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零：中国城市的八大特点

文章来源：《月读》2017年第8期。

李零，祖籍山西武乡县，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从事先秦考古研究及中国古汉语研究。其主要著作有:《孙子古本研究》《李零自选集》等。

中国古代文明是个城市、金属、文字三大要素俱全的文明。这三大要素，年代最早，体系最完备，成就最突出，当属城市。

中国的城市是从中国早期的农业定居点发展而来。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掘地点，画在地图上，密密麻麻，就是这些定居点。中国的城市，龙山时期，遍地开花；商周时期，初具规模；春秋战国，形成体系；经过秦汉，大体定型。

秦汉以后的中国，城市的数量和规模没有太大变化，以至后来的地方志，可以在同一个州县下，历述其沿革，一代一代排下来讲。

中国的筑城体系有八大特点，可以总结一下。

（1）我国城市，城比市更突出。

现代汉语的“城市”，见于古书，本来是个合成词，“城”是城墙，“市”是市场。古人使用这个词，总是把“城”放在前面，“市”放在后面，这很有意思。我国城市，传统意义上的城市，宫殿也好，坛庙也好，市场也好，民居也好，所有建筑都围在城里，“市”是围在“城”里。我们心目中的城市，从一开始就是指有城墙的城市。城墙，各国都有，但中国最突出。我国城市，不但外面有墙，里面的坊巷也有墙，哪怕很小的城邑，甚至村镇，都有墙。这和欧洲的传统不一样。欧洲各国的城市（city），多半指村（village）、镇（town）以上，人口比较多、规模比较大的定居点。这种城市，除了国家首都（capital），除了军事要塞（fort）和贵族城堡（castle），不一定有墙。现代城市更是如此，往往一马平川，拔地而起，有个楼群，楼群周围没有墙。它们的城市更强调“市”，和我国相反。

（2）我国城市，军事功能很突出。

城市是个复杂的中心，既是经济中心，也是政治中心，或宗教中心，各国的城市，差不多都是如此，但我国的城市，军事功能很突出，这点不容忽略。我国，历史上战争很多，内战多，外战也多，规模之大，死伤之众，世界上罕有其匹，特别是农业民族和骑马民族之间的战争，对我国影响尤大。城市是定居农业的发明，但不是农业民族单方面的发明。农业民族和骑马民族是老邻居。中国，自古以来，一直受到来自东北森林、蒙古草原、中亚腹地和青藏高原的威胁。中国文明是应对这种挑战的产物。北方民族的入侵，一波接一波，有如洪水，也强化了这一发明。为此，秦汉帝国，因山为势，堑河为防，修筑了万里长城，有如拦洪的堤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说，“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长城确实是中国的象征。欧洲也有长城，如罗马帝国有对付北方蛮族的哈德良长城，波斯西北境也有对付中亚游牧民族的长城，但这些长城都不如中国宏伟。“高筑墙”一直是我们的特点。

（3）我国城市，自古就强调以中心统摄四方。

中国古代的城市规划，有一个理想化的模型，就是周代的王城。《尚书》的《召诰》、《洛诰》，还有今本《周礼》中的《考工记》，都讲到这个城市。周公卜宅洛邑，是把它当作天下的中心。司马迁说，“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史记·周本纪》）。我们使用的“中国”这个词，见于西周铜器何尊，原来就是这个意思。我国的城市，不同于欧洲传统的自治城市，不是分散孤立、彼此平行的城市，而是分层设级、有统一的网络。比如先秦时代的城市，有国、都、县、邑四种。“国”是一个国家的首都，一个国家的中心（注意：当时“国”是首都，不是国家。汉代避讳，改“邦”为“国”，才把“国”当国家），“国”以下的次级城市，有“都”、“县”（“都”是大县），“都”、“县”以下还有各种大大小小的“邑”。它们层层相套，最后归统于“中”。秦汉的郡县，“趋中”的倾向更明显。

（4）我国城市，多建于近水的平地。

中国古代，营建城邑，选址很重要。我国早期城市，三代王都和后来的咸阳、长安、洛阳、开封，基本上都在北纬35度线上。《汉书·艺文志》的《数术略》有一门学问，叫“形法”，就和城市选址有关。班固说，这门学问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大举九州之势以立城郭室舍形”。我国城市选址，非常讲究环境。地理，川随山转，路傍川走，道路交汇处，往往会有城市。古人为城市选址，一定要依托山形水势，并考虑人口、物产、交通等因素。《管子·乘马》有段话非常有名。它说，“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我国城市一般都选在高山之下、广川之上，这是个突出特点。虽然，我国的某些古城，因为位于黄土高原之上，只能利用地势较高的平地筑城，有所变通，但所谓通都大邑，一般都建在黄河流域的低平之地，很少像其他国家，把城修在山头或山腰上。

