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奇案：军官错杀奸夫淫妇、只因一个举动、让自己免于一死
明弘治十二年（1499），山西大同的街道上走来了一个穿军服的男人，手里拎着一男一女两颗人头，满脸怒气地走进了巡按衙门。
看样子，这个人是来投案的。
但是，明朝有规定，军人犯罪，应归镇抚司管辖、审理，也就相当于军事法庭。这个人为什么偏偏到巡按衙门自首？这其中，有什么缘故吗？
前来投案的人名叫刘安，其父是一名千户。
按照明朝的规定，军人干到千户一职以后，子孙就可以承袭入军，称为军户。明代的军户地位比民户要高，并且世代继承，非皇帝或兵部尚书批准、不能更改。
刘安此时，就是一名镇军总旗，相当于现在的排长，大小也是一名军官了。前文说了，军人犯罪，按律应由镇抚司管辖，刘安为什么会跑到巡按衙门来投案？
原来，刘安杀死的是他的妻子和奸夫，而他妻子是三品指挥使的女儿，指挥使则是镇抚司的顶头上司，如果到镇抚司投案，他们难免会因为顶头上司的压力而断案不公；因此，刘安才选择了到巡按御史这里来投案。
投案归投案，但总得找一个值得信任或相对公正的地方，这一点上，刘安可是做得相当理智。
巡按御史虽然只是正七品，但却是代天子巡查地方，各省军政长官都在其考察范围，因此，当时民间普遍认为巡按是地方最大的官员。
可是，诺大一个辖区，只有一个巡按御史，从官到民、各种事务繁杂，哪里顾得过来？所以，朝廷就赋予了巡按“委署左贰”的权力，也就是任命副手帮忙的意思。
接审刘安一案的，就是左贰官。
左贰官提审刘安得知：其常年驻守在墩台，许久才回家一次。
这一天刘安回家，路遇自己的弟弟刘富，被告知妻子于氏与木匠王文美通奸，于是怒而回家杀了妻子，又在晚上潜入王文美的家中，将其在熟睡中杀死，并分别割下了二人的头颅。
考虑到岳父是指挥使，所以刘安避开镇抚司到巡按处自首。
对于杀死奸夫淫妇，《大明律》本来有规定：在奸所发现妻妾与人私通，登时杀死者，无罪。
也就是说，在捉奸现场当场杀死奸夫淫妇者无罪，但这里强调的“奸所”和“登时”，刘安显然是一条也沾不上边；因此，如果按《大明律》另一条规定“闻奸次日、追而杀之”定罪，刘安就是故意杀人，可定斩刑。
按这条来定罪，本来没有问题，但是，《大明律》又有规定：杀死有罪之人和自首的，其罪分别要减一等和三等。如果说王文美同于氏确有奸情，那就是有罪之人，那样，对刘安就至多是“杖一百”的责罚。
不同情形下，对于罪犯的判罚具有天壤之别，这就使得左贰官不得不谨慎对待。
左贰官面临的难题是，能直接确定两人奸情的，就是已经死无对证的本人；无奈，只有提审唯一的“知情人”刘富。
刘富说，自己曾亲眼看见嫂子与王文美奸宿，本想捉奸，但嫂子乃是尊长，不便下手，所以就告诉了哥哥。但没想到哥哥性子太急，当下就回家杀了嫂子。
刘富所说的，也合情合理。按照《大明律》中规定，弟弟虽然可以捉奸，也可以当场杀死奸夫、而只用受“杖一百”的刑罚。但是《大明律》还有规定，嫂子属于尊长，“卑幼不得杀尊长”，否则将是斩刑。
如果刘安当场杀死奸夫，而嫂子在事后不承认有奸，那他就是枉杀无辜人，肯定是斩刑；所以说，刘富没有当场捉奸，按法律约束来讲是可以理解的。
不得不说，这大明律法确实有点啰嗦。
刘富的证词，就只有这些了，但显然不能为结案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为此，左贰官就想：“邻舍中，有没有可以作证的人呢？”
结果很令他失望：街坊们都说自己不知情。
