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天灾之年, 竺可桢的这篇研报更耐人寻味 | 文化纵横
【导读】今年以来，极端天气频现，相关讨论也不断涌现。气候变迁不仅涉及公共治理问题，也呈现为一种历史问题。竺可桢先生曾梳理研究5000年来中国气候变迁的基本规律，将中国气候变迁划分为考古时期、物候时期、方志时期和仪器测量时期。竺先生认为，中国在仰韶殷墟时期的温度相对温和。自西周之后，气候的变化渐趋频繁。西周时期，中国的气温由暖入寒。而自春秋直到秦汉，气温渐趋温和。魏晋南北朝时期，重又陷入到一轮气温低寒的时期。隋唐盛世与气候的温暖并行不悖，而宋元时期，气温再度维持较低水平。到明清两朝，也就是竺先生所谓方志时期，气候温寒分组排列，变动趋于平稳。总体而言，气候变动与历史兴替成为互证的一种方法。而气候的变动与规律性循环，又成为理解5000年历史兴衰的重要维度。
另外他发现，任何最冷的时期，似乎都是从东亚太平洋海岸开始，寒冷波动向西传布到欧洲和非洲的大西洋海岸，同时也有从北向南趋势。气候的波动是全世界性的，虽然不同地区的最冷年和最暖年出现在不同年代，但彼此先后呼应。例如中国5000年气温升降与挪威的雪线高低大体一致，但有先后参差之别。而格陵兰与中国相距20000余公里，古代气候变动却如出一辙，足以说明这种变动是全球性的。
本文原载《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位参考。
历史时期的世界气候是有变迁的。非常丰富的中国历史文献为研究我国古代气候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作者根据历史和考古发掘材料，证明我国在近五千年中，最初二千年，即从仰韶文化时代到河南安阳殷墟时代，年平均温度比现在高2℃ 左右。在这以后，年平均温度有2一3℃ 的摆动，寒冷时期出现在公元前一千年（殷末周初）、公元四百年（六朝）、公元一千二百年（南宋）和公元一千七百年（明末清初）时代。汉唐两代则是比较温暖的时代。这种气候变迁是全世界性的。气侯变冷时先从太平洋西岸开始，由日本、中国东部逐渐向西移到西欧。温度回升时则自西向东行。充分认识历史上气候的变迁情况并掌握其规律，“古为今用” ，对气候的长期预报是有所补益的。
中国古代哲学家和文学家如沈括（1030-1094）、刘献廷（1648-1695）对于中国历史时期的气候无常早有怀疑，但他们拿不出很多实质性事实以资佐证。直到20世纪二十年代之后, 近代科学受到推动和扩展, 有人推断在三千年前, 黄河流域同今日长江流域一样温暖潮湿。
在中国的历史文件中, 有丰富的过去的气象学和物候学的记载，除历代官方史书记载外,很多地区的地理志方志, 以及个人日记和旅行报告都有记载, 可惜都非常分散本篇论文,只能就手边的材料进行初步的分析, 希望能够把近五千年来气候变化的主要趋势写出一个简单扼要的轮廓。
根据手边材料的性质, 近五千年的时间可分为四个时期：
一、考古时期, 大约公元前3000年至1100年, 当时没有文字记载（刻在甲骨上的例外）。
二、物候时期, 公元前1100年到公元1400年, 当时有对于物候的文字记载, 但无详细的区域报告。
三、方志时期, 从公元1400年到公元1900年，在我国大半地区有当地写的而时加修改的方志。
四、仪器观测时期，我国自1900年以来开始有仪器观测气象记载, 但局限于东部沿海区域。