（5）我国城市，一般都是土城，但很早就包砖。

古代城防，主要靠三类设施，第一是城墙，第二是城壕，第三是城楼。城门有门楼，四角有角楼，马面有敌楼，都可用于守望。中国建筑，一般是以石材作房基和台阶，而以木制的梁柱为框架，四面用夯土或砖、墼为墙体，而以斗拱承覆屋顶，上面铺瓦。中国的筑城方法，是属于这一体系。中国古代的城墙多半是土墙。很多古城，还有断壁残垣存于地面，不仔细辨认，就像是旷野中的土垄。中国古代的城，很早就包砖。如北魏洛阳城的阊阖门就已经包砖。《水经注·浊漳水》讲邺城，说“其城东西七里，南北五里，饰表以塼”。还有唐代壁画上的城，宋《武经总要前集》卷十二的《城制图》，也都画着包砖的城墙。

（6）我国城市，一般都是方城。

中国早期城市，5000年前到4000年前（个别可以早到6000年前），有些是圆形、椭圆形或不规则形，但三代以来却日趋方正。我国城市设计，一直都把方城当作主流。古人理想的方城，都是坐北朝南，正方正位，四四方方。例如《考工记》描述的周王城，九经九纬十二门，就是反映这种理想。但早期古城，唯一接近这种设计的例子是曲阜鲁故城。虽然实际上，中国早期城市，几乎没有一个可以完全符合这一标准，《管子·乘马》说，“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古人并不傻，他们会根据山形水势和居住区的实际范围调整其设计，该曲则曲，该直则直，但这种理想总是隐含其中。中国最后的皇城标本，明清时期的北京城，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

（7）我国城市，很高很大，自古已然。

中国古代的城，文献记载，天子之城（首都）方九里（《考工记》），大都方三里，中都方一又五分之四里，小都方一里（《左传》隐公元年）。汉唐注疏，据以推论，说公之城方七里，侯伯之城方五里，子男之城方三里。方九里，是长宽各3,742.2米，最大；方一里是长宽各415.8米，最小。城墙高度，文献记载，天子之城高九雉，诸侯之城高七雉，都城高五雉（《考工记》）。高九雉是20.79米。前人说，即使最矮的城，也没有低过三雉以下的。高三雉是6.93米。中国古城，早期（前3,000－前2,000年）已经比较大，很多都属于方一里到方二里的大城。商周古城，像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则是方四里的大城。东周古城，一般都在方四里以上，大的可以超过方九里。如燕下都古城、齐临淄城、楚纪南城和中山国的灵寿古城，就都超过这个数字。很多后继的古城还不如这些古城大。郑韩古城，现存地面高度仍有17米，比明清北京城还要高出5米。

（8）我国城市，人口多，也是自古已然。

我国是农业古国，养育人口甚众，虽经战祸，死人无数，还是可以维持在几千万的水平线上。西汉平帝二年（公元2年），我国人口数字是59,594,978人，将近60,000,000人（《汉书·地理志》）。城，西汉晚期，县、道、国、邑，全部加起来，有1587个。当时的县，一般只有一同大小。一同方百里，约合1728.9平方公里。人口平均到县，大县在万户以上，小县在万户以下，全国有七个四万户以上的大城，长安人口最多，可以达到246,200人（《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公元2年前，我们没有可靠数字。但战争规模，可以提供参考。战国，很多大国都拥有几十万军队，秦国军队，甚至有百万之众。很多大战，杀伤是以十万为计。总体数字，估计与西汉差不了多少。

战国时期，攻城是一件非常残酷的事。《孙子·谋攻》说“十则围之”。《墨子·备城门》也说，当时守城，敌人10万，四面来攻，攻城队形，最宽是500步，4,000人足以应之。其他三面，用不了多少人。投入兵力，大约有10,000人也就够了，敌我比例正好是10:1。攻城是十倍于敌，守城是以一当十。

中国古代的军事技术，技术含量最高，要属攻城术和守城术。刘歆《七略》的《兵书略》著录了四种兵书，攻城术和守城术属于最后一种，古人叫“兵技巧”。此类兵书几乎全部散亡，只有一部书保存下来，就是《墨子》的城守各篇。这是讲守城的经典。

《墨子》城守各篇，给我们讲了十二种攻城手段：

（1）临，是一种可以移动的攻城车，形如塔楼，也叫“隆”。对付临车，主要手段是连弩。

（2）钩，是钩车。钩车，有带长臂的钩爪，可甩臂而挥之，用以砍砸城垣。《武经总要前集》有“搭天车”和“搭车”，就是这种车。钩车和下面的冲类似，也是用来破坏城垣。

（3）冲，是一种用以破坏城垣和城门的撞城车。《武经总要前集》有“撞车”，车上有横梁，悬挂撞木，就是这种车。撞城车，其他国家也有。如亚述宫殿的画像石，上面就有这种车。

