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戴葆庭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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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葆庭（1895～1976），号足斋，浙江绍兴人。著名钱币学家，毕生致力古钱币的搜集和研究鉴定，1940年参与发起成立中国泉币学社、创办双月刊《泉币》杂志并负责日常工作。先后协助丁福保编纂《古钱大辞典》、《历代古钱图说》、《古钱学纲要》。新中国成立后，在上海古玩总店任职，1966年退休。”

一辈子的良师益友

我父亲马定祥有很多钱币界的朋友，其中第一个给我有印象的人，就是父亲的好友戴葆庭先生。父亲曾多次对我说过：“戴先生是我的良师益友。”

父亲1938年来到上海后，最初寄宿在张季量先生家中，并师从其学习研究古钱币。那时，张季量带着父亲常去广东路、江西路一带的古玩市场走走看看，结识了戴葆庭先生和其他一些钱币商。当时戴葆庭在江西路67号开设“粹源古玩店”（1945年10月28日改为戴葆记），父亲告诉我，有一天他去戴氏店中，闲谈间戴突然对我父亲说：“定祥兄既然你人已到上海，不妨亦可在此做做钱币生意。”“现在对面新开辟的古玩市场尚有一个铺位，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我可介绍……”对于当时人地生疏、走投无路的父亲，听了这些话，是非常感动的。

当年，上海广东路（又称五马路）古玩市场一条街曾与北京的琉璃厂齐名，使上海享有“民间收藏半壁江山”的美誉。古玩市场前身是1912年到1920年间的老城隍庙豫园四美轩茶园和广东路怡园茶楼，后怡园茶楼房屋不敷应用，古玩界同业前辈发起募款，于江西路67号设立了“中国古物商场”（人称老古玩市场）。而戴葆庭说的“对面新开辟的古玩市场”，指的是1936年于广东路218号到226号增设的“上海古玩市场”。当时，新的上海古玩市场分店、摊两种经营形式，一度麋集了百多家商铺，约占全市古玩商铺总数的三分之二。

在戴葆庭的介绍下，父亲在新古玩市场内设了一个经营古钱生意的摊位，这就是祥和泉币社的前身。那时，父亲通过戴葆庭先生的支持，认识了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收藏家，渐渐开始开拓自己的业务。

当年戴葆庭的古玩店里有一些钱币界文人学士雅和，还有收藏家光顾，如泉界先辈像张絅伯、王荫嘉、张季量、郑家相、赵权之、罗伯昭等人时时去那里品茶论泉，从而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品泉沙龙。后来我父亲正式在古玩市场设摊经营古钱币，戴葆庭就和我父亲联袂举办品茶沙龙，以泉会友。

我父亲尚保存着当年他们两人联合品泉茶会的邀请函，其中包括中式信封、信函各一，信函内容如下：

启者：

月之十五日起，我二人分在新老市场各组茶座，每日下午四至七时恭候阁下鉴赏泉币，藉聆教益，不胜盼祷。此致

先生

戴葆庭、马定祥共启

戴葆庭为人忠厚老实，人缘口碑极好，他对历代古钱币很有研究，资历很深。当时，戴葆庭开店经营古钱币是全国闻名的，几乎所有的大藏家如张叔驯、陈仁涛、李荫轩、罗伯昭等都得到了他的帮助。那时候，在中国著名的古钱商中，有“南戴北骆”之说。“北骆”指的是北京著名古钱商骆泽民，其曾获辽“天显通宝”钱名震海内外；“南戴”，便是上海的戴葆庭。

父亲告诉我，那时，凡得到一枚珍稀古钱，在出让给藏家时，总要先请教戴葆庭，商量一下，议定一个价钱。而戴葆庭也是如此，在卖出一枚稀有古钱前，会找我父亲一起商议价钱。他们两人长时间以来形成了一个默契，一起为古钱定合理的市场价格，由此可见戴葆庭和家父对中国钱币市场的贡献。他们绝不会因为藏家所缺而提高价格。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父亲每天下午大多会去广东路古玩市场，有时把我也带上。他每次去那里，总是先要到老市场戴葆庭的店中探望一下，随后去新市场拜访其他同行。印象中，戴葆庭的店里总是处处擦得锃亮，一派窗明几净的样子，各种瓷器古玩摆得整整齐齐。我称戴葆庭为“戴伯伯”，称他的夫人沈燕三为“戴家姆妈”。每次过去，戴家姆妈不是在擦桌椅，就是在制拓本，她精于钱币墨拓，是戴先生不可多得的贤内助。