气候因素的变迁极为复杂, 必须选定一个因素作为指标，如雨量为气候的重要因素, 但不适合于做度量气候变迁的指标。原因是在东亚季风区域内, 雨量的变动常趋极端, 非旱即涝，再则邻近两地雨量可以大不相同，相反地, 温度的变迁微小, 虽摄氏一度之差, 亦可精密量出, 在冬春季节即能影响农作物的生长。而且冬季温度因受北面西伯利亚高气压的控制, 使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温度升降比较统一, 所以本文以冬季温度的升降作为我国气候变动的唯一指标。
▍温和的仰韶和殷墟时代（公元前3000-前1100年）
考古学家在西安附近的半坡遗址发现，当时人们种植的作物中有小米, 可能有些蔬菜；虽然也养猪狗，但打猎捕鱼仍然是重要的。由动物骨骼遗迹表明，在猎获的野兽中出现了水麞和竹鼠，因为水麞和竹鼠是亚热带动物，而现在西安地区已经不存在这类动物，故有论者推断当时的气候必然比现在温暖潮湿。
在河南省黄河以北的安阳，另有一个熟知的古代遗址—殷墟。它是殷代（约公元前1400一1100年）故都。那里有丰富的亚化石动物。这里除了如同半坡遗址发现多量的水麞和竹鼠外，还有獏、水牛和野猪。这就使一些专家不得不承认气候变化的存在了。因为许多动物现在只见于热带和亚热带。
然而对于气侯变化更直接的证据是来自殷代具有很多求雨刻文的甲骨文上。在二十多年前胡厚宣曾研究过这些甲骨文，发现了下列事实：在殷代时期，中国人虽然使用阴历，但已知道加上一个闰月（称为第十三个月）来保持正确的季节；因而一年的第一个月是现在的阳历的一月或二月的上半月。在殷墟发现十万多件甲骨，其中有数千件是与求雨或求雪有关的。在能确定日期的甲骨中，有137件是求雨雪的，有14件是记载降雨的。这些记载分散于全年，但最频繁的是在一年的非常需要雨雪的前五个月。在这段时间内降雪很少见。
当时安阳人种稻，在第二个月或第三个月，即阳历三月份开始下种；比现在安阳下种要到四月中，大约早一个月。论文又指出, 在武丁时代（公元前1324？一1365年？）的一个甲骨上的刻文说，打猎时获得一象。表明在殷墟发现的亚化石象必定是土产的。河南省原来称为豫州，“豫”字就是一个人牵了大象的标志。这是有其含义的。
一个地方的气候变化，一定要影响植物种类和动物种类，只是植物结构比较脆弱，所以较难保存；但另一方面，植物不象动物能移动，因而作气候变化的标志或比动物化石更为有效。对于半坡地层进行过孢子花粉分析，因花粉和孢子并不很多，故对于当时的温冷情况，不能有正面的结果，只能推断当时同现在无大区别，气候是半干燥的。1930一1931年，在山东历城县两城镇（北纬35°25′、东经119°25′ ）发掘龙山文化遗址。在一个灰坑中找到一块炭化的竹节，有些陶器器形的外表也似竹节。这说明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竹类的分布在黄河流域是直到东部沿海地区的。
从上述事实，我们可以假设，自五千年前的仰韶文化以来，竹类分布的北限大约向南后退纬度从1一3°。如果检查黄河下游和长江下游各地的月平均温度及年平均温度，可以看出正月的平均温度减低3一 5 ℃，年平均温度大约减低2℃。某些历史学家认为，黄河流域当时近于热带气候，虽未免言之过甚，但在安阳这样的地方，正月平均温度减低3一5℃，一定使冬季的冰雪总量有很大的不同，并使人们很容易觉察。
