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华断忆
复华断忆
肖复兴
肖复兴
北京人，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曾到北大荒插队6年，当过大中小学的教师10年。曾任《小说选刊》副总编、《人民文学》杂志社副主编。已出版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报告文学集、散文随笔集和理论集一百余部。曾获全国、北京及上海文学奖、冰心散文奖、老舍散文奖多种。近著有《肖复兴散文新作》(新华出版社)、《肖复兴音乐散文》（人民文学出版社）、《柴达木作证》（中国文史出版社）、《北京人》（南京大学出版社）、《花之语》（海天出版社）、《面包房》（东方出版中心）等。
前年清明节，遵照复华生前的愿望，我和复华的妻子与儿子，一起送复华的骨灰回青海，回了一趟冷湖。在这片荒凉又偏远的地方，复华生活和工作多年，最美好的青春期在这里随风散尽。那天，见到了复华的朋友艾剑青。我以前没有见过他，他是驱车几百公里，从格尔木赶过来的，只是听说我们来，要过来看看我们，更为了看看复华。他带来一本《牛虻》，是上个世纪50年代出版的旧书，封面已经破损，书页也卷角了。他告诉我，这本书是当年他和复华一起在冷湖时复华送给他的，那时他们都爱好文学。他一直珍藏着这本《牛虻》，珍藏着和复华的友情，以及在冷湖共同拥有的青春岁月。
我发现，艾剑青那样重感情，也发现，复华真的有个好人缘。后来听复华的妻子告诉我，每年清明节，艾剑青都会给她发短信问候，一起怀念复华。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几百公里穿越沙漠戈壁，只是为看一个人的；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在清明节记得发来一封短信，只是为纪念一个人的。
真的，我非常感动，为艾剑青，更为复华。
那一刻，我想起了复华。石油部的总地质师黄先训先生，右派刚刚平反，便要求来柴达木，因为他去过全国所有的油田，唯独没有来过青海油田。却在买好了火车票之际查出癌症晚期，病逝前要求把骨灰埋在柴达木的冷湖。复华是从广播里听到的这个消息，感动之余当晚写了那首《冷湖的上空多了一颗星》的诗。从那时开始，每年的清明，他都会一个人到冷湖的烈士公墓，去黄先训先生的墓前培土祭扫。
好人缘，是人们对复华的共识。复华的朋友多，不仅因为是他和艾剑青一样重感情，更重要的是，他和艾剑青一样，对曾经伴随他们共度青春期的柴达木有一份深情。无论是谁，见过的，或没见过，只要是和柴达木有关系，他都会像是踩着尾巴头会动一样，禁不住感动而激动起来，乃至热泪盈眶。我便也就理解了他为什么一见到朋友就要那样纵情饮酒了，哪怕是到了晚年，到了病重的时候，依然会对酒一往情深。晚年放翁的诗有“百岁光阴半归酒，一生事业略存诗。”多少也就能够理解他了。
1981年，我第一次来冷湖的时候，见到复华周围很多这样的朋友。那时，他们才刚过三十，正青春勃发。那时，我对复华有一种不解，因为在和朋友分别的时候，他总会忍不住要落泪，我想早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干吗要这样脆弱呢？见到艾剑青，我才明白了。因为看到艾剑青手里拿着那本破旧的《牛虻》时，我也忍不住要落泪。
1981年的夏天，那时候的冷湖，并没有让我觉得过于荒凉，大概就因为复华的身边有那么一大堆朋友的缘故吧。友情是一种奇异的燃料，可以点燃最琐碎枯燥的生活，和最平淡无奇的生命，让它们焕发光彩，并有了温热。有一次，在冷湖大道上一个叫“南北小吃店”的饭馆里，和复华以及一帮北京学生聚会。酒酣耳热之际，要每个人讲一个最让自己感动的故事。记得那天轮到复华讲的时候，他拉起了坐在他旁边的刘延德，说让刘延德讲讲他的故事吧，他的故事最感人！刘延德讲了一个枣红马的故事。那是一个感人的故事，刘延德冤屈入狱，只有那匹枣红马和他相依为命，在他出狱的时候，掏出身上仅有的钱，买了五个馒头，给枣红马吃了。就是在那里，我认识了刘延德夫妇，后来写了《柴达木作证》，这篇文章被多次转载，很多人是从这篇文章中认识了我，成为了我和柴达木关系的铁证。我体会到复华和柴达木的感情，因为我的那一份感情，是首先由他传递给我的。
也就是在那前后，复华拿起了笔开始学习写作。他写出的东西，总要先寄给我，我的要求比较高，总是很不留情地提出很多意见，他不厌其烦地一遍遍修改。记得有一次他把稿子寄给我，因为稿子很长，他分别用了五个信封，才把稿子寄过来。那时，我正在中央戏剧学院读书，他的五封厚厚的信送到我的手里，正是课间休息的时候，全班同学看到了，都哈哈大笑，哪一个傻小子会寄五个信封来，就不会用一个大信封吗？写作是一门需要笨功夫的活儿，太聪明的人，其实不适于写作。复华属于那种愿意下笨功夫的人。他的作品就是在这样一遍遍修改磨砺中进步并成熟起来的。
