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an Ricart-Huguet：比较政治精英研究的历史转向 | 政观编译
文献来源：Joan Ricart-Huguet, “The Historical Turn in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Political Elites,"Newsletter of the Organized Section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29(2), Fall 2019, pp.86-93.
作者简介：Joan Ricart-Huguet, 马里兰大学政治学系助理教授。
在任何复杂社会中，政治精英都是政治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自从新石器革命（公元前一万年）以来，政治阶级已经成为有着大规模人口和专业化劳动分工的农业社会的特征(Boix & Rosenbluth)。劳动分工延伸到政治领域，在这里我们可以把社会上的人分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政治精英和大众。尽管几十年来，对政治精英的研究始终是比较政治学的核心内容，但这类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后有所减少。本文检视了政治精英研究在量化比较政治学研究中的复兴，特别讨论了那正处于上升趋势的一小部分研究，这些研究通过关注重要的历史事件来探究政治精英的起源和他们行动的影响。
早期政治精英研究的一些观点
政治学中对政治精英的研究一直享有令人印象深刻的研究系谱。政治精英的重要性在莫斯卡（Gaetano Mosca）、帕累托（ Wilfredo Pareto）和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笔下得以彰显，这是三位活跃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代政治学形成阶段——的经典精英理论家。1936年，拉斯韦尔（Harold Laswell)——其将政治学界定为：“谁在何时、以何种方式得到什么的研究”——将政治学研究等同于政治精英研究(Rustow 1966, 692)。
诸如莫斯卡、帕累托和米歇尔斯这样的早期学者倾向于将政治精英视为统治着大众的统一的群体。尽管后来有学者发现政治精英内部也经常不一致且碎片化（例如：Dahl 1961; Quandt 1969)。然而其他使用政治精英概念的学者(Camp 2002; Mils 1956)会强调政治、经济和军事精英是既有区别又相互交织的。不论怎样，他们都同意对政治精英的最小化界定：在社会中，一位政治精英在公共事务上拥有比普通人大得多的影响力。
除了莫斯卡、帕累托和米歇尔斯之外，在50-70年代的比较政治精英研究产生了多种新观点。许多学者收集了关于精英的社会背景数据。这类学者的一个重要发现是，不论在西方国家还是在非西方国家，政治精英都产生于优势的社会经济背景（Putnam 1976,194)。例如Quandt(1969, 19)收集了后殖民时期阿尔及利亚内阁部长和高级公务员的相关数据。尽管他们都来自于相似优势的社会背景，但他发现部长有着更高的政治权力，高级公务员享有更高的社会地位。关于阿尔及利亚案例的大量知识让Quandt得出了民众和政治精英间的不协调导致了独立后政治动荡的结论。这一观点在许多其他后殖民社会依然成立。与这一时事通讯问题最相关的是(Most pertinent to this Newsletter issue)，一些学者提出了雄心勃勃的历史问题（Putnam 1976，第7章），即使他们在数字时代之前很难回答，例如：工业革命如何改变英国和其他地方精英的构成？后工业社会的出现是否导致了管理和技术精英的优势地位？
一些21世纪的比较研究者似乎边缘化或遗忘了20世纪中期的这波研究浪潮，其中包括一些近来综述了关于政治精英和领导人研究的顶级学者（Ahlquist & Levi 2011; Gerring et al. 2019)。至少有两个原因导致了这种边缘化现象。第一，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大部分关于精英的文献都是描述性的。一般的基于社会背景路径的精英研究收集了精英社会背景生平信息的量化数据，并希望由此来推断它们的行为。然而，正如Searing(1969, 474)指出的那样，这一路径很少把背景变量与更宏大的历史、政治转型相联系，也没有将之与数据化的精英态度、行为和政策相联系。
