是用右手捏住耳片子，大拇指顶住耳蜗，其余指头使劲拧，这时候还要往上提，直到被整的人脚尖离地，疼得嗷嗷大叫，喊老师爷爷，作揖求饶，才会撒手。当然，老虎剜牙不是剜一次，只要老师不过瘾，就三番五次剜，剜的耳朵冒火，眼冒金星。搓麻食很简单，就是用大拇指搓耳鬓边的头发，别看只是搓，一指头上去，钻心的疼，整个头皮都麻了。只要学生闯了祸，他一般都会喂二十四颗麻食，再严重，三十六颗，一顿吃下来，两侧脸颊红的滴血，头皮疼的要掉，眼泪珠子早已噼里啪啦落了一地。

所有的学生都害怕他。有一个四年级的，不服，被他整治了一次，服服帖帖的了。

有一次，他凶巴巴的来到学校，说谁把他菜园里的菜瓜掏了一个窟窿，里面撒了尿（校园的东面是老师的一块菜地，里面种了各种蔬菜）。他回去一切，坏瓜带着尿骚味瘫在了案板上，害的他一天没胃口吃饭。他还说这个菜瓜上用刀子刻着几个骂他的字，他要对笔迹。最后，他把所有高年级学生一一叫到黑板上写和刻在菜瓜上一样的字。最后，认定是那个不服他的学生刻的，把那个学生带到学校后面的围墙下，提着半根桌子腿，狠狠揍了一顿。当然，关于菜瓜的事，谁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呢？或许是真的，也或许是专门整那个学生找的借口。

他其实很不屑于当个社办老师，他常说，我拼死拼活在学校一个月挣几十块钱，一天才挣两元五，连城里的一碗炒面都吃不起。那是九十年代中期，我们十岁过点，没有进过城，不知道所谓炒面。但听口气，他确实挣的少，大意是政府亏了他，我们也对不起他。

他在代课的同时，还种着地，小麦、油菜、秋田，样样有。社办老师都这样，边代课边种地，光靠一点工资是养活不了一家人的。我记得有一年秋天，开学不久，我们全校学生去给他家拔胡麻。那可热闹了，几十个人洒在胡麻地，像棋盘上的豆子。我们比赛拔，生怕拔得少了。一大坨陡坡地金灿灿的胡麻，很快就拔完了，扎成捆，站在初秋的田野上，好看极了。没有胡麻的土地，连根拔起的泥土，闪耀着黑褐色的光芒，狗尾草、苍耳、苦苣菜在赤裸的地上，用它们碧绿的舌头舔舐着秋天的风。黄昏来临，我们唱着歌，每人背着两捆胡麻，回了学校。

上附中，老师就很多了，一门课一个老师，记得最深刻的还是教代数的。他人很瘦，常年穿一身皱巴巴的灰西装，头发留很长，中分，有些花白了。他给我父亲当过老师，给我当过，如果我有了孩子，还继续留在乡村种地务农，他会不会还给我的孩子当老师呢。如果没退休，可是一家三代人都受过他的教育啊。

他每次上课，进门，先是一屁股坐在板凳上，坐稳了，便给我们讲一通和学习不搭边的事。比如，今天专门起了个大早，把阳山坡上的化肥撒上了，今年雪薄，六月里肯定欠收，你们不好好学习，就饿死了。或者说，我家那儿子上初中时，有一次另一个老师批评了几句，把作业本扔了，那老师给我说了，看把我气得，下午放学，我追上后，脖子一顿巴掌，从山顶上一直扇到了沟底，脖子肿得像个水桶。有时候也说一些陈年旧事，说他一个亲戚跟苏联人打过仗，打仗的地方，往死里冷，人站着撒尿，尿一出来，就冻住了，需要随手带一根棍子，边尿边敲打，要不然，连牛牛都冻住了。我们实在想不来那有多冷才能冻住热乎乎的一泡尿，我们还困惑的是那么冷的天解大便该怎么办啊。

讲完了闲话，就开始上课。我那时候代数学的好，常考第一名，一百分的试卷，回回九十六七。因为学习好，老师也很喜欢我。他上课有个特点，就是老盯着我讲课，不看别的学生，好像专门给我一个人上课。这样也好，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他看我，我看他，我压根就没有思想跑毛或者玩其他的机会，代数也就自然学好了。

他的课上的好，板书也不错，从左到右，一块一块，很整齐。所以他要求我们写代数作业，也是如此，整整齐齐。我们作业上的名字全是他写的，他还要求我们在本子上绑个红绳子，写过一页，阅毕，就掺到里面。写方便，批阅也方便。