很多年前，他从西安回北京探亲，那时他正在西北大学作家班读书，他带回一部稿子，是写北京学生在柴达木的。我看过后，对他说这是一部大书，你应该再沉淀一下，好好写，现在写得简单了，有些可惜。冷湖，是一个地球上原来根本没有的地名，是包括你们北京学生在内的一批批石油人到了那里，才有了这个地名，你应该写一部冷湖史！这部稿子，就在我家他的抽屉里放着，一放放了十多年。多年之后，他拿出书稿，重新书写，没有想到竟是他最后的两本书之中的一本，便是他最看重的《大漠之灵——北京学生在柴达木》。
他的另一本，即他最后的一本书，是《柴达木笔记》。这是他留下了两本关于柴达木厚重的书，也是继李季和李若冰书写柴达木之后的两本厚重的书。为柴达木，为他自己，值得了。从《冷湖的上空多了一颗星》1980年他的处女作开始，到《大漠之灵》和《柴达木笔记》为止，连缀起他这30余年文学创作的轨迹。重读复华的这些作品，像看他短促人生的足迹，深深浅浅，却磁针一样始终顽强指向一个地方：青海柴达木。这恐怕是他最看重的也是他人生中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我曾经说，复华的作品可以分为前后两部分，即在柴达木时候写的和离开柴达木回到北京后写的。如果说他在青海时的文字充满身在青海时难以抑制的激情，那么，回到北京的文字则浸透着对那片土地和那里的人们的感怀至深的怀念与离别后忧郁难解的情怀。
在书中，复华曾经写过这样的话：“每次回到柴达木油田，看到在一毛不长的戈壁大漠上那林立的石油井架，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把他们看成一片林立的常青树。因为，我太爱它们了，我相信，那林立的井架中，有一座井架就是我。”如今，重读这样的文字，让我感动，让我想起他刚到柴达木时，穿着一身石油工人的工作服，戴着头盔，爬上采油五队高高的井架，照了一张照片寄给我的情景。那张照片，成为了他一生命定的象征，他和柴达木的不解之缘，如同井架立于戈壁一样，成为风吹不倒的坚毅标志。“井架就是我”！看到这里，总会让我心动不已。井架，和矗立井架的瀚海戈壁，就是复华生命存在的背景，也是他写作依托的背景。“井架就是我”！青春就这样一闪而逝，生命就这样令人猝不及防。重读这句话，我的心百感交集。可以慰藉我们的，是他留下了这样能够灼热人心的文字。
在复华病重的时候，他一直咬牙，每天坚持写一段《柴达木笔记》，那时，他刚学会电脑打字不久，常常会将稿子发给我看。同时，他还写过这样一首诗，是他61岁生日那天写的一首诗。其中有这样两句：“古稀未过心不休，神来之笔画白头。”我对他说“神来之笔画白头”这句写得好，写出我们年老了，依然乐观的态度，有想象力，神来之笔的神，既是命运，也是你的精神。他听我说完之后，沉默了一会儿，对我说“古稀未过心不休”这句写得好。我问他为什么，他有些伤感地解释说：因为可能再也回不去青海了，所以心不休。
我一时说不出话来。我理解他对柴达木的感情，这一份感情，让他的文字凝重沉郁，有了来自心底深处的温度和力量；让他赢得了柴达木和柴达木那么多朋友对他的尊重。
最后一次住院之前，复华坐在医院花园里一张长椅上，指着来来往往的病人，对我说，很多病人都是走着进去，抬着出来的。他说得很平静，我在一旁听了却忍不住要掉泪。他说过：“我不会怠慢生命，贻误时间，做到不怠世，不怨世，不恋世，平静平常于每一天。”我知道，这是他的生死观。但真正面对死神在叩门的时候，他居然还能这样平静，真的让我惊讶。我在想如果换成是我自己，我能这样吗？
焦急等候住院的那几天，我一直在复华的家里，陪他说说话，尽量找些轻松快乐的话题，想分散他的注意力。我们聊起了童年的一些往事，让他想起了很多，他本来就是一个爱怀旧的人。他的记忆力很好，说起父亲曾经挂在墙上的那幅郎世宁画的工笔画，在困难时期被父亲卖到了典当行；说起了我们家住过的北京前门外的粤东会馆大院里，我家原来是主人的厨房，刚搬进时，灶台还在，拆灶台的时候，发现了几根金灿灿的东西，父亲以为挖出来了金条，其实那是黄铜，是主人家为了吉利特意埋在那里的。说完，我们都忍不住笑了。我对他说，这事我怎么不知道？他又说起另一件往事，那是我刚上初一的时候，他读小学三年级，有一天放学后，他突然跑回家对我说一起去花市电影院看电影，他说电影票都买好了，让我快点儿跟他走。我们俩跑出翟家口胡同，快到电影院的时候，我才想起来问电影是什么名字，他说是《白山》，我还跟他说只听说有《白痴》，没听说过《白山》呀！他马上说怎么没有呀？然后抬起脚举手扇了我一个耳光，说“就是这个白扇呀！”为他小孩子的这一恶作剧成功，扭头一溜烟地跑远了。
第二天，我写了一首《和复华忆童年往事怀旧》的诗，抄好拿给他看：“秋阳暖照满屋明，同忆儿时几许情。灶下挖金铜且土，院中扑枣紫还青。谁读书老孔夫子，独挂墙寒郎世宁。最忆那年看电影，白山一记耳光清。”谁知道，这是他看到的我写给他的最后一首诗。
快乐的往事，阻挡不住死神快速的脚步。那一天半夜，我梦见一只老虎在我家的门前，我开门时，看见它浑身是伤，还被连中三枪。我在眼泪中惊醒，再也睡不着。尽管我并不迷信，但这个梦还是一连几日让我惊魂不定。毕竟复华是属虎的呀。一周以后，复华在医院里离我而去。
我知道，他去了他最想去的地方——柴达木。
2014年8月27日于美国印第安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