那些相信冰川时期之后气候不变的人是违反辩证法原则的；实际上，历史时期的气候变化同地质时期的气候变化是一样的，只是幅度较小而已。现代的温度和最近的冰川时期，即大约一二万年以前时代相比，年平均温度要温暖到摄氏七八度之多，而历史时期年平均温度的变化至多也不过二三度而已。气候过去在变，现在也在变，将来也要变。近五千年期间，可以说仰韶和殷墟时代是中国的温和气候时代。当时西安和安阳地区有十分丰富的亚热带植物种类和动物种类。不过气候变化的详细情形，尚待更多的发现来证实。
▍气候变迁与周秦汉唐物候时期（公元前1100年-1400年）
观测仪器以前，人们要知道一年中寒来暑往，就用人目来看降霜下雪，河开河冻，树木抽芽发叶、开花结果，候鸟春来秋往，等等，这就是物候。我国劳动人民，因为农业上的需要，早在周初，即公元前十一世纪时便开创了这种观测。如《夏小正》、《礼记·月令》均载有从前物候观察的结果。积三千年来的经验，材料极为丰富，为世界任何国家所不能企及。
（一）由暖入寒的西周
周朝建立（公元前1066年—249年）国都设在西安附近的镐京，就来到物候时期。当时官方文件先铭于青铜，后写于竹简。中国的许多方块字，用会意象形来表示，在那时已形成。由这些形成的字，可以想象到当时竹类在人民日常生活中曾起了如何的显著作用。方块字中如衣服、帽子、器皿、书籍、家具、运动资料、建筑部分以及乐器等名称，都以“竹”为头，表示这些东西最初都是用竹子做成的。因此，我们可以假设在周朝初期气候温暖可使竹类在黄河流域广泛生长，而现在不行了。
气候温和由中国最早的物候观测也可以证实。新石器时期以来，当时住居在黄河流域的各民族都从事农业和畜牧业。对于他们，季节的运行是头等重要的事。当时的劳动人民已经认识到一年的两个“ 分”点（春分和秋分）和两个“ 至”点（夏至和冬至），但不知道一个太阳年的年里确有多少天。所以，急欲求得办法，能把春分固定下来，作为农业操作的开始日期。
商周人民观察春初薄暮出现的二十八宿中的心宿二、即红色的大火星来固定春分。别的小国也有用别的办法来定春分的。如在山东省近海地方的郯国人民, 每年观测家燕的最初来到以测定春分的到来。
周朝的气候，虽然最初温暖，但不久就恶化了。《竹书纪年》上记载周孝王时，长江一个大支流汉水，有两次结冰，发生于公元前903和897年。《纪年》又提到结冰之后，紧接着就是大旱。这就表示公元前第十世纪时期的寒冷。《诗经》也可证实这点。相传《诗经·豳风》是周初成王时代（公元前1063一1027年）的作品，可能在成王后不久写成。豳的地点据说是一个离西安不远，海拔500米高的地区。当时一年中的重要物候事件，我们可以从《豳风》中的下列诗句中看出来：
八月剥枣，十月获稻。
为此春酒，以介眉寿。
接着又说：
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
四之日其蚤，献羔祭韭。
九月肃霜，十月涤场。
这些诗句，可以作为周朝早期，即公元前十世纪和十一世纪时代邠地的物候日历。如果我们把《豳风》里的物候和《诗经》其他国风的物候如《召南》或《卫风》里的物候比较一下，就会觉得邠地的严寒。
（二）不断升温的时代与春秋、战国以及秦汉一统
周朝早期的寒冷情况没有延长多久，大约只一二个世纪，到了春秋时期（公元前770一481年）又和暖了。《左传》往往提到，山东鲁国过冬，冰房得不到冰；在公元前698、590和545年时尤其如此。此外，像竹子、梅树这样的亚热带植物，在《左传》和《诗经》中，常常提到。
