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muli Kasara：能收税你就来：非洲的族群地理、民主和农业税收丨政观编译
文献来源：Kasara, K. (2007). Tax me if you can: Ethnic geography, democracy, and the taxation of agriculture in Africa.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59-172.
作者简介：Kimuli Kasara, 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主要研究兴趣为族群地理、政治暴力和分配政治。
很多人认为，在非洲政治中，当权者的同族民众会从庇护政治中受益。尽管学者们对于为何族群身份而不是其他身份成为了非洲政治动员的基础存在争议，但是对于同族支持会带来收益这一假设则普遍持肯定态度。许多理论都把这一假设当作非洲族群身份政治化的主要原因。许多案例研究也确实支撑着这一观点。例如在布隆迪第五个五年计划中，98%的固定资产投资都集中在首都和南部图西族精英的家乡省份Bururi，其他14个省份仅仅得到了2%的固投。与之类似，蒙博托把自己的家乡村落变成了富裕的城市，博瓦尼更是将首都迁往自己的家乡。
尽管存在这些戏剧性的案例，但是领导人是否在所有的庇护形式中都会使同族受益，哪些个人更可能得到好处，以及政治制度如何影响着政治家回馈其同族民众的倾向仍然是值得进一步阐述的问题。已经有两类研究提出，我们不能把民众会从同族执政中获益当作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第一，对于执政者如何分配资源的研究发现，出于政治生存的考虑，执政者都不总是把资源分配给其核心支持者。第二，对共同体中资源分配的研究也发现，地方上资源、教育和权力的不平等影响着谁能从资源分配中获益。
本文检验了经济作物种植者的族群身份如何影响着政府对他们的税收汲取程度。本研究利用了作物生产和族群总是在地理上非常集中的有利情况。通过将作物的位置与族群区域相匹配，我们可以检验出经济作物的农民是否会因同族的掌权而在税收上享有优惠。
族群与庇护政治
在对民主国家对分配政治研究中，政治家会偏向其同族民众对观点并不能站住脚。首先，民众对其同族候选人的亲切感使得该候选人利用较少的物质资源就能获得其支持。其次，政治家对预期家乡地区往往更加了解，使用较少的努力就可以获得和其他地区相类似的支持程度。在这些研究中，再分配更有可能指向的是那些摇摆选民。
领导人在不同地区生产政治支持、维持政治秩序的能力可能大相径庭。贫穷、低人口密度、破败的基础设施和族群多样性导致对乡村的控制尤为苦难。面对这一状况，一个通常的做法是利用中间人实行“间接统治”。一些关键的个人可以作为地方上的掮客，为有需要的权力精英提供大量的政治支持。Alia(1986)对肯尼亚的研究发现，那些深入地方网络的候选人比那些不加区别的分发好处的候选人表现得更好。在庇护政治中，很难知道领导人给予同族的好处是不是仅仅局限于少部分精英。中央政府分配给地方用于提供公共物品的预算也常常为地方精英所俘获。统治者吸纳地方中间人的能力在一定程度解释了为什么政府会对所有农民施加重税。由于非洲的统治者依赖这些中间人去巩固政治支持，在那些由统治联盟所控制的地区，地方公共物品的提供反而很差。
非洲的农业税收
农业，尤其是经济作物，对非洲国家来说非常重要。经济作物出口是很多非洲国家最大的外汇来源，出口税的征收对国家能力的要求也比较低。非洲政府从农业出口中汲取税收的方式有三种。一是直接从出口中汲取税收；二是高估汇率相当于间接地征税；三是设定统一收购价格以赚取差价。
由于作物生产在空间上非常集中，因此一些特定农业政策，如税收政策、价格政策，就近似于地方的公共产品。即便该区域不是所有的居民都种植该作物，其他居民也会因经济繁荣的溢出效应而受益。考虑到族群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以及农作物生产在地理上的集中，族群地理应该影响着政府对农作物的税收政策。
除族群外，还有很多因素也会对农业税收政策产生影响。农民往往是非洲国家人口的大多数，当国内存在竞争性选举时，农民更可能利用选票惩罚农业税收较高的政府。但也有学者认为竞争性选举反而会强化农民的纳税意愿。此外，领导人执政预期也会影响税收政策。那些预期能长远执政的领导人会避免采取竭泽而渔的税收政策，反之则不然。最后，农作物特征也会影响农业税收政策。如咖啡、可可等作物初始投入更高，沉没成本更高，更可能被政府施以重税。那些更容易被储存和运输的作物，也即更容易走私以逃避税收的作物，可能不容易被施加重税。
数据与测量
由于税收形式不仅是名义上的农业税，因此对于税收的测量TaxN是由1减去名义保护系数（Nominal Protection Coefficient）。名义保护系数即生产者价格和边境交易价格的比值，且经过营销和运输成本的调整。因为如果没有国家，农民就要自己承担营销和运输成本。但TaxN的数据只能覆盖从1970-1987年。因此作者还提出一种税收测量的方式，即用1减去生产者价格和世界市场价格的比值，记为TaxR。这一变量可以覆盖1966-1995的时间段。数据集内包含50个国家-作物的组合，覆盖了5个主要的经济作物(可可、咖啡、棉花、花生和烟草)，以及30个非洲国家。
对族群区域和作物区域的匹配也有两种方式。一旦总统来自于特定作物生长的区域，那么就记为行政匹配。如果统治联盟覆盖了特定作物生产的区域，那么就记为联盟匹配。这两者都是二分变量。
通过回归分析发现，一个来自于作物产区的总统，即行政匹配 ，会显著增加该地区作物的税收，增幅超过20个百分点。联盟匹配也会导致类似结果。不论改变测量方式、估计策略还是控制变量的组合，回归结果都依然稳健。
结论
通过实证研究，作者发现如果一个国家过高的估计了自己的汇率那么税率往往相对较低。因为已经通过畸高的币值占了便宜，就不好通过税收政策再薅一遍羊毛。意外的是，贴现率更高的领导人会实行更低的税率这一理论在模型中并不稳健，即便在一定条件下形成了显著的负相关其作用力也很小。距离首都越近确实容易被收取更高的税，因为政府更容易对这些地方的作物收税。本文最关心的自变量，和统治者属于同一族群反而要被征收更高的税。这是因为在相应区域，执政者所面对的竞争者非常弱小，竞争者很难在执政者的家乡和亲族中站稳脚跟，执政者也没有必要再利用资源讨好这里的人。
本文的发现有三个重要的含义：第一，在政治制度和政治基础设施都很薄弱的地方，对施惠（patronage）的研究应该考虑到统治者确保地方支持的方式。统治者通过对族群中间人的控制和笼络可以减少替代者出现的可能，并最终导致对同族反而征收更高的税额。第二，在研究施惠的分配时有必要分清政府分发好处的类型。第三，要区分精确到个人和分配到群体的施惠。由于地方的不平等，族群内部政府恩惠的分配往往也是高度不平等的。
编译：赵德昊 审校：杨端程 编辑：康张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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