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名人】文翁故里话文翁 ‖ 汪照亮
文翁故里——安徽省舒城县，自古人杰地灵、名人荟萃，西汉年间曾诞生了一位伟大的历史人物文翁。舒城虽与四川省成都市相隔甚远，但在文化史上至少有3处与成都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巧合。一处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水利工程“七门堰”，距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汉高祖七年（前200年），西汉羹颉侯刘信视“舒城水源出于西山之峻岭，势若建瓴，乃于七门岭下，阻河筑堰，曰七门，灌田八千余顷”，被誉为舒城八景之一，是安徽省最早、最重要的水利工程。它修建的时间虽比成都的都江堰稍晚，但其建筑方法和治水理念颇似都江堰，一些游客游览了七门堰说“等于看了都江堰”。另一处是舒城城关镇内的“大黉水巷”，是舒城一条古老的大街。在成都有条黉门街，我特地去考察了这条街，与过去的大黉水巷街道很相似。用“黉”作为街名，全国很少，而舒城与成都却如此巧合。再一处就是成都的“琴台故径”大街，叙述着一个追寻千古绝唱的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爱情故事。舒城却有条“梁祝大街”，歌颂着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故事。以上列举，说明舒城与成都历史上的一种文化渊源，与文翁文化有着一定关联。
关于文翁的资料存世很少，舒城文翁研究会广泛采集文翁故里的口传资料、阅读参考《文氏家谱》，但毕竟年代久远，难度很大。为抢救资料，舒城文翁研究会采访了4个村所有知道文翁传说的老人，将资料整理发布到网上，让更多学者共同研究。历任台湾国大代表、世界诗人协会第一任会长、文学泰斗、台湾知名人士钟鼎文先生说：“文翁是中国开天辟地以来，第一流文人。他无愧于'化蜀’'富蜀’的大功臣，我愿与你们一起研究这位乡贤。”
文翁所出生的文冲村与我老家所在的村相邻，我从小听着文翁的故事长大。当然，那些故事中不乏有被神话的部分。
舒城文翁研究会成立于1992年，是当初全国第一个研究文翁的社会组织，我担任首任会长。成立后，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一时间，安徽的各大媒体新闻记者、广播电视记者纷纷参与宣传文翁，有关文翁研究的文章和报道很快出现在《中国教育报》和《教育文汇》等各大报刊、杂志和电视屏幕上。
为打通“蜀皖”携手共同研究文翁的渠道，架起文翁研究资料共享的桥梁，2008年5月6日，我们携带第6次修编的《文氏家谱》访问成都石室中学，学校领导热情接待了文翁研究会一行。我表达来意说：“文翁是中国公学的始祖，石室是历史上'公办’学校的'活标本’和'活化石’。一部石室的校史就是一部中国的教育史乃至世界教育史。”双方对文翁研究的意义和重要性，取得高度共识。
有关文翁的研究，争论的主要焦点是文翁故里在何处。从古代看，舒城属庐江郡，也可以说文翁是庐江人，但从更具体的位置和现行区划来说，应该属舒城县人。《石室史话》和《文翁石室诗词选》编者、成都石室中学特级语文教师、一直热爱文翁研究的徐敦忠先生不顾年事已高，于2008年4月8日专程来舒城考察。他走遍文翁故里和有关遗址遗迹，细阅《文氏家谱》和《舒城县志》。回成都后，又考证了大量历史资料，历经4年半时间，写了一篇《文翁家在何处》的文章，发表在2012年10月的《蜀学》上，他写道：“西汉初年，全国的行政区划沿用秦朝的体制即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当时庐江为郡，与舒县的关系是隶属关系。”《汉书·地理志》记载：“庐江郡，县十二：舒、居巢、龙舒、临湖、雩娄、枞阳、寻阳、襄安、潜、皖、湖陵邑、松兹。”常璩《华阳国志》所称“庐江文翁”，应理解为庐江郡之文翁；而班固《汉书·循史传》所称“文翁庐江舒人”，应理解为文翁是庐江舒县人。从史籍来看，《汉书·循吏传·文翁传》的记载更为准确。班固写作《汉书》历时20余年，成书年代距文翁生活的年代不足200年。而常璩所撰《华阳国志》则在东晋时期穆帝永和四年至十一年（348—355）之间，距文翁生活的年代有500多年，距班固写作《汉书》的年代也有近300年。两者相较，班固《汉书》的记载更为准确。认定文翁为安徽舒城人的为数不少。明代《成都日志·天启成都府志·名宦》明确记载：“汉，文翁，名党，舒城人。”《成都日志·总志·专志·名宦纪略》记载：“汉文翁，《通志》载'名党，舒城人’。”清朝康熙、嘉庆及光绪时期编修的《舒城县志》均记载文翁为舒城县人。
