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闲想

最近看《觉醒年代》感触很多，一是20世纪受批判的“坏人”们竟然现在都作为正面人物登场了，可见中国社会在思想领域已经悄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胡适与陈独秀都成为了其中的主角。中国文化艺术领域乃至中国社会文明其实都在发生着显著而微妙的变化，就历史学术研究领域表面上可能在收紧，但事实上总体在走向宽松和接近客观、理性。只有在这种背景之下，我们才能看到真相乃至历史发展的规律。

另外一个很大的感触是，在微观文明观之下，由于视野的狭窄，很难看到真相，只会陷于困惑与愤懑。比如1919年那批人，他们无论如何是没有条件看到我们今天的研究成果的。然而，经过一百年，正是通过他们的盲目实践，我们才可以闲庭信步地穿梭于近代历史之林，总结教训，展望未来。至于批判，我总觉得我没有资格，他们拿性命来为一个国家与信仰拼搏，我作为键盘侠评判他们显得过于残酷不公。

我们今天很肯定社会是一种逐渐上升演化的积累过程，又由于近代是急剧转变发展的一个过程，我们就知道为何20世纪的“革命性”如此强烈，而今天的革命性为何退却了。从理论上讲，在20世纪懵懂的革命家们一旦发现自己的国家落后，就只有一途：革命，再革命——这主要是留学生干的事情，今天似乎依然是这个趋势就不难理解了。所以，这种形式结构导致整个20世纪的每段历史都变成了一场后人肤浅的揭露与批判。

但是在文明学思维下，或者说，在文明规律的揭示下，我们已经知道昨天永远是落后黑暗于今天和明天的，所以，我们就会放下激烈的批判热情，转而走向总结人类文明的发展规律，以避免更多的弯路。这其实就是文明学出现在本世纪的原因所在。苏三的宏观文明学是不可能出现于20世纪的，换句话说：文明学是21世纪的必然产物，它是踏着过去一百年乃至更长时间的血泪总结写就的。

明天就是打假日了，在此顺便讲一个学术上的打假成果：整个20世纪疯狂流行的制度决定论。制度决定论就是鸡血，它使许多革命者兴奋不已，左右皆趋之若鹜。文明学系统地论述了中国为何如此以及为何在理论上它是站不住脚的。

简单划分的话，过去一百年的左右激进其实都是一根藤上的瓜。文明学与他们相对则是保守主义者，因为文明信仰者知道文明的进步是一个综合全面过程，会非常缓慢，不是瞬间革命举措即可完成的。假如我们将20世纪初的陈独秀李大钊等革命家与20世纪末期的革命家们合并为一个激进团体时，经过再三思考，从理论上讲，我认为这些革命家其实也是“不能批判的”。不是因为政治正确，而是因为他们肯定也有一定存在的合理性，比如看着《觉醒年代》里的革命家们我们认为有其他的选择吗？胡适们确实选择了另外一条道路，但其实他们之间的差异是不能以对错来简单划分的。激进与保守可能各有其意义。引申到今天，可能情况差不多，但也明显开始逆转了。这正是文明学关注的。

今天，历史并未结束。但历史已经转弯，这是文明学可以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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