这就奇怪了，即使不知道奸情，那你也应该知道于氏或王文美的为人等信息吧，但是，所有人的回答都是“我不知道”。
这个，还得说一下明朝的一个特殊规定：允许对证人用刑。
这样一来，很多人只能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可以想象，如果你愿意作证，但是官府又有可能怀疑你的证词，为了求证真假，他就有可能对你“用点手段”。
所以，除非被官府确认或甘愿为证，否则，谁愿意没事儿给自己找罪受？
那么，就只好对唯一的证人刘富用刑了。
左贰官找不到其他的证人、无法处理，只好将案子汇报给巡按定夺。
巡按有办法吗？他也没有其他办法。听完汇报，巡按也觉得无计可施；那么就只好按律行事，对证人刘富动用大刑，以判断其所言的虚实。
刘富因此被打得鬼哭狼嚎、哭爹喊娘，但是，他始终咬定嫂子与王文美有奸情，没有翻供。
看来奸情是真，巡按由此判决，将刘安拟为绞监候，报请刑部核准，证人刘富暂时释放。
如果这样看来，明代的律法竟是这样滑稽、这样荒唐，仅凭一个人的证词，就可以判定另一个人的生死。这样的话，要诬陷一个人是多么简单：只要能挺的过几次酷刑就可以了。
所幸的是，明代对于命案的处理除了刑部核准，还有另外一种监察制度——录囚。
所谓录囚，就是朝廷会不定期地委派一些官员，到各省去调阅案卷、审录囚犯，目的就在于核查地方办案情况、发现冤假错案，以最大程度地保障司法公正。
这一年，来到山西大同录囚的是刑部郎中顾天锡。
顾天锡审阅此案，立时觉得证据不足：“仅凭刘富一人的证词，怎能轻易判定于氏和王文美通奸？”
带着疑点，顾天锡展开了明察暗访，但最终仍是一无所获。因此，为保险起见，顾天锡为此案设计了两套处理方案：
一、将刘安杀奸定为疑狱，不急于判决，等证据充分之后再做判决；
二、奏请刑部、呈送皇帝，驳回巡按重新审讯。
可是，该按哪套方案执行呢？
据说当天夜里，顾天锡做了一个梦。
梦中，一个披头散发的女子凄惨地拦在了顾天锡的马前喊冤；被惊醒的顾天锡顿时毛发倒立、浑身冒汗。
想起白天的两套方案，顾天锡猛然醒悟：如果采用第一套方案，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审理清楚；要是于氏奸情是假，那不是使冤魂难安、鬼神不宁吗？
于是，他果断决定，按第二套方案奏请朝廷驳回审理。
虽然做梦这个情节有点传神，但是顾天锡的做法，在当时还是得到了民众的肯定：以民命为重，不拖延、不徇情。
所谓“不徇情”，即是不罔顾巡按的情面、坚持翻案，这在官官相护的官场，可以说是难能可贵。
终于，案件被上面驳回重审。这可是报请皇帝驳回再审的案子，那就是“钦案”，就更需要全力而为，否则如果办案不力，那可是欺君之罪了。
为此，顾天锡和巡按物色到了某地一个姓李的推官，委派其办理此案。
推官，是从唐朝开始设置的一种古代官职，主要职责大多也就是审案；在明代，推官大致等同于左贰官。
接到委任，李推官不敢怠慢，当即带上两个随从、微服来到大同私访。
前几位官员都没有访到线索，那么，李推官能有收获吗？
这一天，李推官来到了已经死去三年的木匠王文美家。曾发生过凶案的宅院，无人租赁、荒草丛生；但是，李推官却发现有一处院墙似乎刚刚被粉刷过，上面还画了一只戴着官帽的兔子。
端详着墙上的兔子，李推官的心里忽然一惊：“兔子戴个官帽，那不就是个'冤'字吗？”
不仅如此，给兔子戴上官帽，分明是暗指官员造成了冤狱。
明代有规定，私画妖书者斩，即便是私藏，也要杖一百、徒三年；这幅画讽刺官府，完全可以当作妖书对待。