记得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兑换处从收得的银元中（当时每枚银元以一元人民币兑换），发现了一枚从未所闻的“大清光绪十五年江苏省造一元”银币，可惜此币币面已被银行工作人员为检查银元成色横锉一刀，后来拿到戴葆庭店里请教。戴葆庭当即邀我父亲去他那里一起研究，后他们两人断定此币为真品，是国宝级的稀世孤品。

另外，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我父亲从外地泉友处购到明洪武通宝背广五钱一枚，此钱是沈子槎需配套之稀少品种。父亲在让给沈先生之前，那天我正放学回家，于是带我去了古玩市场，让戴先生先过目一下，遂议定该钱的合理开价。由此，我知道他们俩的情谊非同一般，是有商有量的知己好友。

1940年，戴葆庭还在福州路杏花楼旁边、大新街口（今湖北路）开了一家“源昌钱庄”，专门买卖稀有的古钱，并刊登广告如下：

诸君如有历代稀见泉币、钞版、泉范等品愿以割爱让出者，希望拓样开价示知，是否立即奉复，如合所需，敬当相商，精品并愿以高价求之。

上海福州路大新街口

   源昌钱庄戴葆庭谨启

   绝世国宝的流通之秘

戴葆庭，祖居绍兴陈家封，世代务农。父戴炳荣，扇庄画工。戴葆庭小时候因家境清寒，只读过两年私塾。十一岁时到米店做学徒。因为酷爱收藏古钱币，25岁时辞去米店工作，开始经营古钱买卖，走上了收集和研究古钱的道路。

几十年间，戴葆庭为了收罗我国历代古钱币，长途跋涉于穷乡僻壤之间，风雨无阻，寒暑不恤，足迹遍及全国二十多个省、市。日积月累，收藏渐丰。他同时刻意研究相关的文物，从印章、瓦当，到青铜器、陶玉石、瓷器、书画，无不认真钻研。六十多年间，几乎每天和钱币打交道，一生经手的古钱币数以万计，在长期的实践和反复摩挲中，积累起丰富的经验，在古钱币鉴定方面，具有高人一等的造诣。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丁福保编纂《古钱大词典》、《历代古钱图说》、《古钱学纲要》等钱币丛书，在历代古钱的取舍和鉴定方面都一一得到戴葆庭的鼎力相助，才告以完成的。

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后期，中国泉学兴盛，大收藏家辈出，史无前例。这与1925年4月戴葆庭和同好朱克壮去江西鄱阳征收古钱币时，偶然得到失传已久的珍宝古钱大齐通宝（“四眼大齐”）有很大的关系。

十年后，戴葆庭自己在《鄱阳得大齐通宝》一文中，提及了关于“四眼大齐”所得之经过：“大齐通宝则于四月二日下午得于某杂货摊商人之手。”戴葆庭曾告诉家父，当年“四眼大齐”是他从一个杂货摊上的一串古钱里检出来的，该摊主也不知道这枚钱的品种和价值。戴葆庭问了摊主，此小钱上面为何有四个小孔眼？该摊主说，乃是小孩子曾将此钱做毽子时作为，打四个孔，用来穿线做成毽子的底。

后来泉界盛传，说是戴葆庭到鄱阳收钱，在路上休息时，远处女孩将毽子踢飞过来至其足下，他捡起时不意发现这枚“四眼大齐”此说，实属误传。戴葆庭在江西鄱阳获这枚大齐通宝，本就是偶然间的奇遇。

大齐通宝钱在这之前早已闻名天下。早先发现的一枚为右上缺角，故被泉界称为“缺角大齐”，为清代名家戴熙（字醇士，谥号文节）之父戴仁和（峻公）的遗物之一。杭州戴仁和集藏古泉数十年之久，除“大齐通宝”钱外，尚有“天策府宝”、“壮泉四十”等珍钱，因而蜚声泉界。戴熙于《古泉丛话》中首次披露该钱的真面目，他在书中特别提到这枚传世的缺角“大齐通宝”是“轮有微缺，铜质颇古，字迹拙滞”。

