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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树栋印刷史研究文选之九
印刷术源自东方
——印刷史研究的新理念、新物证
提要：古代的东方，存在着一个汉字文化圈。在这个文化圈里，大家同用汉字，使得早期的中华文明得以迅速传播、协同发展，并沿着丝绸之路陆续传到西亚、欧洲，进而传往世界各地，对人类进步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印刷与出版事业于此功勋卓著。人们关注印刷出版史研究，重视相关文献、文物的保护与整理，势在必然。近三十余年来，我们对印刷出版史的研究可谓盛况空前，硕果累累。新的研究理念——大印刷史观的应用，战汉时期印花机具、隋木刻加彩佛像和西夏文活字本等众多文物的出土与鉴定，可谓浓墨重彩，笔笔生辉。本文于此略抒管见，借以求教于方家。30余年前，中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开创了一个欣欣向荣、百业俱兴、成果累累，历史上少有的盛世。盛世修史乃中国有史以来的文化传统。就印刷史研究而言，其成果只要者，莫过于随着众多印刷工作者登上印刷史研究这个平台，所导致的、历史观与方法论方面的历史性变革。而这个变革的基点便是“印刷是工艺技术，属科学技术范畴；印刷史是以印刷工艺技术的发展为主线的印刷事业史，属科技史范畴”。在此基础上，一系列新的理念应运而生：1、既然印刷术是工艺技术，属科学技术范畴；既然印刷史是以印刷工艺技术的发展为主线的印刷事业史，属科技史范畴，那么，印刷史的研究就理应“站在印刷立场，从印刷角度出发，以印刷工艺技术的发展为主线，旁及印刷设备、器材、科研、教育等相关领域，全面、系统地进行。2、印刷术是“通过转印材料将印版上的图文转印到承印物上去的工艺技术”。印版、转印材料、承印物，是构成印刷术的三个基本要素。这是印刷术区别于其它复制术的关键因素。3、印刷不同于印书。印书是印刷用于图书印制的产物。把印书之始定作印刷之始，引学界对印刷术发明问题的研究于歧途，致印刷术的发明时间严重滞后，是不可取的。4、世间任何工艺技术、尤其是重大工艺技术的发明，都有一个物质技术条件的、长期的准备过程。印刷术也不例外。5、文字规范、技术准备、物质基础和社会需求，是印刷术发明的前提。物质技术条件成熟之后，印刷术则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必应社会文化需要应运而生。6、作为工艺技术，印刷术的历史分期应以其工艺技术的基本特征划分。这是笔者1993年奉命编纂《中国近代印刷史》时，在广泛征求意见基础上得以解决了的问题。具体方案是：以手工操作为基本特征的印刷术是古代印刷术；以机械操纵为基本特征的印刷术是近代印刷术；以电子控制为基本特征的印刷术是现代印刷术。上列6款，是印刷史回归科技史层面后新出现的、最基础的理念。科学与否，有待在实践中进一步检验。印刷术是个大家庭，雕版印刷、活字印刷、套版印刷等名目繁多的印刷术都是这个大家庭的成员。在这些成员中，雕版印刷是发明最早、应用最久的印刷术。研究印刷史、尤其是研究印刷术起源与发明问题，前提是要给雕版印刷术下一个高度概括的定义。笔者认为，“通过转印材料，将印版上的图文转印到承印物上的工艺技术”这个定义，不仅最为贴切，而且还适用于活字印刷、套版印刷和西方传来的近代印刷。历史上，任何一项工艺技术、尤其是重大工艺技术的发明，都有着从起源、到雏形、到发明与完善的演进过程。原因是作为工艺技术，发明之前的物质技术准备是必不可少的。印刷术作为积累与传承人类知识的工艺技术，既要有文房四宝及刻版刷印工具等物质条件的具备，又要有手工雕刻与转印复制技术的准备过程，复制对象图文和社会文化对这一复制技术的需求也是必不可少的。有鉴于此，笔者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教学中，就提出了：“文字规范、物质基础、技术准备、社会需求，是印刷术发明缺一不可的前提条件”。这里边涉及对最早发明的印刷术—雕版印刷的界定问题。笔者认为：一套完整的雕版印刷工艺技术的出现之日，便是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之时。具体讲，第一次将图文反贴在木板上并将其雕刻成印版，再在印版上刷墨、覆纸、刷试，将印版上的图文转印到纸张之上，便是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以此为界，此前的准备为源，此后的发展为流。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源远流长。印刷术源远流长，源流之间有个界标，就是发明，就是第一次出现的那套完整工艺技术的出现之时。
