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语言学破解夏代王族的自称之谜：太阳家族与开明传说（中）

四、金沙遗址的兴起和竹瓦街青铜器窖藏之谜

（一）金沙遗址与开明王朝

　　2001年，位于成都市西郊的金沙遗址被发现。从那一刻起，考古工作者就把它与三星堆文化联系在了一起。该遗址出土了一件青铜小立人像（2001CQJC：17），其手势如持握器物，造型风格与三星堆青铜大立人像非常相似。

青铜小立人像（金沙博物馆藏）

　　该立人像由上下相连的立人和插件两部分组成。上部立人高14.6厘米，下面插件高5厘米，通高19.6厘米，重量641克。头上戴一道环形帽圈，十三道弧形芒状饰沿着帽环周缘呈逆时针旋转，如太阳光芒。与三星堆青铜大立人相比，金沙的青铜小立人像体形更为矮小，其发型为辫发，衣服是比较简易的单层中长服，腰束一带，带上别着一柄短杖（见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金沙淘珍：成都市金沙村遗址出土文物》）。

　　金沙文化，即扬雄《蜀王本纪》所称的开明氏蜀国。开明，即“昆弥（kaun-mi）”的转音记字。开、昆二字古音较近，明、弥双声，惟韵部发音稍远。不过，这种方音的变异在语言中是常见的现象，如“眼睛”一词，羌语桃坪方言读为mi55，僜语则读为min55，门巴语墨脱方言读为ming。换言之，“开明”一词，和“高密”一样都可视为“太阳家族（kaun-mi）”的意思。

（二）夏史三康

　　在《史记·夏本纪》里，夏王有太康、中康、少康三人。其中，太康和中康均不见于先秦文献。《左传》和《楚辞》虽记有少康复国之事，然而据《国语·鲁语上》鲁大夫展禽（即柳下惠）所言，则知完成中兴大业者实为后杼。崔述《夏考信录》卷二：

清崔述撰《崔东壁遗书》

　　禹之后嗣见于传记者，曰启、曰相、曰杼、曰皋，皆其名也。上古质朴，故皆以名著，无可异者。惟太康、少康，则不似名而似号，不知二后何故独以号显？且太康失国、少康中兴，贤否不同，世代亦隔，又不知何以同称为“康”也。仲康见于《史记》，当亦不诬，何故亦沿“康”号，而以“仲”别之？

　　1936年，顾颉刚、童书业合著《夏史三论》，提出少康、太康都是启的分化，并指出要解答崔述之问，关键在知道“康”字的意义（见《古史辨》第七册）。笔者认为，太康、中康、少康乃分别指三个时期，太康即三星堆毁灭前的虞夏时期，少康即金沙文明崛起后的后杼时期，中康则指从三星堆毁灭到金沙崛起之间的过渡时期。那么，此三时期何以均以“康”命名？从音读来看，康字上古音属溪母、阳部，与“开明”一词的促音颇合。也就是说，康字可被视为“太阳家族”的别译。

　　此外，童书业、丁山等学者在论及蜀地传说与中原传说的可对应性时曾指出，开明就是夏启的分化，详见《夏代末年的岷山地震和大禹治水的传说》。笔者亦根据夏与商周并行体系确定，开明就是启，也是后杼。开、启二字音、声、义均相关，故《山海经》亦称夏启为夏后开。概言之，少康、太康、中康乃指太阳家族的三个时期，启、开明分别作为中原和蜀地用来称呼太阳家族的名称，则专指后杼复兴的金沙王朝并兼作人名，而杼在西南民族语言中则表示“王”义，故亦可作人名 （另文说）。

（三）少康造酒的传说与竹瓦街青铜器窖藏之谜

　　据《左传》哀公元年载，少康曾为有虞氏庖正。庖正，即掌膳羞之官。传世文献亦称少康为杜康，并有少康造酒之说。如《尚书·酒诰》正义引《世本》云：“仪狄造酒，夏禹之臣。又云：杜康造酒。”《初学记》卷26引《世本》则云：“仪狄始作酒醪，变五味，少康作秫酒。”《说文·巾部》云：“古者少康初作箕、帚、秫酒。少康，杜康也。”

　　传统上，人们认为杜康为今河南或陕西地区的人。然而有趣的是，《元一统志》卷五却记载：距濛阳县十五里有杜康墓。元代濛阳县，县治在今成都彭州市濛阳镇，其北距离三星堆遗址不到十公里。那么，《元一统志》的记载可信吗？