宋朝（公元960一1279年）以来，梅树为全国人民所珍视，称梅为花中之魁，中国诗人普遍吟咏。事实上，唐朝以后，华北地区梅就看不见。可是，在周朝中期，黄河流域下游是无处不有的。单在《诗经》中就有五次提过梅。到战国时代（公元前480一222年）温暖气候依然继续。从《诗经》中所提粮食作物的情况，可以断定西周到春秋时代，黄河流域人民种黍和稷，作为主要食物之用。但在战国时代，他们代之以小米和豆类为生。
到了秦朝和前汉（公元前221一公元23年）气候继续温和。相传秦吕不韦所编的《吕氏春秋》书中的《任地篇》里有不少物候资料。清初（公元1660年）张标所著《农丹》书中曾说道《吕氏春秋》云：“冬至后五旬七日菖始生。菖者，百草之先生也。于是始耕。今北方地寒，有冬至后六七旬而苍蒲未发者矣”，照张标的说法，秦时春初物候要比清初早三个星期。
汉武帝刘彻时（公元前140一87年），司马迁作《史记》，其中《货殖列传》描写当时经济作物的地理分布：“蜀汉江陵千树橘；……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 按橘、漆、竹皆为亚热带植物，当时繁殖的地方如橘之在江陵, 桑之在齐鲁，竹之在渭川，漆之在陈夏, 均已在这类植物现时分布限度的北界或超出北界。
（三）气候趋寒与魏晋南北朝之乱
到东汉时代即公元之初，我国天气有趋于寒冷的趋势。有几次冬天严寒，晚春国都洛阳还降霜降雪，冻死不少穷苦人民。但东汉冷期时间不长。当时的天文学家、文学家张衡曾著《南都赋》，赋中有“穰橙邓橘”之句，表明河南省南部橘和柑尚十分普遍。直到三国时代曹操在铜雀台种橘，只开花而不结果，气候已比前述汉武帝时代寒冷。
南北朝（公元420一589年）期间，中国分为南北，以秦岭和淮河为界。因南北战争和北部各族之间的战争不断发生，历史记载比较贫乏。南朝在南京覆舟山建立冰房是一个有气候意义的有趣之事。冰房是周代以来各王朝备有的建筑，用以保存食物新鲜使其不致腐烂之用的。南朝以前，国都位于华北黄河流域，冬季建立冰房以储冰是不成问题的，但南朝都城在建业（今南京），要把南京覆舟山的冰房每年装起冰来，情形就不同了。问题是冰从何处来？当时黄淮以北是敌人地区，不可能供给冰块；人工造冰的方法，当时还不可能；如果南京冬季温度象今天一样，南京附近的河湖结冰时间就不会长，冰块不够厚，不能储藏。因此，如果南朝时代南京的覆舟山冰房是一个现实，那末南京在那时的冬天要比现在大约冷2℃，年平均温度比现在低1℃。
大约在公元533一544年，北朝的贾思勰写了一本第六世纪时代的农业百科全书《齐民要术》。贾思勰生于山东，他的书是记载华北—黄河以北的农业实践。根据这本书，阴历三月（阳历四月中旬）杏花盛开；阴历四月初旬（约阳历五月初旬）枣树开始生叶，桑花调谢。如果我们把这种物候记载同黄河流域近来的观察作一比较，就可认清第六世纪的杏花盛开和枣树出叶迟了四周至两周，与现今北京的物候大致相似。
（四）气候回暖与隋唐时代
第六世纪末至第十世纪初，是隋唐（公元589一907年）统一时代。中国气候在第七世纪的中期变得和暖。公元650、669和678年的冬季，国都长安无雪无冰。第八世纪初期，梅树生长于皇宫。唐玄宗李隆基时，妃子江采苹因其所居种满梅花，所以称为梅妃。第九世纪初期，西安南郊的曲江池还种有梅花。诗人元稹就谈到曲江的梅。与此同时，柑桔也种植于长安。唐大诗人杜甫提到李隆基种桔于蓬莱殿说，天宝十年（公元751年）秋，宫内有几株柑树结实一百五十颗，味与江南蜀道进贡柑桔一样。
