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树栋印刷史研究文选之十二
战国时期的凸版印花
——记战国青铜器印花机具的出土、鉴定与研究始末
中国印协印刷史研究会副主任委员 张树栋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吴淑生、田自秉教授在其《中国染织史》中，谈到中国古代早期的印染工艺时，说“凸版印花技术在春秋战国时代得到发展，到西汉时已有相当高的水平”。随后，他（她）举例说：“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西汉文物中，有几件印花敷彩纱和金银色印花纱，就是凸版印花和彩绘技术相结合的产物。”遗憾的是，长期以来，有关春秋战国时期的凸版印花，只见文献记载，难觅文物遗存。
在2008年6月底的一天，笔者接到一位素不相识的女士的电话，她自报家门，名叫蒋明君。几句寒暄之后，她向笔者陈述了她所收藏的汉代印染工具（按：当时已由几位考古工作者鉴定其为汉代印染工具，因其系以织物为承印物的织物印花，隶属于印染行业，故有“印染工具”、“印花工具”之谓，哪种叫法最为贴切，容后文分析、论述）的发现与鉴定情况。出于拳拳爱国之心，她希望她这件古文物能对我们捍卫印刷术的发明权有所帮助。听了蒋女士的介绍，笔者喜出望外，激动异常，于对蒋女士此举表示谢意之后，当即承诺尽快组织召开专家研讨会，以便对下一步深入研究作出安排。2008年7月3日，笔者通过电话，就近联系到几位专家，借用中国印刷科学技术研究所三楼会议室，召开了一个可谓小型的“汉代印花工具研讨会”。参加会议的专家有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博士生导师方晓阳教授，中国印协印刷史研究会专家组成员、前印刷工业出版社总编辑庞多益编审，北京印刷学院印刷史研究室施继龙博士，北京印刷学院院刊执行主编邱林华女士，持宝人蒋明君和她的丈夫著名艺术家谷扬丰先生。会议由笔者主持。与会专家在仔细观察这件对印刷史研究来说可谓“稀世珍宝”并认真听取蒋明君女士有关此宝的出土及初步鉴定情况（此内容从略）之后，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会议一致认为，这件印染工具的出土，将对印刷术起源与发明问题的研究和捍卫印刷发明权产生积极的影响，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使用价值，意义重大！会议决定，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协助下，由北京印刷学院印刷史研究室申报立项，对其进一步开展研究，并同持宝人蒋明君女士当场签署了“汉代印染工具前期研究合作协议书”。
鉴于这件青铜器印花机具是世界上现知、现存最早的，与印刷术起源与发明有关的实物证据，意义重大，会后笔者即刻向中国印协印刷史研究会武文祥会长作了汇报。武文祥会长对此非常重视，并指示要以中国印协印刷史研究会的名义，筹办一次有更多考古专家参加的学术会议。遵照武会长的指示，在施继龙博士协助下，笔者于当月下旬组织召开了有著名考古专家、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孙机研究员参加的，“战国印花机具专家研讨会”。经过短暂的筹备，于2008年7月30日，在中国印刷技术协会会议室，召开了“战国印花机具高级别专家研讨会”。参加会议的有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博物馆著名考古专家孙机研究员，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主任、博士生导师王昌燧教授，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博士生导师方晓阳、周卫荣教授，中国印协印刷史研究会专家组成员、北京印刷学院魏志刚教授，中国印协印刷史研究会专家组成员、印刷工业出版社前总编辑庞多益编审，北京印刷学院印刷史研究室施继龙博士，北京印刷学院学报执行主编邱林华女士，持宝人蒋明君和其丈夫谷扬丰先生。会议由笔者主持。武文祥会长致词并作了重要讲话。与会专家仔细观察实物并向蒋明君女士询问相关问题之后，分别讲述了个人见解：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著名考古专家孙机先生首先发言，他明确指出：“尽管此前已有人鉴定此物为汉代印染工具，但这件文物实际上是战国时期的遗物。原因是它的纹饰具有战国特征，且龙纹图案在战国时期还没与皇帝挂钩，使用是很普遍的。战国时期中国的服饰只在领口和衣襟上有装饰，这件器物可能用来在领口和衣襟上印制花纹”。周卫荣博导同意孙机先生的判断，认为：中国在夏代就有“车”，此器物采用“轴”的传动在战国并不新鲜，从制作加工角度也可判断这件器物的年代在战国时期。笔者同王昌燧教授、魏志刚教授、庞多益编审等在印刷与印染之异同及其渊源诸方面发表了相同或相似的看法，认为中国在战国时期采用“凸版印花”已很普遍，但苦无文物遗存，这件印花机具的发现，为战国时期的凸版印花提供了实物证据，意义重大。此前一般将这件器物称作“印染工具”，其实印刷与印染从工艺技术角度讲并无多大的实质性区别。原因是印染由“印”和“染”组成，其中印是印花，染是染色，且印染之中主要是“印”，这与印刷是完全一样的。方晓阳教授和施继龙博士则将7月3日研讨会情况和北京印刷学院下一步将立项研究及先期准备作了介绍。武文祥会长在最后的总结发言中，提出由北京印刷学院与中国印协印刷史研究会合作进行研究，建议尽快制作复制品、尽快制定计划并正式立项研究。