第二节课下，我们到校园里做早操。我个子小，站第一排。我们正听着广播七上八下做，他背着手，捏着数学课本和半盒粉笔，走到我跟前，笑眯眯看一阵，摸半截粉笔，在我眼圈上画了两个圈，眉毛处，不好画，他还多描了几下。我胆小，他画，不敢动，挨着。画毕，他歪着头端详一阵，笑着说，你个碎怂（小屁孩的意思）。转过身，勾着腰，走了。风吹乱了他日渐稀薄的灰头发。

他走了，我们班上的同学就哗啦啦笑了，说我是熊猫，我也觉得我是熊猫，怪不好意思的，便用袖子抹了。后来，我才知道老师画的是眼镜，我一直没搞清他为什么要给我画一副眼镜。是随便画画，还是另有深意，不知道了。不过现在，我真的戴上了眼镜，抹也抹不掉了。

初三时，有过一个老师，是退休后返聘过来的。退休之前，他教什么，不清楚。那几年正好英语很吃香，听说要加入WTO了，不懂英语就成一个废人了，我们将天天就跟外国人要打交道，英语学不好，连个厕所都找不见。我那老师便让上大学的儿子一定一定学好英语，出人头地，并给他买了一大堆书和磁带。但遗憾的是，儿子没学成，作为督促儿子学习的老子竟然把英语学好了。我们那里人常说：六十岁了学喇叭哩。意思是黄土埋到了脖子上，学也学不好，学好也用不上了。可他六十岁了还真把喇叭学会了，而且还吹的像模像样。这可了不得，真是个励志的好榜样。

那时候，学校正好缺英语老师，就把他返聘了回来。

我上初三那会，他已经六十好几了吧。戴一顶老式蓝帽子，宽大的旧西装，人很高大，眼睛特别小，都快淹没到日渐虚胖起来的肉里了。他来上课，一手拿书，一手捏一根竹棍。气喘咻咻的进了教室，一张嘴，全是英语。或许是老了，也或许是太胖，他发音比较吃力，像从鼓起的肚皮里挤出来的一样，有点颤音。

坐在第一排的那个学生很调皮，趁他转身在黑板上写单词，老是一伸手把他的竹棍教鞭和粉笔偷走，藏进课桌里。讲到中途，他要用竹棍指单词，一看，竹棍没了，一摸粉笔盒，粉笔没了。他愣了半天，就用指头蘸着黑板槽里的粉笔末写。不过后来他知道了，每次前排的学生偷去，他就要回来，提着竹棍打，那学生就满教室跑，追上去，钻到了桌子底下。他又追不上，实在没办法，就又上了讲台。有一次，他叫这个顽皮的学生到他宿舍看作业，那学生去了，被他哄骗到手，圈在宿舍，用笤帚把好好教训了一顿。那可把他乐的，像报了多大的仇一样，整整一天都哼着英文歌出出进进。

他的英语教的其实是挺不错的，课堂也轻松随意。毕竟老了，多大的脾气都让时间消磨掉了，他完全是一个和蔼可亲的老头了，站在那里，都觉得是爷爷辈了。

我在小镇当老师以后，几十个老师中，有两个老师曾是我的老师。他们之前在附中教学，后面调到了中心小学。我上附中时，他们一个是我的语文老师，一个是美术老师。语文老师人老好，话少。别的我就忘了。美术老师，性子烈。有一次上美术课，一上课，我的美术本找不见了，我转过头，向后排的同学准备要一张白纸，上课用，结果被他看见了，两步走下来，在我脖子上狠狠抽了一巴掌。我是个很少在学校挨打的人，那一巴掌，除了疼之外，也把我的自尊心打伤了。从此，我就不喜欢了那个老师了，也不喜欢他的课。多少年过去了，我依然记得那一巴掌，虽不是记仇，但那一巴掌给我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甚至改变了我的某些人生。当然，老师早已忘了那一巴掌，毕竟巴掌落下去的太多，毕竟也不是大事，毕竟是无心之举罢了。后来，我上课，每次举起巴掌或者竹棍时，我常想，该不该呢，是不是我这样无所谓的一下子，也会让他记一辈子。

在小镇，以前的师生，多年后，成了同事。他们当初怎么教育我的，我还沿用他们的方式。他们也沿用着他们曾经的方式，教育着别人。似乎一切就是一个轮回，那时他们在路上，教我上路，后来，我们并排走在了同样的路上。这些年，他们似乎都在等着我。

有时候，我们吃饭时，呆一起，说班上的学生，说眼下的一些事，甚至说一些农事，只是没有提起从前。也不是刻意的回避，只是从前回想起来，总让人感觉光阴匆忙，感觉无限惆怅。与其如此，不提也罢，就像有些事，记在心里，也就是记着而已，早已没有了什么意义。

王选，1987年生，甘肃天水人。作品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散文》《天涯》等刊物发表。出版有《南城根：一个中国城中村的背影》《那些被光照亮的陌生人》。曾获人民文学新人奖、华语青年作家奖、敦煌文艺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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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题：虚构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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