唐朝时代，生长季节也似乎比现在长。大约在公元862年，樊绰写的《蛮书》中说曲靖以南（北纬24°45′；东经103°50′），滇池以西，人民一年收获两季作物，九月收稻，四月收小麦或大麦。现在曲靖一带的农民很难照样耕种，因为他们发现生长季节太短，不得不种豌豆和胡豆来代替小麦和大麦（根据云南省气象局1966年资料）。
唐灭亡后，中国进入五代十国时代（公元907一960年）。在此动乱时代没有什么物候材料可以做为依据。直到宋朝（公元960一1279年）才统一起来，国都建于河南省开封。宋初诗人林逋隐居杭州以咏梅诗而得名。梅花因其一年中开花最早，被推为花中之魁首，但在十一世纪初期，华北已不知有梅树，其情况与现代相似。梅树只能在西安和洛阳皇家花园中及富家的私人培养园中生存。著名诗人苏轼在他的诗中，哀叹梅在关中消失。苏轼咏杏花诗有“ 关中幸无梅, 赖汝充鼎和”。同时代的王安石嘲笑北方人常误认梅为杏，他的咏红梅诗有“北人初未识，浑作杏花看”之句。从这种物候常识，就可见唐宋两朝温寒的不同。
（五）寒冷时代与宋元易代
十二世纪初期，中国气候加剧转寒。这时，金人由东北侵入华北代替了辽人，占据淮河和秦岭以北地方，以现在的北京为国都。宋朝（南宋）国都迁杭州。公元1111年第一次记载江苏、浙江之间拥有2250平方公里面积的太湖，不但全部结冰，且冰的坚实足可通车。寒冷的天气把太湖洞庭山出了名的柑橘全部冻死。在国都杭州降雪不仅比平常频繁，而且延到暮春。
第十二世纪时，寒冷气候也流行于华南和中国西南部。荔枝来源于热带，比橘柑更易为寒冷气候所冻死，它只能抵抗-4℃ 左右的最氏温度。1955年正月上旬华东沿海发生一次剧烈寒潮，使浙江柑橘和福建荔枝遭受到很大灾害。一千多年以来，那里的荔枝曾遭到两次全部死亡：一次在公元1110年，另一次在公元1178年均在十二世纪。
第十二世纪刚结束，杭州的冬天气温又开始回暖。在公元1200、1213、1216和1220年，杭州无任何的冰和雪。在这时期著名道士邱处机曾住在北京长春宫数年。于公元1224年寒食节作《春游》诗云：“清明时节杏花开，万户千门日往来。”可知那时北京物候正与北京今日相同。这种温暖气候好象继续到十三世纪的后半叶，这点可从华北竹子的分布得到证明。
十三世纪初和中期比较温暖的期间是短暂的，不久，冬季又严寒了。根据江苏丹阳人郭天锡日记，公元1309年正月初，他由无锡沿运河乘船回家途中运河结冰，不得不离船上岸。气候的寒温也可以从高山顶上的雪线高低来断定。气候冷，雪线就要降低。在十二三世纪时，我国西北天山的雪线似乎比现在低些。《长春真人西游记》记述邱处机应成吉思汗邀请，由山东经蒙古、新疆到撒马尔罕，于公元1221年10月8日（阳历）路过三台村附近的赛里木湖。邱处机在游记中说，“大池方圆几二百里，雪峰环之，倒影池中，名之曰天池”。这个湖的海拔高度是2073米，而围绕湖的最高峰大约再高出1500米。作者于1958年9月14日和16日两次途经赛里木湖时，直至山顶并无积雪。当前，天山这部分雪线位于3700一4200米之间，考虑到邱过这个地方时的季节，如山顶已被终年雪线所盖，则当时雪线大约比现在较低200到300米。
中国地貌工作者，近年来在天山东段海拔3650米高处, 发现完全没有被侵蚀，看来好象是最近新留下来的终碛石。这可能是第十二世纪到十八世纪的寒冷时代所遗留，即西欧人所谓的现代“小冰期”。中国十二三世纪（南宋时代）的这个寒冷期，似乎预见欧洲将要在下一二个世纪出现寒冷。中国的寒冷时期，虽未必与欧洲一致，同始同终，但仍然休戚相关。可能寒冷的潮流开始于东亚，而逐渐向西移往西欧。