文翁在郡守任上，终因积劳成疾而辞世，大儿子士宏携母亲遵俗扶柩回故里安葬。20世纪90年代初，我曾访问过文翁墓地所在村的几位有文化、年过80的老人。他们说小时候曾见到有一人高的文翁墓碑，后来被毁掉。
文翁故里随处可听到其从小就很聪颖出众的故事，至今父辈们几乎都是用文翁的故事教育小孩努力读书。文翁故里所在的“春秋”乡名就与这里人爱读书有关。传说秦始皇“焚书坑儒”时，有位书生把自己喜爱的《春秋》揣在怀里躲进山林，官员下令烧山后，人们发现烧焦的尸体下面还藏着完好无缺的《春秋》。所以，这山就叫“春秋山”，乡名就叫“春秋乡”。
清嘉庆年间的《舒城县志》里记载着“离城五十五，文翁读书庄”的字句。这正好就是当初庐江郡离文翁读书庄白石庵的距离，附有当时的区划地图为证。还有清人黄瑞鳌在其《文翁庄记》中说：“文翁庄在邑南，相传即今文家冲也。”从早期的《文氏家谱》看，“翁生子三：士宏、士运、士廉。文家冲是文氏子孙集聚地，迄今已历七十七世。”
现文翁故里文冲村位于舒城县西南，全村18个村民小组，455户，共计人口1697人，其中文姓人口超过80%多，约1400人。相连的寨冲村、深冲村、白石村还有近2000多位文氏后代。这些村的村民们世世代代口口相传着文翁的故事，如文翁家乡盛产板栗，他很喜欢吃板栗等。
《文氏家谱》主修者文良科先生在文章中写道，明崇祯七年（1634），在文冲村所在的枫香树街南的文氏祠堂，只有8间院舍。清代嘉庆丙子年（1816），由文氏腾宵公领头重修文氏宗祠，进门是院子，北面供龙王菩萨，南边供娘娘菩萨，前边摆放着为党公（文翁）服务的各类执事用品，如大红伞、肃静、回避、月斧、刀剑等。中间门头上有石匾“文氏宗祠”4个字，一进门迎面正厅上悬着清政府赠送的一块大金匾“家国之光”。后面5间是祖先堂，正中供着党公神位，两旁是两条金龙盘绕，写着文党公仲翁之位，还有一块牌子上写有“圣旨”两个金色字。可惜“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毁，只剩下一块很大的“文氏宗祠”石匾，被扔到河里，后清淤河道时才挖出来，现保存在“文翁纪念馆”内。当时祠堂正屋的梁上有“崇祯七年修建”字样，因此可以确定石匾的年代。
为让更多人认同文翁为舒城县人，研究会在网上展示了民国时续修的五修《文氏家谱》《文氏宗祠》石匾、宗祠遗址、文翁墓地和清嘉庆十二年（1807）手抄印影本《舒城县志》。这些资料公布后，全国各地和海外文氏家族纷纷来信来函来访，一批批文氏后代相继来故里寻根问祖，祭拜文翁。有一次，香港文氏后代文藏言先生一行专程来到文家冲。他们对文翁故里在舒城文家冲一直无异议，说：“文翁故里在文家冲是祖辈一直传下来的。从历史和现在来看，这里都是文氏家族聚集居住的地方，并在明朝时就有文氏祠堂，还有文翁墓、文翁读书庄、文翁的传说故事等，足以证明先祖文翁的出生地在这里。我们这次也去了庐江，找不到任何踪迹和头绪。一个没有文氏踪迹的地方怎么可能是文翁故里呢？”
文翁，名党，字仲翁，故被世人尊称为文翁。文翁年少时聪慧爱学，通晓《春秋》。《文氏家谱》记载：仲翁生于汉文帝二十三年（前156）十月十四日，卒于汉武帝三十九年（前101）十月，享年56岁。西汉时期实行察举制，文翁是被地方官员推荐入仕。一说是为太子伴读；另一说是当了小官和县令，因功绩卓著，被朝廷提拔任蜀郡守。当时的蜀郡守可是朝廷要员，常得皇帝召见或赐玺书，职位和俸禄相当于中央政府高官“九卿”，甚至可直升“三公”，即丞相、御史大夫和太尉职位，所以文翁任蜀郡守是重用。当时的蜀郡战火四起，被称为“落后蛮夷”。文翁到任后，力排众议，筹建兴学。首先选一批明达有才能的官吏张叔等人，送去京城学习，学成后委以重任。他所创办的“文学精舍”后被称为“文翁石室”，是中国第一所“官办”学校，也是世界上第一所“官办”学校，并自任校长，故被称为“中国第一任校长”。他任蜀郡守仅8年，蜀地却出现了“世平道治，民物阜康”的繁荣景象。