第二，从历史制度主义角度出发的研究者，他们对政治制度和舆论的研究从1980年代以来就主导了比较政治学。许多关注制度和舆论的学者接受了理性选择理论：从唐斯（Downs)的中位选民理论到精英决策的形式理论(formal theory)，真正重要的投入因素是游戏规则（即制度）和选民偏好（即舆论）。此外，随着大规模社会调查的执行和分析变得越来越容易，舆论也变得更容易去研究。对规则和结构的研究已经胜过了对行动者的研究，在那些对行动者的研究中，对于普通公民的研究已经胜过了对精英的研究。毫无疑问，尤其是在民主制度下，舆论很重要， 且制度是理解“谁得到了什么”这一问题的基础。然而，关键在于对于制度和舆论的一系列工作已经遮蔽了80年代之前和之后对于政治精英的研究。
对精英偏好的研究长久以来脱离中心舞台，至少处于美国政治的下属领域之外，这是一件很不幸的事，因为精英的主张往往比普通民众的意见更重要（认为在直接民主制度下，统治精英不过是民众意愿严格执行者的观点是错的，而且现实世界里也不存在直接民主的政体）。此外，在不那么民主、制度也更加脆弱的政体中，精英甚至拥有更高的能动性，因为他们能够扭曲制度。这与我们从谁受益于分配政治的大量研究中所学到的观点一致。
具体而言，大量关于分配政治的研究都表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精英总是通过恩庇、侍从主义或其他方式不成比例地支持自己家乡或自己的族群(Golden and Min 2013; Hodler and Raschky 2014; Kramon and Posner 2013) 。那么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已经学到了很多关于精英行为对福利、公共物品提供等重要问题上的作用。然而，对于分配政治的研究通常更加关注侍从主义、族群政治、大众政治行为和制度，而不是政治精英本身。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不清楚这些研究究竟告诉了我们关于政治精英的什么，因为分配政治和地方主义可能是精英行动者、制度安排、大众偏好或这些因素混合的结果。
对政治精英兴趣的复归
大概是对大部分文献都关注了制度和舆论的反应，自从2000年后，对于政治精英的直接研究（虽然从来没有完全缺失过）在比较政治和政治经济学领域已经开始重新出现，近几年尤其如此(例如：Ansell & Samuels 2014; Besley & Reynal-Querol 2011; Camp 2010; Humphreys, Masters, and Sandbu 2006; Jones & Olken 2005; Rainer & Trebbi 2012; Reuter & Szakonyi 2019; Searing, Jacoby, and Tyner 2019; Truex 2014)。人们对政治精英研究兴趣的复归也许还有其他原因。一个就是，正如拉斯韦尔(Laswell)所说的那样，在缺乏对政治精英直接研究的情况下，我们不能准确的理解政治代表和政治过程。另一个原因就是，学术研究的热门领域经常来来去去。
一些对于精英的最新研究提升了上文所探讨的20世纪以来的精英研究。Carnes和Lupu(2015)回顾了教育是否能造就更好的政治领导人这一重要问题。他们使用跨国和美国国会的数据说明，与早期研究的发现相反，有大学学位的政治家并不会治理一个更加繁荣的国家，并不会是一个更高产的立法者，并不会在民调中有更好表现，而且也不会更清廉(Carnes & Lupu 2015, 36)。Dal Bo 等人(2017)通过将瑞典政治家精细的行政数据与同样详细且直到最近还无法获得的瑞典人口数据相结合，极大改进了上述精英研究中的社会背景研究路径。他们认为瑞典政治精英形成了包容性的精英管理体制(meritocracy)，因为尽管政治家本人有着高收入，他们父母的社会阶级和收入大概是全国平均水平(Dal Bo et al. 2017, 1881)。
比较政治精英研究的历史转向