▍气候变迁与明清方志时期（公元1400一1900年）
到了明朝（公元1368一1644年），即十四世纪以后，由于各种诗文、史书、日记、游记的大量出版，物候的材料散见各处，即使搜集很少一部分已非一人精力所能及。幸而此种材料大多收集在各省各县编修的地方志中。
各种气候天灾中，我们以异常的严冬作为判断一个时期的气候标准。如平常年里不结冰的河湖结了冰，这是异常的事情。全世界在热带的平原上是看不到冰和雪的，一旦热带平原冬天下雪结冰，这也是异常的事情。本节所讨论的就是这两种异常气候的出现。
在这五百年中我国的寒冷年数不是均等分布的，而是分组排列。温暖冬季是在公元1550一1600年和1770一1830年间。寒冷冬季是在公元1470一 1520，1620一1720和1840一1890年间。以世纪分，则以十七世纪为最冷，共十四个严寒冬天，十九世纪次之，共有十个严寒冬天。
在这个期间，有一件事似乎是很清楚的，即这个五百年（公元1400一1900年）的最温暖期间内，气候也没有达到汉唐期间的温暖。在这五百年间，我国最寒冷期间是在十七世纪，特别以公元1650一1700年为最冷。例如唐朝以来每年向政府进贡的江西省橘园和柑园，在公元1654和1676年的两次寒潮中，完全毁灭了。在这五十年期间，太湖、汉水和淮河均结冰四次，洞庭湖也结冰三次。鄱阳湖面积广大，位置靠南，也曾经结了冰。我国的热带地区，在这半世纪中，雪冰也极为频繁。
清杭州人谈迁著的《北游录》，叙述公元1653一1655三年间在北京的所见所闻。公元1653年，谈迁从杭州来北京，于阳历十一月十八日到达天津时，运河已冰冻；到十一月二十日，河冰更坚，只得乘车到北京。公元1655年，阳历三月五，谈迁由京启程返杭时，北京运河开始解冻。根据谈迁的记述，可知当时运河封冻期一年中共有107天之久。水电部水文研究所整理了1930一1949年，天津附近杨柳青站所做的记录，这二十年间，运河冰冻平均每年只有56天，即封冻平均日期为12月26日，开河平均日期为2月20日。而据谈迁《北游录》所说，那时北京运河开河日期是在惊蛰节，即阳历3月6日，比现在要迟十二天。从物候的迟早，可以算出两个时间温度的差别。据物候学上“生物气候学定律”：春初，在温带大陆东部，纬度差一度或高度差100米则物候差四天。这样就可从等温线图中标出北京在十七世纪中叶冬季要比现在冷2℃ 左右。
▍气候变动的基本规律及其世界性
在我国，古代作家如《梦溪笔谈》的作者沈括，《农丹》的作者张标和《广阳杂记》的作者刘献廷，均怀疑历史时代气候的恒定性；且提出各朝代气候变异的事例，记载于上述书籍中。对于中国气候的发展史，中国的文献是一个宝库，我们应当好好地加以研究。
本文的研究，仅仅是一个小学生的试探，试图窥探中国的悠久气候史。在中国这样辽阔的面积上和五千年这样悠久的岁月里，人们易于在浩如烟海的二十四史和五千多部方志中找不出头绪而有所迷失。因此, 误解和矛盾是难免的，特别在考古时期和物候时期所提的事实，尤其如此。
本文对我国近五千年来的气候史的初步研究，可导致下列初步结论：
考古时期气候温暖。在近五千年中的最初二千年，即从仰韶文化到安阳殷墟，大部分时间的年平均温度高于现在2℃左右。一月温度大约比现在高3一5℃。其间上下波动，目前限于材料，无法探讨。
物候时期气候变动。在那以后，有一系列的上下摆动，其最低温度在公元前1000年、公元400年、1200年和1700年；摆动范围为1一2℃。
