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觅史记】谈迁《国榷》：六易其稿，两起炉灶（上）
谈迁的祖上是河南汴梁人，北宋末年迁徙到浙江临安，南宋末年转迁到盐官枣林村。谈迁的父亲谈于庭早年四处求学，明万历二年取得杭州府学诸生资格，后几次乡试不第，于是放弃科举之路。
谈迁生于明万历二十二年，他字孺木，号观若，15岁时考取秀才，因科举不第，为了生计，他为他人做记室，也就是文案工作。顺治十四年，谈迁病逝于陕西汾阳，享年64岁。
谈迁最重要的著作乃是《国榷》，该书在史学界颇具名气，本书的内容实为私修明史。谈迁为什么要撰写这样一部大书？谈迁在《国榷》的《义例》中自称在天启元年：“读陈建《通纪》，陋之，私自笔录，渐采渐广，且六易稿，汇至百卷。”
谈迁撰《北游录》九卷 邓之诚五石斋钞本，邓之诚题记
天启元年，谈迁读到了陈建所撰的《皇明通纪》，他认为此书写得不好，由此而萌生了独自写一部的明史的想法，于是他开始陆续地搜集史料，之后经过六次大的修改，终成此百卷之书。黄宗羲在《谈孺木墓表》中则称：“初为诸生，不屑场屋之僻固狭陋，而好观古今之治乱。其尤所注心者，在明朝之典故。”
看来谈迁对科举考试原本就没多大兴趣，他特别喜欢读关于历史更迭的书，尤其醉心于明朝的典故，可能是因为这个偏好，使得他对明代史料颇为熟悉，以至于当他读到陈建的《皇明通纪》时，方能意识到该书的缺失，才有了他要重新撰写一部的想法。
编纂史书需要大量的原始史料，谈迁出身寒微，他家中当然没有这些书，对于阅读史料的困难，他在《上太仆曹秋壑书》中写道：“迁本寒素，不支伏腊，购书则夺于饘粥，贷书则轻于韦布，又下邑褊陋，薄视缃芸，问其邺架，卒资帖括。于是问一遗编，卑词仰恳，或更鼎致，靳允不一，常形梦寐。”
谈迁撰《北游录》九卷 邓之诚五石斋钞本，卷首
当时的《明实录》原件藏在皇宫内，谈迁无由得见，但是明朝有些重视史料的高官抄录过《明实录》，谈迁很想看到这些钞本。可能是这个原因，使他想办法得以结识了南京户部尚书张慎言，两人相见后谈得很投机，谈迁在崇祯十五年元旦时写道：“余始谒先生，命与伯坦同研，谆谆提命。夕漏下，先生入寝，余辈仍畅论。于今昔之致，未尝不娓娓言之也。”
两人探讨问题常到后半夜，为此，张慎言请谈迁做了自己的记室，想来正是这个阶段，谈迁读到了《明实录》钞本。崇祯十七年三月，张慎言任满到期，将前往北京，他离开前把谈迁推荐给了新任南京户部尚书高弘图。当张慎言还未离开南京时，崇祯帝殉国。崇祯十七年五月，弘光朝在南京建立，高弘国入阁，张慎言为吏部尚书。谈迁却因此与这两位高官有了交往，于是他继续搜集史料，将《国榷》一书的下限写到了南明弘光朝。
关于两位高官给他提供史料之事，朱彝尊在《南京太常寺志跋》中称：“曩海宁谈孺木馆于胶州高阁老弘图邸舍，阁老导之借故册府书纵观，因成《国榷》一部，掇其遗为《枣林杂俎》。”
谈迁撰《北游录》九卷 邓之诚五石斋钞本，朱之锡序言
按照朱彝尊的说法，高弘图给谈迁看了不少原始史料，谈迁正是根据这些史料撰写成了《国榷》一书。这只能说《国榷》一书的初稿是参考了高弘图的家藏史料，但《国榷》一书的第一稿已经失传了，谈迁后来所作该书稿又以大量的其他史料为依据，同时加上了口述历史的内容。
谈迁到处借书，除了《明实录》外，他还参阅了明人著述百种以上，终于完成了《国榷》一书的初稿。但遗憾的是，谈迁下了这么大的心血编纂出的《国榷》稿却被小偷偷走了，《义例》中载有此事：“’盗胠其箧，拊膺流涕曰：'噫！吾力殚矣!’居恒借人书缀辑，又二十余年，虽尽失之，未敢废也。遂走百里之外，遍考群籍，归本于《实录》。其《实录》，归安唐氏为善本，檇李沈氏、武塘钱氏稍略焉。冰毫汗茧，又若干岁，始竟前志。田夫守株，愚人刻舟，予病类之矣。”
顺治四年八月，有个贼光临谈迁家，将此书稿捆载而去，该稿的丢失令谈迁痛哭不已，他说自己二十多年的精力都用在了撰写此书上，没想到一夜之间化为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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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贼到谈迁家为何只偷这部书稿，黄宗羲在《谈孺木墓表》中的说法是：“当是时，人士身经丧乱，多欲追叙缘因以显来世，而见闻窄狭，无所凭借，闻君之有是书也，思欲窃之，以为已有。君家徒四壁立，不见可欲者，夜有盗入其室，尽发藏稿以去。”
黄宗羲说明末时期社会动荡，这让很多读书人有了著史成名的想法，但遗憾的是很少人能接触到真正的原始史料，他们听闻到谈迁所撰《国榷》一书乃是参考了《明实录》等许多原始文献，于是就产生了偷得此稿据为己有的想法。