对政治精英兴趣复归的一个重要方面涉及到一些初露头角的学者在比较政治和历史交叉点的研究（例如：Abramson & Velasco Rivera 2016; Cirone & Van Coppenolle 2019; Dube & Harish 2017; Guardado 2018; Nathan 2019; Wilkinson 2015)。这一工作反映了在比较政治和历史政治经济学中对于“微观历史研究”日益增长的兴趣。相比于宏观历史分析（例如：Moore 1968)，围观历史研究将分析的基本单位下沉到次国家层面甚至个人层面。这让学者们能够去检验政治和经济因素对政治家决策的交互影响，并在更宏观的历史解释中分解出背后的多重机制（Mares 2015, 233-35)。
在本文的剩余部分，我将重点阐述我的研究以及其他三名学者的研究，他们的工作也在比较政治学、历史政治经济学和精英研究的交叉空间中展开。我们的目标是向所有的比较学家，特别是那些不了解这一领域的人介绍这一日益增长的研究领域及其发现。为了在更多情境下呈现研究路径和研究发现，我选择了四篇文章，涵盖了不同的时期（从18世纪到21世纪）和地区（非洲、欧洲、中东和拉丁美洲）。
实际上，这四篇文章提出了不同的问题，但都是利用历史变迁来理解深刻的社会经济变化如何影响政治代表、政治精英的来源以及他们的行为和政策。然而，他们并没有仅仅把历史当作一种工具，而是尝试提出对历史更好的解释。这些政治学者相信理解历史本身就是有趣的，对精英的研究是理解一个国家或地区政治史重要渠道——我也是其中的一员。
在方法论层面上，这四篇文章都试图创造性地结合政治学量化研究的新工具，以及包括详尽的精英生平数据、历史与档案在内的丰富研究成果。这要求学者既有语言能力（在这四篇文章里涉及阿拉伯语、英语、法语、西语），又要有统计分析能力（例如：对观察研究的因果推断技术、将文本转化为数据的技术），这结合了人文能力与科学技术。
殖民投资、精英形成以及东部和西部非洲的区域不平等
（1990s-2010s）
我自己的研究(Ricart-Huguet 2019)受上文所提到的精英格外支持自己家乡区域这一现象的驱动。不公平的公共物品提供与侍从主义是尤其成问题的，因为这些行为破坏了系统性的政策。然而，如果权力以与人口大致成比例的方式分布在各个地区，人们可以说，每个地区都得到了“公平的份额”。在立法机关中，权力的分配方式与拥有代表权的人口分布成比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内阁中也是这样。而内阁恰恰是非民主和半民主国家中政治权力的中心。
我考察了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16个前英法殖民地中权力分配的不平等程度，这些殖民地有着相似的被殖民经历，并几乎都在20世纪60年代取得独立。为此，我收集了16个国家独立后大概5000名部长的生平数据（1960-2010），由此来观察某些地区是否被过度代表了，而一些地区是否代表性不足。我发现在诸如尼日尔和坦桑尼亚这样的国家中，地区间政治不平等的现象很明显，许多部长的籍贯都局限于几个区域。在贝宁和乌干达情况则有所不同，部长的籍贯很多元。然而，在所有16个国家中，一些地区在50年间一直被系统性地过度代表，而另一些地区相对其人口规模而言则明显代表不足。为什么会这样？
现有的研究关注于重要但短期的策略考量。一些研究发现，领导人往往选择和自己族群和籍贯相同的人做部长（地区偏好），然而也有研究认为，领导人会可以用部长来源的多样性来减少政府内部的冲突（地区平衡）。我的研究则提供了基于长期发展的替代性解释。我结合了部长的生平数据与最初的殖民记录和地图表明了，独立后内阁中部长的地区来源是由殖民时期的初等教育情况决定的，而不是其他诸如投资、经济发展或前殖民时代部族特征等因素。来自初等教育发展情况更好区域的人更被殖民政府和殖民议会所偏好，因为这些行政机构需要识字的人。这一遴选标准无意中对地区政治不平衡造成了长期影响：正如在学校所学的语文和算术知识可以在政府和立法机关中发挥作用一样，他们在这两个殖民地机构中获得的技能和地位为独立后建立政治优势提供了方便。
我的研究发现，殖民时代教育的重要影响延伸至后殖民时代的数十年，从20世纪60年代到21世纪。后殖民时代的非洲始终存在着政治动荡和暴力冲突，殖民时代的不平等也保留了下来。这种保留的一种原因是政治精英通常会再生产来自殖民时代地区政治不平等而不是去削弱它。实际上，只要政治精英继续来自殖民时期已经领先的地区，他们就特别有能力维持殖民时期造成的教育和经济不平等。
中东殖民时期的土改，政治精英和再分配冲突