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天国李秀成率众数万攻占杭州时，戴熙组织团练对抗遭到失败，最后以身殉节。传说，当时他是怀揣着这枚传家珍宝——“缺角大齐”钱投江自尽的。又泉界前辈郑家相撰文言及：“……文节在殉难前将所藏古泉尽埋土中，此钱恐亦在埋没之中……”

戴熙当年所藏的“缺角大齐”从此下落不明，再未见踪影，其中传说纷纭，不足为奇。但是最大的奇事是：大齐通宝缺角者为泉界先贤戴氏（戴熙）所藏，而第二枚大齐通宝四眼者，亦为戴氏（戴葆庭）所获——两枚大齐通宝皆与戴姓有缘，实在难以理喻也。

1997年．我在编著《老上海货币》一书时，与上海人民出版社资深美术编辑戴定九合作共事，后成为知己好友，闲谈之中，得知戴定九乃是戴熙的后裔。他告诉我关于他们故居之事：戴熙祖上故居是杭州观巷8号，以前大院内有一池塘，其先祖戴熙是在太平军攻打杭州时，投池塘自尽的，而非投钱塘江自尽。关于戴熙是否在殉节时，怀中持“缺角大齐”之事，就不得而知了。但戴定九也告诉我，他家故居后来确有多人前来询问，打算购屋。这些人欲在戴熙的故居挖地寻宝，要找的，就是戴熙收藏的那枚“缺角大齐”钱。

再说回“四眼大齐”。戴葆庭获得“四眼大齐”后，首先是让当时的古泉大王——张叔驯过目。据说，张叔驯当即伸出五个手指，说就以五百大洋让给他。

在1925年，五百大洋是一个天大的数字，相当于一个中等富裕家庭一年的开支。戴葆庭跟我父亲说，张叔驯当年只要见到自己未有的所爱之古钱，都是不惜代价就要买下的，这就是大收藏家的气魄。所以，戴葆庭每次得到珍稀的古钱，必先找古泉大王张叔驯，因张叔驯是他的第一大买家。张叔驯自获“四眼大齐”后，即以“齐斋”为号，可见该钱在张氏心目中的地位。

戴葆庭慧眼识宝，获四眼大齐通宝珍钱，此钱又为古泉大王巨价购去，这件事当年确实轰动了整个中国泉币界，加至戴葆庭人品、经商各方面俱佳，从而各地凡出现珍稀品种古钱，泉商都会拿来请教，或出让给戴葆庭。所以，戴葆庭一生之中经手了许许多多珍稀古钱币。

罗伯昭在四川所记的《泉友录》中，亦称戴葆庭为人“知足不辱，古君子也”。

历经辉煌年代

戴葆庭一生中征集到稀罕古钱币甚多，内中不乏泉界公认的一些大名誉品，如乾封泉宝、天策府宝、保大元宝、天德重宝、大宋通宝、绍兴通宝、靖康通宝、临安府钱牌等。其中有些钱币稀有品种，钱币爱好者玩钱一辈子，可能一直未能有面缘的机会

当年包括家父在内的一些钱币学家，如张叔驯、方药雨、罗伯昭、张絅伯、郑家相、戴葆庭等先辈都喜欢收集研究钱币中的无考品、出谱品，对一些能补史志之遗的钱币尤感兴趣。

1946年，张叔驯从美返沪时，家父应邀观赏了张氏全部三万余枚藏泉，其中珍泉之多，不胜惊叹，他生前与我提及次数最多的，是一枚无考品“壹当伯钱”。那枚“壹当伯钱”钱锈色靓丽，精美绝伦，虽是无考之物，却是一枚开门见山的古钱。张氏当时告诉家父，此钱原为戴葆庭珍藏，后转归宁波董弢盦，他是从董处以高价“挖”来的……（1946年张叔驯再度赴美时，带去了四百枚珍爱钱币，其中也包括那枚“壹当伯钱”）

戴葆庭在1963年2月10日（时年69岁），曾有一段“壹当伯钱”的文字记述：

壹当伯钱一九二一年获自本乡关东镇某君，为予收罗古钱第一次所得珍品。是钱之文字厚薄大小均近似得壹元宝（得壹亦是当百推之，此钱可能在得壹以前之试铸，故特精），雄伟端穆，统体黑水银、错翠绿散结，非常精美。四十余年以来至今仍属孤品，为予一生收钱中之铭心刻骨之品，是钱当时虽属珍惜，然以友情难却，为董弢盦先生要去转归齐斋收藏。