两次会议之后，北京印刷学院决定由印刷史研究室立项，对这件印花机具进行深入研究。首先是对该器物进行实物分析，再在分析基础上制作复制品，用复制品实施模拟试验。实物分析显示：该器物为青铜质，铸造件，铸造后经过细致的打磨加工。此次复制，采用中国传统的范铸技术，选取典型的青铜合金配比，经制模、翻范、铸造等工序制成毛坯，再将毛坯切割、钻孔、打磨，制成加工件，最后组装成与原件一样的复制品。虑及此机具为2200年前战国时物，故模拟试验所用承印物和色料的选择尽量贴近战国时期的历史条件：承印物采用麻布和丝绸，色料则使用现代国画颜料398朱砂、684赭石、400胭脂和593三绿。辅助工具为毛刷和调色盘。⑴ 准备色料、承印物等试验用品，并将色料在调色盘中调匀，承印物则平铺于桌上，四边压紧，以求印刷时不折不皱；⑶ 将印花机具放在承印物上，手握机具向前推进，通过滚动，将滚筒印版上的图纹转印到承印物上；实验证明，判断此器为战国时期圆压平式、用于在领口和衣襟上印制花纹的印花机具，是可信的。
① 印染工具——印染由印刷（印花）和染色两种工艺组成，所用工具统称为“印染工具”，属印染行业之习惯称谓。② 印花工具——此机具系印染工艺中的印花（印刷）工具，用来在织物上印刷花纹图案，名之为“印花工具”是可以的。③ 印刷工具——印染工艺中的印花工艺，实为印刷工艺，系用印刷工艺在织物上印刷图案花纹，从业印刷者称其为“织物印刷”，故在印刷工作者心目中它是“印刷工具”。④ 印花机具——印刷术的发明是一个长期的演变过程，源远而流长。在源远与流长之间有一个节点是“发明”，发明之前的起源为“源”，发明之后的发展与沿革为“流”。其中起源临界发明之时有一个“雏形期”，雏形期的印刷术指的是物质、技术条件已具而工艺技术又不够成熟之时的印刷术。笔者认为：此机具处在印刷术的雏形时期，采用的又是简单的、圆压平式的机械印刷，为区别于发明时期的印刷术，称其为“印花机具”最为适宜。新出土的这件印花机具为长方形上下通透的腔体铸件，腔体前后、左右居中偏下设有方或圆形空洞。其中左右空洞用来安装印版滚筒中轴，前后空洞应为安装拖动装置之用，上下通透之上方则应有一个传墨装置。印刷时，此印花机具由拖动装置拖动机具使印版滚筒向前匀速滚动，将印版上的花纹转印到织物之上。传墨装置则因与印版直接接触，使印墨源源不断地涂布在印版之上。此说听起来似乎是个推论，实则不然。原因是传墨装置和拖动装置对圆压平式印刷机械来说，是绝对不可或缺的。遗憾的是，现存的这件印花机具只是它的主体部分，尚缺其拖动装置和传墨装置，或许此二装置为木质结构因年代久远腐烂无遗之故吧。据此足证此项研究尚未完成，应进一步研究和装配传墨装置和拖动装置，还战国印花机具以本来面目。
战国印花机具出土后，曾经研讨与鉴定多次，学者意见不尽相同，遂有汉朝、战国、战汉之谓。笔者认为应以第三次研讨——即中国印协印刷史研究会组织召开的、有国家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孙机先生参加的、高级别研讨会的鉴定为准。会上，中国国家博物馆孙机研究员以明确、肯定的语气断定此物为战国时期的文物，周卫荣博导支持孙机研究员的判断，在座的其他专家均未提出异议。故笔者认为应以这次高级别研讨会的鉴定意见为准，定其为“战国时期的‘印花机具’”。战国时期的青铜器文物并不鲜见，但这件印花机具对印刷史研究和捍卫印刷术发明权来说，绝无仅有，意义重大！ 期望对它的研究能以继续，以期获得完美的研究成果。
张树栋 :1936年生于河北献县淮镇东刘庄村，大专学历，副编审职称。从业印刷、出版与印刷史研究63年余。著有《中华印刷通史》《中国印钞通史》等图书20余种，在人民日报、新闻出版报、中国印刷、台湾印刷人、香港印艺月刊等多家报刊发表文章200多篇。近作《中华印刷典故》荣获2015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首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及图书、第28届华东地区优秀图书一等奖。现任中国印刷博物馆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国印刷博物馆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国印协印刷史研究会副主任委员、中华书局《中国出版史研究》编委会编委。
赵志忠，笔名赵刚，号国学守望者，男，1973年4月生，河北省献县淮镇人。作品发表于《诗刊》《中华诗词》《中华辞赋》等。中国作家协会《诗刊·子曰诗社》社员，诗词中国·中华诗词网2017年度优秀通讯员，采风网2017年度十大新闻奖获得者，河北省诗词协会会员，河北省采风学会会员，河北省沧州市诗词楹联学会副秘书长，沧州市新联会常务理事，沧州市作家协会会员，《沧州骄子》编委，《诗眼看世界》创始人，采风网沧州站站长，献县知联会理事，献县新联会副会长、秘书长，沧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七次代表大会代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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