这第一次完整工艺技术的出现，也就是前文说的源流之间的那个界标，最早见于《后汉书》中的《刊章捕俭》文，对此著名书史专家李致忠先生有着精辟的论述，并认为：“雕版印刷术发明在我国历史上的东汉后期，即2世纪的中叶，是有可能的。（见李致忠著《古代版印通论》第22页倒13行）。李先生的论断有理有据，让人信服。前文提到，印刷术有印版、转印材料和承印物三个基本要素。这三个基本要素在一套完整的雕版印刷工艺技术出现之前，已然存在。具体讲，战国时期流行的凸版印花工艺就具备这三个基本要素。区别仅在于战国时期凸版印花工艺的承印物是织物而不是纸张。而长期以来学界认定的印刷术是以纸为承印物、具有阅读与传播功能的印刷术。为此，笔者将战国以来具有印刷术三要素的凸版印花定义为雏形时期的印刷术。请不要小看这“雏形”二字。试想，假如造纸术早发明300年，战国时期的凸版印花既可印在织物上，也可印在纸张上，有谁能说它不是印刷术呢？近年李英同志有句笔者誉之为至理名言的话“是印刷术和纸张的结合成就了‘人类的文明之母’”。可谓画龙点睛，一语破的，实堪赞许。
2008年，我们发现了一件圆压平式的青铜印刷机具。此机具呈长方框体，框内装一能以灵活转动的滚轮，轮面刻有三组凸起的龙纹图案，经包括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孙机先生在内的几位高级考古专家鉴别，一致认定其为“战国时期的印花工具”。
众所周知，中国采用机械印刷始于近代，源自西方。如今发现的这件战国时期的“印花机具”虽然简陋，但其却是中国早在两千多年前就采用金属（青铜）印版、圆压平印刷方式在织物上印花，实在是难能可贵！此机具于两次学术研讨会之后，北京印刷学院、中国印协印刷史研究会等有关单位将其立项进行模拟试验，正式开展研究，并取得了肯定的、让人振奋的科研成果。1983年在广州南越王墓出土了两块用于织物印花的“印花凸版”。值得注意的是，在同墓出土的印花织物中，有的织物上的花纹与这两块金属印版上的图案完全吻合，说明这些印花织物上的花纹就是用这两块印版印制的。
战国时期圆压平式凸版印花机具和西汉南越王墓金属印花凸版的出土，为中国发明的印刷术早在战国以至秦汉时期已广泛用于以织物为承印物的凸版印花，提供了实物证据。1999年9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北京荣宝斋木版水印专家冯鹏生先生著《中国木版水印概说》，以1983年11月30日美国纽约克里斯蒂拍卖行拍卖的《敦煌隋木刻加彩佛像》（附图4）为据，认定这幅落款为隋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刻印的木版画，是隋朝已有雕版印刷的实物证据。理由是此画“边框、墨栏，线条齐直，蓝地匀净，且下部题字有双钩填墨的迹象”，并得到当代木版水印大师王荣麟、孙树梅先生的认可与支持。可见，冯鹏生先生举证《隋木刻加彩佛像》为中国隋朝已有雕版印刷的实物证据，是可信的。
《敦煌隋木刻加彩佛像》虽为《木版水印概说》中的一大亮点，但毕竟文字过于简练，这给进一步考察与论证留出了一定的空间。笔者多次考察、比对，认为冯先生文中指出的“下部的题字有‘双勾填墨’的迹象”，采用的正是隋唐时期盛行、用来复制书画的“拓书术”。方法是：在一间暗室中，向阳开一小窗，将要复制的字画贴附在窗口上，再覆上一张半透明的薄纸，这样被阳光照射的佛画便纤毫毕露地显现在薄纸上。拓书人用特制的游丝笔沿字画边沿勾画出轮廓线（即“双钩填墨”之“双钩”），再在轮廓线内的相应位置仿照原作填上相应的颜色（即“双钩填墨”之“填墨”）。此法与当今木版水印之“勾描”颇为相似。史载，此法始于晋而盛于隋唐。可想而知，在拓书术盛行的隋唐时期，在狂热的佛教徒把抄写佛经、复制佛像视作功德无量的社会环境下，用拓书术复制佛像便顺理成章、势在必行了。基于上述，笔者试给《敦煌隋木刻加彩佛像》之制作过程，描述如下：隋大业三年（公元607年），虔诚的佛教徒创作了这幅《南无最胜佛像》；为广为传播，僧人们采用当时盛行的拓书术复制这幅佛像，数量大增；用拓书术复制虽快于手绘，但还远远满足不了需求，遂用当时已有的雕版印刷术，将用拓书术勾描出来的线条图，反贴在木板上雕刻成木刻版施墨印刷出线条图；最后，再在印成的线条图上填上相应的颜色，制作出流传至今的这幅《隋木刻加彩佛像》。1974年，考古工作者在西安柴油机械厂基建工地的唐墓中，出土了一件印刷的梵文陀罗尼经咒。陕西省文物鉴定委员会于1996年11月20日组织考古专家，对这件梵文陀罗尼经咒及同墓出土的铜镜、铜臂钏等文物进行鉴定。与会专家根据印本质地、文字和图案的风格特点，以及同墓出土的铜镜、铜臂钏等随葬品均系唐初及隋朝遗物，确认这件梵文陀罗尼经咒为唐初印刷品。这件刻印于唐初的梵文陀罗尼经咒的出土，对印刷术起源、发明与发展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5、现存最早的木活字印本—西夏文《吉祥遍至口和本续》1991年秋，在宁夏贺兰山拜寺沟废墟中，发现一批距今千年之久的西夏文物，其中有一部名为《吉祥遍至口和本续》的西夏文经书，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这部新出土的西夏文佛经，含“本续”、“要文”、“广义文”和“解补”四部分，共九册、220多页。