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的江苏人喜欢四川话？|诗坛轶事

有研究者说，辞赋在汉武帝时期达到疯狂流行的状态，与汉朝创立者刘邦的身份证有很大关系。

刘邦身份证上写的是江苏人，他从小听是吴楚之音长大，连他砍了一条大蛇后唱的诗都是江南风格的：

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随便唱了一嗓子，还给整进了文学史。

其实从后来凝固下来的地图看，他离齐地也不是很远。

公元前200多年，西汉的刘邦不是奔着西安的肉夹馍和裤带面去的，那里有一种象征，是王朝的擂台所在。

刘邦前的一千多年，西周就用“镐京”的名字在附近做了很长一段首都，再加上横空出世的老秦家在此地经营多年，大搞基础设施投资，到了赵高先生主观唯心主义的马鹿时代，这里远比刘邦老家江苏丰县可日子好过多了。

有研究者还原，很可能在秦汉的时候，东部山东的某些地块还与大陆隔海相望，或者说至少到处是大泽汪洋，与水草丰美、半农耕半游牧的陕西一带比，咸阳那才叫一个天上人间。

而且，黄河下半身在那阶段就像因为思春而失眠了一样，就像见了窈窕淑女一样，时不时转转反侧，搞得大家经常找不到自己家的田地在哪儿。

鉴于咸阳被项羽人为放火给烧了，刘邦和他的后代就在距离咸阳二十多公里的地方建了长安，离秦始皇帝的坟不太远。

文学史家说，汉朝南方人当了皇帝，崇尚楚声，于是脱胎于楚辞的一种单口相声在上流社会流行开来，它就是赋。在以前，要想把一篇文字用诗经方式或楚辞方式弄个清楚，得具备良好的嗓音条件，还得配置一个乐队，还得对天界各路神灵有崇高感和一定的知识水平。

因为那些是用来唱的。

到了赋的时代，貌似单纯卖嘴皮子就可以了，就像现在，写诗的可以不会读诗，甚至结结巴巴也没关系，因为借助于纸张或者屏幕，读诗的人自己可以还原一种节奏，就算原作者没那些个意思，有操守和经验的读诗人也能意会出惊掉原作者下巴的深奥之意。

这常常让原作者不由得渐渐崇拜起自己来。

本篇标题说了方言的问题，我们有证据证明汉代的老刘家虽说把吴楚之音奉为“国语”、“国乐”，却好像偏偏又喜欢“锤子”、“格老子”、“雄起”这类四川方言。

不然，为什么汉代赋的两员大将司马相如和杨雄都是四川人呢？

要知道，那时候的赋不是刻在竹板子上，雇几个民工背进去给皇帝锻炼身体码柴火堆的，那是要当面朗读的，还要声情并茂，才能收摄皇帝之心，进而在文章中夹带点自己的私货。

所以说，皇家刘氏一定熟谙四川话，甚至迷恋那种节奏。

更过分的是，据说司马相如还是个结巴，就这样，他还是历史上泡妞的本事很强的一位，这就更令人迷惑不解了。

比如司马相如的《上林赋》的这句：

左苍梧，右西极；

丹水更其南，紫渊径其北。

这用结巴的节奏怎么读？莫非能读出说唱摇滚的效果？这令2000年后的人很是好奇。

而且，而且，传说司马相如还有糖尿病，就是消渴症。后来的文人含沙射影嘲笑他是因为好色于卓文君而得此病，这好像也是我们历史上首次记载糖尿病病例。

这是个不太好的传说，影响了后人对糖尿病与男女之间关系的判断。如果真是那样，西门庆应该死于糖尿病，而不是那个病。

不过，“不歌而颂谓之赋”，可以想象当时的作家有多难，不仅要有莫言的写作天才，还要有郭德纲的相声口才。

没有证据证明杨雄也结巴，他看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子虚赋》写得好，立马动了模仿的念头，写出《羽猎赋》、《甘泉赋》等，其中《羽猎赋》僻字较少，弄两句在这儿：

外则正南极海，邪界虞渊，鸿蒙沆茫，揭以崇山。

营合围会，然后先置乎白杨之南，昆明灵沼之东。

这是一个在汉字使用上无比奢侈的时代，能扯多远扯多远，能夸多大夸多大，用来借鉴写工作总结，是一个不错的文体。也就这些人，没字造字，胡乱改字，拟音入字，搞出了八万多个字，最后不得不让后人费力气地减肥。

当然，辞赋对汉字的使用上，创造性地发现了形式美的新天地。假如屈原读到了杨雄，定会懊悔自己过多地使用了自然界和神界的琳琅香薰物质，而没有把神游万象的想象力应用于眼见为实的皇帝面前来。

汉赋与蜀国的音律关系、汉赋与结巴的心理暗示关系，都有待于真正在大学和研究所的专家学者们去定论或否定，这里只图逗大家一笑。

至于司马相如的恋爱史，才更是我感兴趣的八卦内容，将在另一篇里专门扒一扒。

时至今日，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无论如何，没有八卦素材的文人不能算一个好文人。

因为，他缺少娱乐性。

而且，文学史是编写的人把它弄成道学面孔的，好像那些事儿发生的同时就有一系列美好的准则，其实现场可能真不是那个样子。

套一句现成的话：面对文学史和作家，你想得有点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