公元一九六三年二月十日戴葆庭是年六十九

戴氏的此段文字中，用了“为予一生收钱中之铭心刻骨之品，是钱当时虽属珍惜，然以友情难却，为董弢盦先生要去……”这段文字反映了戴先生对该钱的深情，使我极为感动。从此证明当时这些钱币爱好者、收藏家他们不仅看重“泉缘”，更看重“泉谊”。

1940年，中国泉币学社成立，继之发行《泉币》学术杂志。丁福保任社长，罗伯昭任副社长，郑家相为总编辑，王荫嘉为校正，戴葆庭担任会计职务。家父说，当时学社、杂志的日常事务工作由罗、郑、王、戴四位担任的，戴葆庭是学社第四号人物，罗伯昭先生和众位泉友同仁对戴葆庭担任会计财务之职，都十分信赖满意，我们从《泉币》杂志的每期财务报告中看到，戴先生做事勤勤恳恳，认认真真的作风。王荫嘉在学社成立一周年纪念时，曾撰文说“统计全年例会中，当推葆庭最为勤恳，虽风雨未尝间断……”

戴葆庭是学社的骨干成员，身为评议员，自己在《泉币》杂志上曾写了许多篇具有学术价值的文章。

1991年出版的戴葆庭遗作——《珍泉集拓》，是戴氏从1936年题写“大齐通宝”钱开始，直到1966年为止，其三十年所历经的一些珍稀钱币研究心得的文字记录，有些钱币戴氏所记的文字虽然不多，仅三言两语而已，但都是经验之谈，是一部富有历史价值的珍贵文献资料，内中不仅留下了难能可贵的古钱原拓，而且还有当年许多大鉴赏家、收藏家为此作的点评，这些墨宝都十分珍贵。正如其子戴志强在该书跋中写到：

《珍泉集拓》是先父葆庭君毕生心血之结晶，是他至珍至爱的宝藏。

这本集拓计蒐泉拓一百四十八帧，多是半个世纪以来新发现的古钱名品。其中有的至今仍是仅见的孤品，有的则已流落异国，海内仅存一纸拓本。这些钱多数由他亲自发现和集藏，部分则是程云岑、方药雨、张叔驯等收藏家的名品拓本。

老藏家的落寞与新时代的开启

1976年，中国泉币界的巨匠戴葆庭先生病故，我父亲参加了追悼会。但是在那个年代里，为中国钱币事业贡献巨大的戴葆庭先生的追悼会上，除戴先生的至亲外，泉界同好只有我父亲一个人参加。

戴葆庭一生中经历了中国钱币收藏的不同兴衰时期。上世纪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是中国泉币最为兴旺的阶段，收藏掀起高潮，学术研究蔚然成风，大藏家频频出现，可谓达到了空前的繁荣。新中国建立后，因国家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尤其是上世纪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中国钱币的收藏研究逐渐进入沉寂阶段，大小藏家也销声匿迹，可以说，这段时期是中国钱币发展史上的“冰冻期”。

1972年罗氏、1976年戴氏、1991年初家父等先后辞世。正如日本著名泉学家平岛春水在家父逝世之时发来的唁电所说：“一九四零年成立于上海的泉币学社十二位创始人全部仙逝了，这表示战前时代的终了。”

直到1983年，钱币收藏研究又迎来了春天。建国以来第一个钱币组织——中国钱币学会于北京成立，随之各省市纷纷成立了地区性学会，并正式出版了《中国钱币》学术杂志。

值得庆幸的是，戴葆庭的哲嗣戴志强先生不仅参与了中国钱币学会和《中国钱币》杂志的实际工作，并先后担任《中国钱币》杂志主编、中国钱币学会秘书长，以及中国钱币博物馆馆长等领导职务。志强兄不负众望，终于将钱币学会办成了一个既有民间普及，又有学术价值的组织，并在开拓中外文化交流上做出了贡献。

戴葆庭早年在故乡绍兴获得了一枚“续铢”古钱，该钱戴氏断定为东汉初期所铸之币，十分稀有珍贵，他本人喜爱有加，作为自藏之物，并特将爱子戴志强取“续斋”为号，其寓意明显，冀望戴志强日后能继承其终身追求的钱币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