牧正父己青铜觯

　　1959年和1980年，在今濛阳镇的竹瓦街先后发现过两批被认为是殷末时期的青铜器窖藏。其中，在1959年发现的那批青铜器中，有两件青铜觯，内底有铭文。其中，较小的一件青铜觯铭文为“覃父癸”，较大的一件铭文为“牧正父己”（见王家祐《记四川彭县竹瓦街出土的铜器》）。而《左传》哀公元年明确记载，少康曾担任牧正，这与出土材料正合。

牧正父己觯（见《集成》6406）

　　我们知道，觯是古代一种用来饮酒的器皿。另外，覃父癸的“覃”字则如酒坛之状，徐中舒教授指出，覃应为坛之本字（见徐中舒《四川彭县濛阳镇出土的殷代二觯》）。这些出土材料都与少康造酒的传说吻合。

　　当然，笔者并不认为酒就是少康发明的。在古代宗教活动中，巫师通神往往以酒为媒，因此酒在古代史上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为了更好地与神沟通，以达到聚拢人心的目的，那么说少康曾改进过制酒工艺这却是大有可能的。而《左传》所提到的少康“能布其德，而兆其谋，以收夏众，抚其官职”的说法，似乎也正与“少康造酒”的典故相吻合。

　　此外，带“牧正”和“覃父癸”字样的青铜器在宝鸡陇县韦家庄和清姜河东岸的竹园沟七号墓也分别有出土。这些材料表明，甘陇一带的古代族群与三星堆文明的兴亡有着密切的关系。有关于三星堆毁灭的研究，我们以后仍将大量涉及，此不具言。

　　由上可见，在”夏与商周并行“的历史体系下，竹瓦街窖藏青铜器铭文与《左传》的记载完全可以形成互证，这也进一步证实了我们以前的推测，即三星堆文明毁灭事件确实当为《左传》中提到的后羿代夏事件。过去，我们囿于《史记》的历史体系，总认为后羿代夏、少康中兴是近四千年前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三星堆文明的毁灭真相自然不可能被揭示出来。

五、甘陇之间的玁狁古族

（一）玁狁概说

　　从三星堆毁灭到金沙崛起的这一段时期，汉中城洋、武汉盘龙城、新干大洋洲、阜南台家寺等重要的青铜器文化均遭受灭顶之灾。从卜辞一期的记录来看，这一时期的殷商西部战事尤为剧烈。《盐铁论·授时篇》说：“夏商之季，世无顺民。”这一时期的历史大变局与春秋战国比起来，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著名的玁狁集团登上了历史舞台。

　　在汉语文献中，与玁狁有关的名称有鬼方、混夷、 獯鬻、昆戎、昆夷等词，王国维、郭沫若均把这些词视为同族的异世称号，此说实为沿袭服虔、司马贞等人的旧说，并无太多新意。实际上，如果单从对音和族群联系来说，上述诸词构成的词族还应加入昆吾、轩辕、浑邪、鲜于等词。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以上各词之间的历史关系，绝不能简单看成是一种线性结构，而更应当视为一种鱼刺图结构甚至兼含链状成份。

　　西周时期的玁狁既联系着后来的戎，也联系着后来的狄，如果我们不能从源头上追溯戎狄互婚结盟的兴起，而打算直接从成文时代来切入研究，那戎狄族群的流变恐怕我们是永远也搞不清的。由于戎狄民族经过了较长时期的族群婚姻交流以及人口的扩张，在当时的中国西部已经形成了极其复杂的文化。从考古材料来看，当时属于玁狁集团核心文化当包括甘肃灵台白草坡的青铜文化和宝鸡鱼国文化。

（二）甘肃灵台潶国文化与古代昆夷

　　1967年９月，甘肃省灵台县白草坡发现一座重要的商末周初墓葬（M1），出土铜器、玉器等各类文物340余件，其中有铭文的青铜器12件，墓主称为“潶伯”。潶国并不见于传世文献，那么它究竟有什么来头呢？

潶伯卣铭文（《集成》5226.1）

　　目前，学术界对于潶伯之国的看法，主要有密国说（徐锡台、李学勤等）、卢国说（曹定云等）等观点，并以从密国说者居多。今按：潶从黑得声，黑与昆音读为旁纽通转关系，古音相近。又《礼记·檀弓》有夏后氏尚黑之说，黑与夏古音亦近，因此，潶伯可以读为“夏伯”，其族则可视为昆夷。当然，如果我们考虑到吐火罗语的“太阳（kaun）”，在藏缅语里也可以读为“密（mi）”的话，那么，周人把该国称为密国也是可以理解的。