气候的循环变动。在每一个四百至八百年的期间里，可以分出五十至一百年为周期的小循环，温度范围是0.5一1℃。
寒冷时期自东亚开始。上述循环中，任何最冷的时期，似乎都是从东亚太平洋海岸开始，寒冷波动向西传布到欧洲和非洲的大西洋海岸。同时也有从北向南趋势。
我国气候在历史时代的波动与世界其他区域比较，可以明显看出，气候的波动是全世界性的，虽然最冷年和最暖年可以在不同的年代，但彼此是先后呼应的。关于欧洲历史上的气候变迁，英国C·P·E·Brooks是二十世纪前半期最有成绩的作者。我们把他所制的公元三世纪以来欧洲温度升降图与中国同期温度变迁图作一对照就可以看出，两地温度波澜起伏是有联系的。在同一波澜起伏中，欧洲的波动往往落在中国之后。如十二世纪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寒冷的一个时期，但是在欧洲，十二世纪却是一个温暖时期；到十三世纪才寒冷下来。如十七世纪的寒冷，中国也比欧洲早了五十年。欧洲和中国气候息息相关是有理由的。因为这两个区域的寒冷冬天，都受西伯利亚高气压的控制。如西伯利亚的高气压向东扩展，中国北部西北风强，则中国严寒而欧洲温暖。相反，如西伯利亚高气压倾向欧洲，欧洲东北风强，则北欧受灾而中国温和。只有当西伯利亚高压足以控制全部欧亚时，两方就要同时出现严寒。
挪威的冰川学家曾根据地面升降的结果，做出近一万年来挪威的雪线升降图。雪线的升降与一地的温度有密切关系。一时代气候温暖则雪线上升，时代转寒，雪线下降。以我国五千年来气温升降与挪威的雪线高低相比，大体是一致的，但有先后参差之别。温度0线是现今的温度水平，在殷、周、汉、唐时代，温度高于现代；唐代以后，温度低于现代。挪威雪线也有这种趋势。但在战国时期，公元前400年，出现一个寒期为中国所无。尚有一点须指出，即雪线高低虽与温度有密切关系，但还要看雨量的多少和雨量季节的分配，所以不能把雪线上下的曲线完全来代表温度的升降。
最近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大学物理研究所W·Dansgaard教授，在格陵兰岛上Camp Century地方的冰川块中，以的放射性同位素方法，研究结冰时的气温，距今三千年前格陵兰曾经一次两三百年的寒冷时期，与《竹书纪年》的记录相呼应。到距今二千五百年到二千年间、即在我国战国秦汉间，格陵兰却与中国一样有温和的气候。凡此均说明格陵兰古代气候变迁与中国是一致的，而与西欧则不相同。格陵兰与中国相距二万余公里，而古代气候变动如出一辙，足以说明这种变动是全球性的。
作者认为这是由于格陵兰和我国纬度高氏不同，但都处在大陆的东缘，虽面临海洋，仍然是大陆性气候，与西欧的海洋性气候所受大气环流影响不相同。加拿大地质调查所在东部安大略省（北纬50°，西经90°）地方用古代土壤中所遗留的孢子花粉研究，得出的结果，也是距今三千年至二千五百年前有一次寒冷时期；但嗣后又转暖的情况，与中国和格陵兰相似。
我们若能掌握过去气候变动的规律，则对于将来气候的长期预报必能有所补益。本文只是初步探讨，对于古气候说明的问题无几，而所引起的问题却不少。贯彻“古为今用”的方针，充分利用我国丰富的古代物候、考古资料，从古代气候研究中作出周期性的长期预报，只要努力去做，是可以得出结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