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诗歌是仿出来的
听雪女子
这两年，在思考一个问题：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文化走向。中国是诗的国度，诗歌撑起过中国文化的半壁江山。世界上最早的现实主义诗篇诞生在这里；诗词的黄金时代诞生在这里；李白、杜甫、苏轼、白居易等一批放眼世界都光彩夺目的诗人也诞生在这里——所以，这个问题，非常有趣。当然，我之思考，非专家那样做研究、搞鉴赏，而是从总体上看、于大处而言。说到底，我要从自身文化感受上来考量。我想到几个问题：诗经是唱出来的；唐诗是喊出来的；宋词（诗）是想出来的。对明清诗歌（元代短命，略过），我也有个想法——唉！一直难以启齿，怕惹祸，挨砖头。我们中国人有一个陋xi，就是俗谣所说的“上天言好话”。如果实事求是说真话，常常引人误解，甚至，甚至……基于此，本来应该顺延写的文章，不得不颠倒着写：先写看着痛快的（《唐诗是喊出来的》见2月26日本博），然后次之（《《诗经》是唱出来的》见5月28日本博），再次之（《宋词（诗）是想出来的》见6月4日本博）。明清诗歌还要不要写？犹豫了。罢手吧，如鲠在喉。常言道“酒壮怂人胆”。冲着博友们对前几篇的一再鼓励，斗胆亮剑，一吐为快。
明清的诗歌，我认为是仿出来的。诸位不要惊讶，我没有全盘否定明清诗歌的意思。为此，先释“仿”。
“仿”，即效法、模仿。话说“仿”也有三维：一曰“死仿”。“死仿”即泥仿，就是照葫芦画瓢，不折不扣；二曰“意仿”。不求形似，但求神同，有自己的创造，用今天的话说，叫“高仿”；三曰“瞎仿”。依样做，还做不像，乱仿，滥仿。
明清诗歌，三种仿都有。至于谁是“死仿”，谁是“高仿”，谁是“瞎仿”，即把个体与三种“仿”对号入座——恕我直言，不应这么看问题。我的意思是，应该从总体上把握：明清诗歌终究未逃脱唐风宋韵。
不是明清的文人不想超越。每一个朝代，文人都使命在肩。他们也很想冲出藩篱，辟出新路，在诗歌的典籍上，烙上自己的印子，盖上自己的戳子，留下自己的名字。怎奈，先有唐诗这座山，那是一个珠穆朗玛峰；后有宋词这座山，那又是一个珠穆朗玛峰，两座珠穆朗玛峰，似乎把中国文人在“诗”这种文学样式上的仙气、灵气都拔光了，任怎么努力，都挣脱不了那两个窠臼；再如何挣扎，还是在唐风宋韵的屋檐下徘徊。
何以见得？
任何事，终极判官都是百姓。评论家即“雅赏”是一个方面，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但是，若过不了老百姓即“俗赏”这一关，那诗，也好不到哪儿去。这是被历史经验证明了的。套用一句话说，人民是推动文学发展的真正动力。
说起唐诗宋词，但凡初识汉文者，都能说出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李清照、陆游等等一大串诗人的名字，能背出他们广为传颂的名句，有的会背整首、或不止一首。那些经典的诗歌，或已成为一种意识，流入血液，武装头脑，变成一种思维模式。思念故乡时，涌上心头的是“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豪情万丈时，马上吟唱“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买不起房子，望房兴叹，则想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思念恋人，一遍一遍念叨“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就是谈个恋爱，被美眉拒绝，也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自我解嘲……
为什么会这样？一句话，这些经典，早已渗入骨髓，变成身体的一部分。换言之，凡是在民间流传，被老百姓认可的诗，不让说好都不行。
反观明清诗歌——明代和清代，各领风骚276年——可不短哦！可屏幕前的诸君，能想起明清两代的诗人有谁？其代表作又是什么？诗人，自然是有的。比如明代，就有高启、陈子龙、刘基、李东阳、袁宏道等等著名诗人，也是一大串。这其中，名气最大的是高启；入了王国维法眼的是陈子龙。但是，对不起，这两位最著名的诗人，其作品，如果不检索，反正我说不上来，也可能是我孤陋寡闻，远远不如对唐宋诗（词）人的熟悉程度。也不是一个没有，于谦的《石灰吟》就未远离过，那两句“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当年作为格言警句，抄录在小本子上，为的是作文时引用，被老师画红圈圈。
清代，就更瘆得慌。好诗没见几首，幺蛾子倒是不少。最大的幺蛾子，非乾隆莫属。乾隆自称文功武略天下无双，自诩“十全老人”。他搞了个“三希堂”，把历朝历代的名字、名画淘换来，一有空就把玩、揣摩。他还喜欢写诗，据说写了5万多首——一说，1万多首；一说他的诗是御用文人代写的。总之，就数量来看，是中国之最、世界之最——且问，有几首诗，被老百姓记住了？在社会上流传了？这不得不让人想到那个“仿”字，且不属于高仿。