　　白草坡出土有一件人头形铜钩戟，高25.5、宽23厘米。直内，人头形銎。人物呈现出深目高鼻的特征，下颌有须，眉毛较粗。王辉指出，该人头像有欧罗巴人种的特征，而称之为“胡人”形象（见《甘肃发现的两周时期的胡人形象》）。

人头形铜钩戟（局部）

　　正如笔者在《从新疆考古来谈大夏、吐火罗与雅利安》一文中已经强调的，在四千多前左右，图尔宾诺文化进入今天的中国新疆地区，原始北狄与原始犬戎从那时起就开始了婚姻交流。随着时间的增长及人口的扩张，这种交流的结果势必会形成大量具有欧罗巴人种和蒙古人种过渡特征的人群。周、秦时代的扩张，以及后来汉代对匈奴的打击、唐末的回鹘西迁等一系列的历史事件，总的来说，使这一具有混合人种特征的族群呈现一种西移的状态，并最后大多聚集在了今天中国的新疆地区以及中亚地区。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在商末时期的甘陇一带出现这种偏欧罗巴人种特征的族群并不应感到奇怪。

（三）宝鸡鱼国文化与古代虞氏

　　在玁狁集团内部，与最初的大夏人具有密切关系的是昆夷；而与有虞氏具有较密切关系的则为以今陕西省宝鸡市为中心的鱼人。目前，已经发掘的有代表性的鱼国墓地和居址有茹家庄、竹园沟、纸坊头三处。鱼国文化的许多特征既联系着成都平原，也联系着灵台百草坡。

　　就文化源头而言，与鱼国关系最密切的是原位于汉中盆地的城固、洋县铜器群文化。据《世本》、《汉书·地理志》、《水经注》等文献记载，汉中的西成县曾为舜居之地，甚至在南北朝时期，当地老百姓每年还要祭祀虞舜。

　　城洋铜器群文化消失后，鱼国文化兴起。在茹家庄一号墓出土的一套青铜器（五鼎四簋）中，每件青铜器口沿部位均有一“兒”字铭文（见《宝鸡鱼国墓地》）。兒字上古音为日母支部字，虞为疑母鱼部字，日疑邻纽，支鱼旁转，虞字晚出，故“兒”的称号很可能是虞人在历史上出现的最早称呼。

兒鼎铭文

　　后来，在巴东出现了鱼国（见《左传》），其族群与宝鸡鱼国很可能都是从汉中有虞氏古族中分化出去的。巴蜀自古唇齿相依，宝鸡市茹家庄一号墓出土有一件铜人男相，二号墓出土有一件铜人女相（如图）。学者们多有意识到，二件铜人相与三星堆青铜大立人、金沙青铜大立人源出一系，都应当为一种巫术活动中的形象，这都是可信的。（见卢连成《宝鸡鱼国墓地》）。

茹家庄二号墓铜人女相（BRM2：22）

　　那么，宝鸡鱼族的后裔在传世文献中又是谁呢？笔者认为，鱼国之裔，就是西周青铜器史颂鼎（《集成2787》）、史颂簋（《集成》4229）铭文中提到的“堣盩”。再其后，文献对他们又有禺知、月支、盍稚、堣夷、月氏等种种异称（另文说）。在传世文献中，大夏和月氏往往伴随出现，这并不是偶然的。

（四）小结

　　综上所说，玁狁不当视为一个单纯的部族，而应看成一个具有庞大属族的集团。其中，在商末周初，构成其核心的是昆夷文化和前月氏文化。在揭示玁狁即虞夏族裔真相的情况下，我们就有条件对文献中的一些记载做出更好理解。如《国语·周语上》言周人先祖后稷曾服事虞夏，而《孟子·梁惠王下》或云“文王事混夷”，或云“太王事獯鬻”，则知二说实有渊源。

不其簋（铭文见《集成》4328）

　　及虞夏衰微，周人崛起。周人在其崛起过程中，始终伴随着与玁狁集团的艰苦斗争，这从出土西周青铜器（如不其簋、兮甲盘、多友鼎等）铭文到《诗经·大雅》和《小雅》等文献的记载都累累可见。纵观整个西周时期，从文王事混夷到武王伐纣，从宣王伐玁狁到犬戎杀幽王，诸多重大历史事件都始终不缺戎狄人的身影。因此，加强对戎狄民族的研究，仍然应是西周史研究的一项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