据与其同时、同地出土的西夏崇宗贞观年间（公元1101-1114年）西夏文木牌和仁宗乾佑十一年（公元1180年）发愿文等文献上的纪年判断，这部西夏文佛经为西夏后期遗物。此后，宁夏考古研究所牛达生研究员对其进行了认真、深入的研究，发现这部佛经的版面有不少活字印刷特征。主要是：① 版框四角栏线留有大小不同的空隙；② 版面文字墨色浓淡不均；③ 版面文字有多个歪斜甚至倒置；④ 版心行线有漏排现象；⑤ 页码用字无定规，错排、漏排严重；⑥ 版面行间有隔行竹片痕迹，无字处尤甚。据此，牛达生先生断定其为西夏末期的木活字印本佛经。
鉴于这部西夏文印本佛经是现存世界上最早的木活字印本，意义重大，文化部于1996年11月6日在中国印刷博物馆组织召开了“西夏文《吉祥遍至口和本续》为现存最早的木活字印本鉴定会议”。会议于认真听取牛达生研究员的研究报告之后，经过认真讨论，一致认为牛达生先生报告有理有据，足证这部西夏文《吉祥遍至口和本续》为两宋时期的木活字印本。1987年，甘肃省武威市亥母洞遗址施工中，出土了一批西夏文物，其中有西夏文佛经《维摩诘所说经》计三卷四品54页。武威市博物馆孙寿岭先生考证其为现存世界上最早的泥活字印本，并撰文《西夏泥活字版佛经》和《武威发现国内最早的泥活字版西夏文佛经》，对这部新出土的西夏文《维摩诘所说经》为现存最早的泥活字印本作了深入、详实的研究与论述。
无独有偶，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史专家史金波先生在赴俄罗斯圣彼得堡考察、整理其所藏西夏文文献时，在所藏十余种西夏文活字印本中，也发现有西夏文泥活字印本《维摩诘所说经》，且与甘肃武威亥母洞出土的那部佛经有着相同的形制和特点，说明二者是同一个版本。其具体的排印时间，根据该经卷首经名后有“西夏仁宗皇帝尊号题款，并与同时出土的相关文献相印证，证明这部西夏文泥活字印本《维摩诘所说经》印制于12世纪40年代之后的西夏中期，为现存最早的活字印本，当然也是现存最早的泥活字印本。弥足珍贵。
三十年过去了。上述新理念、新物证，在众多同仁参与、支持下，经受了三十年的检验与洗礼，进入了它的而立之年。数十次印刷史研讨会的召开，数以百计持新理念的印刷史论文的发表，用新理念编纂的《中国印刷史简编》（1984）、《中国印刷近代史》（1995）、《中华印刷通史》（1998）、《中国印钞通史》（2008）和《中华印刷典故》（2014）等印刷史书的出版，标志着中国印刷史研究已然跨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新的物证，也因获得著名考古专家的认定而毋庸置疑。回归科技史层面的中国印刷史研究，犹如旭日东升，前景广阔。（按：此文系笔者出席在北京大学召开的印刷史学术研讨会上提交并宣讲的学术论文，作者张树栋为中国印刷技术协会印刷史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张树栋 :1936年生于河北献县淮镇东刘庄村，大专学历，副编审职称。从业印刷、出版与印刷史研究63年余。著有《中华印刷通史》《中国印钞通史》等图书20余种，在人民日报、新闻出版报、中国印刷、台湾印刷人、香港印艺月刊等多家报刊发表文章200多篇。近作《中华印刷典故》荣获2015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首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及图书、第28届华东地区优秀图书一等奖。现任中国印刷博物馆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国印刷博物馆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国印协印刷史研究会副主任委员、中华书局《中国出版史研究》编委会编委。
赵志忠，笔名赵刚，号国学守望者，男，1973年4月生，河北省献县淮镇人。作品发表于《诗刊》《中华诗词》《中华辞赋》等。中国作家协会《诗刊·子曰诗社》社员，诗词中国·中华诗词网2017年度优秀通讯员，采风网2017年度十大新闻奖获得者，河北省诗词协会会员，河北省采风学会会员，河北省沧州市诗词楹联学会副秘书长，沧州市新联会常务理事，沧州市作家协会会员，《沧州骄子》编委，《诗眼看世界》创始人，采风网沧州站站长，献县知联会理事，献县新联会副会长、秘书长，沧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七次代表大会代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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