Hartnett(2019)的研究关注了两个前英国殖民地：伊拉克和约旦。这两国都曾是联合国托管地，后来被两位哈希姆兄弟所统治。然而，英国人在这两个相邻的殖民地为了土地制度现代化和土地产权所执行的土改却有很大差别。在约旦，土地改革为各个社会阶层（农民、酋长和商人）提供了有国家背书的产权。在伊拉克情况则恰恰相反，土地改革主要让酋长受益，他们获得了更多的土地。伊拉克的土改正式化了经济不平等并且为土地精英提供了政治优势，这一影响持续到了独立之后。
Hartnett收集了这两个国家1920年到1967年间所任命到部长的数据，说明了不同的土地改革类型对内阁人员构成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独立之后，约旦的内阁是包容性多元的，对不同社会阶级都有代表性。伊拉克则正相反，内阁的人员构成了反映了拥有土地的精英和部族土地所有者之间的权力分享。与英国在非洲的殖民地不同，伊拉克受教育的城市阶层在一开始就被排除在权力中心之外。对一些社会群体的排斥，尤其是对受教育城市阶层的排斥，导致后殖民时代的伊拉克出现了比约旦更多的再分配冲突。
智利和阿根廷的经济精英和公共物品提供（1850s-1960s）
Paniagua（2019）对智利政治和经济精英（1849-1907）的研究同样关注了土地不平等的政治影响，但是她的角度与Harnett有所不同。在1854年一项规范股份公司和投资多元化的公司法获得批准后，当地的土地精英们意识到财产被掠夺的高风险，他们战略性地分散了自己的投资组合（金融、制造业）。当时多样化投资的经济精英成员更可能是全国性而非地方性的政治家，这让他们推行“国家干预”政策，支持更广泛的发展，而不仅仅局限于农村的利益。拥有多样化投资的经济精英的地区往往也有更高的公共物品供给水平（以识字率衡量），由此将精英行为与政策结果相联结。
在Hartnett的研究中，伊拉克的经济精英的利益很局限，因为他们的财产主要集中在土地这一个产业里。Paniagua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只要土地经营资产多元化程度足够高，那么土地精英就能够和广泛、发展型公共物品的提供能够共存。
英国的工业革命和政治代表（1700s-1880s）
在本文提到及的最后一篇文章里，Fresh(2018)通过考察现代历史中最重要的经济结构转型——工业革命，重新审视了现代化是否有助于更大程度上的政治精英更替这一核心问题。她收集了1708年-1884年英国议会成员生平的数据和其他一些数据，她的研究发现工业革命强化了政治竞争，削弱了政治王朝的持续力，并且使被议会代表的利益更加多元化，包括了从过去居优的土地利益到国际商业利益。
在含煤岩层丰富的地区（一种推动工业化的关键能源），Fresh利用外生的地方变化来表明上述政治变革主要是由这些地区所主导的。个人层面的数据让她能够说明这些变化的出现是由于新的经济精英（而不是从事新经济的旧精英）成为了政治精英。因此，前工业时代的政治精英并不能利用他们的权力地位来限制或俘获经济变革并服务于自己的利益，这揭示了政治精英在如何保护自己权力地位上的有趣短板。
走向未来
比较政治学已经从历史中以及历史的研究路径中学到了太多东西(例如：Putnam 1993; Tilly 1975)。最近对政治精英的历史研究和定量研究的结合，提炼了比较研究者所提出的问题，并正在推动用来回答这些问题的方法。
本文通过重点介绍比较研究者的工作，展示了许多学者视野之外的政治精英的新研究，他们研究关注着不同的主题和区域，他们也共享着对历史和定量社会科学的深刻兴趣。
1966年，Dankwart Rustow评论道：“比较政治的学者已经偏离了上一代的法律-制度的研究路径”，他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研究中这种现象尤其明显，因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制度既不民主也缺乏对行动者的限制性力量(Rustow 1966, 695)。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精英研究在比较政治研究中仍然很重要，但对制度和舆论的研究已经成为了比较政治学的核心。40多年后，在民主回潮似乎已经影响到了发达国家的情境下，对于政治精英（历史）研究的兴趣的复归表明Rustow的话或许很快又将应验。
译文：赵德昊 审校：殷昊 编辑：郭静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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