（4）梯，古代攻城的梯有三种：一种是像《武经总要前集》的“飞梯”，有梯无车；一种是像《武经总要前集》的“行天桥”和“杷车”，形状类似飞机舷梯；一种是像《武经总要前集》的“云梯”，也在车上搭梯，但不是上面那种斜梯，而是可以折叠展开，比前者更利于延展的梯。

（5）堙，是一种贴着城墙修筑，供士卒攀援城墙的斜坡，也叫“距堙”。古代城墙，下有护城河。攻城的第一步是填壕。“堙”字的本义，就是用土填塞。前面加个“距”字，大概是指在填平的壕沟前面修筑这种工事。攻城土坡，不光中国有，外国也有，如亚述国王辛纳赫里布（Sennacherib）的宫殿画像石，为我们描绘了公元前701年亚述军队围攻拉基什古城（Lachish）的战斗场面，上面就有攻城土坡。后来，考古学家发掘了这座古城，和图中的描绘简直一模一样。它是贴着城墙，往上修斜坡。我们在战国铜器的水陆攻战图上也看到过这种斜坡。

（6）水，是以水灌城。我国古代城市，选点多在道路交汇处，道路多傍川谷，川谷多依山陵，往往襟山而带河，故以水灌城的事，史不绝书。如白起拔鄢，就是用水灌城。《三国演义》，也有关云长水淹七军的故事。古人对付水攻，手段分两种：一种是在城中穿井凿渠，泄水于内；一种是把船绑在一起，当水上的临车和轒辒，运兵突围，决城外河堤，泄水于外。

（7）穴，是“火”字之误。《墨子·备火》已经失传，今本《墨子》没有《备火》，只有《备穴》，所谓《备穴》，其实是《备空洞》之误。历代攻城，水火是主要手段，火攻比水攻更重要，没有火攻，不可思议。如《武经总要前集》讲攻城和守城，就是把火攻、水攻放在一起讲，《孙子》十三篇只有《火攻》，没有《水攻》，把火攻看得比水攻更重要。《武经总要前集》讲火攻，手段很多，除火禽、火兽，火炬、火箭、火毬，还有火炮。当时的炮，多半都是抛石器，攻城、守城，两者都用，但守城比攻城用得更多。这种炮已经使用火药，如书中有“火炮”、“火药法”和“炮楼”。

（8）突，是从城墙的薄弱环节突破。对付突，主要靠突门。突门，是从里面开口，并不挖透，必要时才挖透的门。《墨子·备突》提到突门的一个用法，即从突门放烟，用烟熏敌。具体办法是，每个突门，皆设窑灶，备柴艾，候敌突破，打开突门，以塞门车塞之，点火鼓橐（橐是鼓风的皮囊），用烟熏之。《武经总要前集》有“塞门刀车”，就是塞门车。

（9）空洞，是用挖地洞和挖地道的办法攻城。古代攻城，有一种办法，是在城墙上挖洞，内用梁柱支撑，以燃油浇灌梁柱，放火，柱折城崩，有如“爆破”。对付挖地道，主要办法有两种，一种是用眼睛看，即从高处往下看，看地上有什么迹象；一种是用耳朵听，即在城墙的内侧挖井，把大陶瓮扣在井内，让人蹲在瓮里听，听敌人在什么地方挖土，然后对着挖地道，用火烧，用烟熏，用水灌。这类攻城方法，是利用古代挖矿井的办法。如《武经总要前集》讲挖地道，就是采取坑道掘进的方法，有专门挖地道的“绪棚”车。

（10）蛾傅，是用密集的队形，强行登城。“蛾傅”即《孙子·谋攻》的“蚁附”，蛾同蚁，傅通附。它是以蚂蚁缘墙，比喻这种人海战术。战国铜器的水陆攻战图，上面就有蚁附的场面，蚁附的士兵是沿攻城土坡和借云梯来攻城。对付蚁附，主要是靠行临和矢石汤火。

（11）轒辒，是一种装甲运兵车，用以填壕。东汉应劭说，轒辒是匈奴车（《汉书·扬雄传》颜师古注引）。它的车厢是用皮革做成棚状，前面封死，士兵是从后面钻进去。《武经总要前集》有“轒辒车”，就是这种车。

（12）轩车，即古书中的“楼车”或“巢车”。它是一种车上树杆，杆上悬屋，可自动升降的塔楼，有如悬空的楼阁或树上的鸟巢。古代城防，制高点很重要，凭借城楼，可以居高临下。楼车和巢车，是反制措施。这类车，古人也叫“橹”或“楼橹”。《孙子·谋攻》提到的“橹”就是这种“橹”。《武经总要前集》的“望楼车”和“巢车”就是这类车。这种望楼，不仅有活动的，也有固定在地上的。

2010年2月21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