看来那个小偷很可能是一位著述欲很强的人派来的一个小偷，此人进入谈迁家后，看到谈家还是想一并偷其他的东西，但谈迁家里穷的什么都没有，他只好偷走了这部大书稿。但是此稿被偷走后，也未见署他人之名而出版，这部稿件最终去了哪里，就不得而知了。谈迁在《原盗》中称：“村盗方炽，入我室不掠，八月初掠焉。噫，始而谅，继而婪矣。其谅我以原宪黔娄也，其婪我以分荣割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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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又称在顺治四年五月，有强盗到谈迁家抢劫，但没有抢走那部书稿，八月又来其家抢，这次抢走了书稿。按照谈迁的说法，书稿是被抢而不是被偷，谈迁说被抢的原因乃是为了“分荣割肥”，言外之意抢书稿之人是想得到荣誉，也就是欲将《国榷》一稿换名为自己，然而之后却并没有见到相类似的一部书。
谈迁痛苦了一段时间，他决定另起炉灶，重新撰写此书，《墓表》中称：“君喟然曰：'吾手尚在，宁遂已乎？’从嘉善钱相国借书复成之。”谈迁的毅力超人，书稿丢失时他已54岁，但他却说自己的双手还在，不能就这么罢了，于是他开始到处借《明实录》等参考资料，又下了几年的功夫，终于又写完了《国榷》一书。
书稿再次完成后，谈迁为了使该稿更为充实，他想入京去了解更多的实情和看到更多的史料。顺治十年，义乌朱之锡任弘文院编修，服阙期满后将返京，朱之锡聘谈迁做记室，谈迁借此机带着自己的书稿来到了北京。他在北京居住了不到三年的时间，在此其间，阅读了《流寇辑略》《幸存录》《四朝人物传》等大量明人著述，为了充实崇祯朝的史料，他还阅读和抄录了很多邸报。同时谈迁还见到了一些熟悉明朝掌故的耆旧，记录下不少口述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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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谈迁又返回家乡，他将在北京的这段经历写成了《北游录》一书。他在此书的《纪闻上》自序中说：“自北上，以褐贱，所闻寥寥也，而不敢自废。辄耳属一二，辇上贵人，其说翔藐尘堨之外，迂朽毋得望。至渊儒魁士，未始多值，间值之，而余颛蒙自怯，嗫嚅久之。”
可见，谈迁为了搜集史料下了多么大的辛苦，然其所写《北游录》也因无力刊刻，始终以钞本形式流传。后来汪北平根据邓之诚钞本和北京图书馆藏钞本进行点校，1958年由中华书局印行，而芷兰斋所藏正是那部邓之诚钞本。
从朱之锡为《北游录》所写的序言中看，谈迁为了搜集明代史料，他在北京周围的山上到处寻找与之有关的历史遗迹以及碑版等，为此常常迷路，但他依然乐此不疲：“盐官谈孺木，年始杖矣，同诣长安，每登涉蹑屏，访遗迹，重趼累茧，时迷径，取道于牧竖村佣，乐此不疲，旁睨者窃哂之，不顾也。及坐穷村，日对一编，掌大薄蹄，手尝不辍。或覆故纸背，涂鸦萦蚓，至不可辨。或途听壁窥，轶事绪闻，残楮圮碣，就耳目所及，无遗者。其勤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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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之锡说谈迁在做田野调查时随身带着纸笔，一路上记载各种见闻，为了省纸，谈迁甚至把纸背都写满了字。
顺治十一年八月，谈迁前去拜谒崇祯的陵墓，他与守陵的宦官许氏交谈，从那里了解到甲申之变时宫中的详情。谈迁将搜集来的史料一一补入稿中，等他完成了史料补充工作后，在顺治十三年返回家乡海宁。转年夏天，他又受山西平阳府推官沈贞亨之聘，前往平阳做记室。他在平阳期间每天校12页《国榷》，但此后不久就得病去世了。顺治十五年，钱朝玮回海宁时，将谈迁的遗骨迁回了海宁，想来《国榷》手稿也一并带回。张次仲在《于野记录》中说：“所著《史论》《国史榷》《枣林集》《北游录》《西游录》《枣林杂俎》《枣林外索》、《海昌外志》数百卷，藏于家。”
由此可知，《国榷》《北游录》等手稿又回到了谈迁家，但谈家人无力刊刻，一直以手稿形式保存，为此出现了一些钞本，三百年后，经过张宗祥的整理，《国榷》一书方得以正式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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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该稿的情况，张为儒在《晚明文录》中载：“余尝见其书。约计二万余页。涂改增注。每番必有数处。或行间偪塞。则更粘一纸于简端以补之。盖覆记后重定本也。间有论断。长者十余行。短者二三行。今其书归于大姓，闻令家奴装潢，尽去其所粘之纸。先生地下有知，必当痛哭耳。”
张文儒见过该书的原稿，原来该稿有这么大的篇幅在，并且里面有谈迁大量的校改痕迹，因为校改之处甚多。但后来这部手稿被有钱人买去，此人不懂书，他让家中仆人重装该书，但仆人却把稿中的浮签都去掉了，这使得书稿不再完整。张为儒说如果谈迁地下有知，他知道后必然痛哭不已。这部手稿后来不知所踪，张宗祥是根据钞本点校而成，想来他所据的钞本不太可能有浮签上的内容，所以今日所见到的谈迁一书，已经不是原稿的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