《辞源》上写道：“蜀地文风比于齐鲁。”《汉书》记有：“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有文翁创办官学的成功，才有汉景帝“令天下郡国皆立文（指文翁）学”和汉武帝下沼：“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从此，全国各地效仿文翁，大兴办学之风，有了政府办学行为，教育才有规模化大发展。汉代的文化发展为中国后期的文化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在中国文明发展史上起到巨大作用，这与文翁的贡献是分不开的。正如林和生先生在《文翁石室》一书中写道：“文翁兴学是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标识。”文翁办学后，曾出现“天下文人均归蜀”“招士十二，蜀有八焉”的现象。可见当时的蜀郡学风甚盛，文化何等繁荣？文翁也因此成为巴蜀文化的奠基人。
今日四川被称为教育之都、文化之都、文明之都、礼仪之都，当之无愧，与文翁当初“化蜀”的功绩分不开。班固在《汉书》中写道：“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所以“文翁化蜀”流传至今。
文翁推动汉文化发展，推动儒家文化发展，对人类文明发展贡献巨大。文翁不仅创办了世界上第一所“公”学，而且创设了一系列的办学方法、措施和理念，是中国历史上一位真正伟大的教育家。文翁办学为后人提供了一系列、一整套完整的办学经验和方法，简要综述如下：
一是开创“办学要有固定校舍”的先河。文翁创办“文学精舍”时，克服当时蜀国经济落后的困难，勤俭办学、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用石头垒墙，故被称之“石室”。
二是强调师资队伍建设。选拔优秀、开敏者去京城培训学习。为筹措教师培训经费，他减少郡府开支，购买刀、布等蜀地物品送给导师，为现在“教师培训经费由政府支出”开创先例、作出典范。
三是统一选择教材。文翁兴学强调教材的时代性、政治性和实用性，选用儒家经典，继承、发扬、传播“儒学”，是历史上推动儒学发展的重要人物。
四是坚持招生择优录取。按标准录取后，对不符合入学条件者，允许出资赞助学校后录取入学，以解决学校办学经费不足问题和民众子女求学之需要。
五是重视学生的实践活动。文翁常把学生带在自己身边处理政务，相当于“见习”“实习”和参与社会实践活动。
六是强调“优生优用”分配政策。根据学生成绩和才能安排职务和工作，重视因人而异。
七是开展政府助学活动。免除学生家中的赋税和徭役，促进招生和学校发展，出现“县邑吏民见而荣之，争欲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以求之”的全民求学现象。
八是重视环境育人。除建有教室外，另建周公礼殿，“祀先圣周公、孔子，书三皇、五帝、七十二子、三代君臣像于壁”，也就是说学校的屋梁和墙壁上都雕刻了圣贤的画像和名言。
九是重视学校的设施设备建设。学校建有图书阅览室和礼堂周公礼殿。
十是采取班级授课制。实施“因材施教”，分层分类、分步教学，设预科班，分温故和时习班。有《汉书》记载：“文翁治蜀，初立学成都，作讲堂，石室，开二堂，左温故，右时习”。
文翁不仅是教育家，也是农业和水利专家。据《都江堰水利述要》记载：文翁在任职期间，带领人民“穿湔江，灌溉繁田一千七百顷”，使都江堰更加合理、科学，灌溉面积更大，是第一个扩大都江堰灌区的官员。文翁还设立专门管理都江堰的官员和组织，相当于我们现阶段各级政府所设的“开发区”和“特区”。由于文翁注重兴修水利、发展农业，蜀郡出现“世平道治，民物阜康”的富庶局面。
文翁更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创新家。他才德出众、廉洁奉公，正如班固在《汉书·循吏传》中所评：“谨身率先，居以廉平，不至于严，而民从化。”文翁去世后“吏民为立祠堂，岁时祭祀不绝”。正如一位诗人说道：“有的人死了，他却活着；有的人活着，他却死了。”文翁离开我们已经2000多年了，他将永远活在世人的心里。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