但此人明知犯法，也要斗胆作画，却又不敢明目张胆，只将其画在这个僻静之地，一定是心中有话、不吐不快，却又不敢明说。
李推官断定：既然画在王文美家墙上，则很大概率会和此案有关；于是，他把画临摹在纸上，又把墙上的画抹去，回家对着这幅画揣摩了整整两天。
第三天，李推官带着家人来到集市，专门寻找书画。终于，他看到了一幅仕女图，其笔法和兔子戴官帽图的笔法略同，就买下了这幅画，并根据落款、向店家打听了画者的住处。
李推官认定，这个画者必定是知情人。
回到寓所，又仔细比对了两幅画，确信是一人所画，李推官马上带人来到了画者住处。
见到画者，是个30多岁的文静书生，李推官借口买画，要求到内堂说话。进了内堂，李推官开门见山、直接把两幅画在画者面前展开问道：“这幅画可是老弟所为？”
画者一见，顿时惊慌失色，也不否认，只是哀求李推官多多关照。这时，李推官亮明身份，并发誓说只要画者说出真情，绝不追究其责任，还告诉他，墙上的原画已被毁去，你大可放心。
至此，画者终于开口了。
原来，刘富生性放浪，仗着父辈的权势，勾结一帮地痞在大同城内胡作非为、调戏妇女；街坊四邻皆知其无赖，所以无人敢与之计较。
这一天，王文美的妻子尹氏上街，正遇刘富等调戏，但其不知此人无赖，便破口大骂。刘富一巴掌将尹氏打翻在地，随即一伙无赖涌上去趁机对其胡掐乱摸。
此事正好被画者看到，他便跑去告知好友王文美。王文美曾在衙门做过一些活儿，认识几个衙役，于是叫了他们赶来救妻子；但是，那些无赖们见势不好，早都一溜烟没了踪影。
画者说，他与王文美交情甚好，了解其为人绝不是作奸犯科之辈；所以，他认定此事是刘富记仇而陷害王文美，但自己却碍于刘富的势力而不敢出头。这次，听说案件驳回重审，认为有可能为王文美申冤，这才斗胆在其宅院墙外作画，希望能够引起承审官员的注意。
画者的意愿终于达成，李推官的心里也终于有了眉目。
回到衙门，李推官当即提审王文美之妻尹氏及刘富等无赖。
尹氏当面对质，刘富等人再也无法抵赖，终于交代了诬告王文美及嫂子于氏的事实。刘富说，自己当初只想激哥哥去教训王文美，没想到哥哥脾气火爆，直接就要了二人的性命。后来，他也是经常梦见嫂子向他索命，方才知道鬼神难欺；如今只求一死谢罪，但求放过哥哥、延续刘家血脉。
随口一句诬陷，导致两个无辜的人被杀，两个原本和美的家庭毁灭，刘富实在是罪责难逃。
最后，刘富被拟为斩刑，报经刑部核准后押赴市曹斩首；刘安主动投案，罪减三等，又因是军户而不能脱离军籍，故判为发配边远地区（云南）充军。其余的无赖，均被戴枷示众一个月。
最后
刘安最终能够免于一死，无论是顾天锡勇而翻案，还是李推官的明察暗访，全都仰仗于一个前提——投案投对了地方。
如果当初不是投在巡按衙门，而是投到了镇抚司，那这之后的一切波折和峰回路转很可能就根本不会发生。官大一级压死人，领导的女儿被杀，谁能保证镇抚司那些官员们不会趁机溜须拍马？
另外，看古代这些奇案，总会发现里边的当事人对当时的律法大都十分了解。比如本案的刘安，连杀二人，但他知道有一个“杀死有罪之人、罪减一等”和“投首者罪减三等”的空子可以钻，所以才会转投巡按衙门，为自己争取一线生机。
又如那个在记载中没有留下姓名的画者，很明显是知道自己作的画属于律法禁止的“妖书”，他也是懂法的。
可见，古代的律法普及程度还是比较高的。
由此也证明，无论在何时，学法懂法还是很有必要的；只有学了、懂了，守法的自觉性才会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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