再一个，我不敢说那是幺蛾子，怕被拍砖——他就是最近几年，忽然之间飚红的纳兰性德。不错，纳兰也是入了王国维法眼的，而且对他的评价很不低。我以为，老夫子之所以这么青睐于他，有其自己的原因。王国维特别痛恨诗词的“隔”，“隔”即“隔岸观火，雾里看花”，具体说，就是艺术形象描绘，不鲜明，不生动。他认为文章之妙在于“有意境”，他崇尚言情真切，写景鲜明，文辞自然。单就这一点来看，毫无疑问，“纳词”做到了。但是，老夫子怕是忘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家国情怀，或融天地于一体思考的“大情”诗作，才最被广泛共鸣。“纳词”，囿于自我小情绪而出不来，显然少了这样的大格局——这还不是其最被诟病的。“纳词”有意淫成分，这在李白们那些顶尖的诗词里，是绝对没有的。至于，“纳词”为什么火，个中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当为另话。
这不就说，清代无诗人。恰恰相反，诗人众多，流派纷呈，顾炎武、黄宗羲、吴伟业、沈德潜、郑板桥、龚自珍等等，是诗人队伍中的优秀代表。实事求是讲，较之前朝（元、明），清诗有了长足的发展，足以下启近代，但，总体还是未逃出唐风宋韵的手掌心。比如，顾炎武宗法杜甫；吴伟业，七言歌行本乎四杰（初唐四杰），叙述类本乎香山（白居易）。
伟大诗人的出现，非一己之力而为，靠伟大时代造就。唐诗宋词可以问鼎诗歌之巅，是唐代、宋代两个伟大时代成就的。朱元璋夺取政权后，吸取前朝的教训，在文化思想上，进行了严 ku的控制。“程朱理学”盛行；科举考试一改唐宋的以“诗赋策论”取士，而为以“八股文”取士，从形式、到字数，都做了严格的规定。除此之外，“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zui 该抄 sha”。高启就因辞官而被腰zhan，大批文人被kan头的kan头、chao家的chao 家，文人们无不谨小慎微。到了清代，满汉文化融合缓慢，而文字 yu，较前朝，有过之无不及。如此yin 威之下，能出纵情旷达，敢于直抒胸臆的李白、杜甫们，鬼才信——明清时代大社会，根本出不了唐风宋韵。
讲究“言情真切”的诗歌，衰落了。但随着zheng 治、经济、哲学思潮的发展和变化，戏曲、小说这些崭新的文体，渐次兴起。这意味着，中国文学从以士大夫为主体的古典的雅文学，向以平民为主体的近代的俗文学的转变——这也是一个伟大的转变！尤其是小说，明代接过了“唐传奇”的接力棒，进一步完善，故事情节更加曲折，人物形象塑造更加丰满，表现的内容，由神话、鬼怪、历史而为现实、世俗。及至清代，随着《红楼梦》的横空出世，中国俗文学终于达到了又一个巅峰。
《红楼梦》是划破青天的一柄长剑。它似同于王羲之的《兰亭序》。
2021年6月20日写于听雪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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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友友精彩点评！
金华:读才女《明清诗歌是仿出来的》，十分赞叹才女对中国文学史的极深研几，但似乎觉得才女还是有所顾忌的，担心的是“怕惹祸，挨砖头”。是的，说真话，常常会引人误解。其实，我以为，大可不必。为挺才女，我重新翻阅读过的中国文学史，查出相关资料，可作才女新作之佐证。
有明一代，煌煌三百年，清初朱彝尊的《明诗综》收录诗家三千四百余人，清末民初陈田的《明诗纪事》所录诗家已近四千，远逾《全唐诗》的二千三百余家，工程浩大的《全明诗》至今仍未告罄，明诗的数量恐怕也不是一个小数目。华夏素有诗国之称，诗歌是传统文学中无可争议的正宗领袖，逐夷复夏的明王朝，理应在诗歌的天地中显示出它的力量，最起码也应该在文学史中占有一席之地，但事实却非如此。鲁迅先生言:“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可不必动手”。钱钟书先生亦称:“有唐诗做榜样是宋人的不幸。” 其实，唐诗何止是宋人的不幸，更是元、明、清诗的不幸，而不幸的宋诗又成为元、明、清诗的不幸。闻一多先生说:“诗的发展到北宋实际也就完了，南宋的诗已经是强弩之末……我们只觉得明清两代关于诗的那许多运动和争论，无非重新证实一遍挣扎的徒劳与无益而已。”中国古典诗歌成于唐，备于宋，结于清，元、明两代身处完备与总结间的过渡阶段，欲创新而不能，思集成而不足，实是尴尬。故而，在中国诗史中，元明两代之诗是最缺乏独立品格的，经常扮演着各代诗歌的陪衬和比较角色。钱钟书先生在给宋诗定位时，便曾将它们拿来作陪，“整个说来，宋诗的成就在元诗、明诗之上，也超过了清诗。我们可以夸奖这个成就，但是无须夸张、夸大它。” 在“夸奖”而不“夸张、夸大”的冷静中，通过一个举重若轻的“也”字，钱先生厘定了宋，清，元，明的诗史座次，而这一公允的慧眼识度亦裁定了明诗（包括元诗）在中国文学史中的地位。
-华章-：这是一篇以独特的视角从宏观上审视中国文化史的文化散文。纵横千年又能提纲挈领，精准点评，没点文化积淀，没点大思考，是做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