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凤凰古城遇见毛彥文

我在凤凰古城见到了毛彥文。毛彥文面无表情，准确地说，是没有我所想象的那种表情。我原本觉得她应该留着那个时代时髦的卷发，最起码也会梳着清汤挂面的“五四式”刘海，一脸嬉戏快乐。但她却是满头秀发一丝不苟，在脑后盘起一个发髻，虽然庄重大方，毕竟显得老气横秋。发髻是脑袋上的“三寸金莲”，带着一股老时代的气息，过去只有结了婚的女人才会盘发髻，它是“罗敷有夫”的一枚徽章，所以你一定不会看到一个未婚女子在脑后勺盘一个发髻。毛彥文戴着这枚醒目的“徽章”，双唇紧闭，嘴角一目了然地流露出一种破釜沉舟的神情。

挂在“熊希龄故居”墙上毛彥文的这幅大照片，让人对她与著名学者吴宓之间的爱情纠葛豁然开朗。从这幅照片里，你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别人的添油加醋；什么是她内心的杂陈五味，什么是后来者的强作解人。

见到“熊希龄故居”的牌子时，我才骤然想起凤凰古城是这位民国第一任民选总理的老家。旅游的乐趣，就是你经常在不经意间，遇到似曾相识的物事，它们曾经是你在书里读到、或者听别人说到过的。就像在海滩上捡到以前只见过图片的贝壳。熊希龄就是这样一枚贝壳，人们都知道凤凰是沈从文、黄永玉的家乡，知道熊希龄的人要少得多，更少人知道他就是民国奇女子毛彥文的夫君。

说毛彥文是“奇女子”，并不为过。当得起这个名号，一要漂亮，二要聪明。毛彥文“二美”兼备，她的相貌非常端庄。一个女人长得端庄，就会显得大气。但相信如果只是漂亮，也入不了吴宓的法眼。所以举凡现实版的“才子佳人剧”，男的派定的角色固然是才子，女的却并不只是佳人，她自己也得有才才行。毛彥文正是因为自己有才，“才才”相遇，惺惺相惜，才遭遇了如此纠结的爱情。

“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确，没有才，傻头傻脑，顶多学些织毛衣、纳鞋子的女红，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像一只花瓶摆在家里，日子优哉游哉，成为人们眼里的积德享福之人；相反有了才，自然就变得眼高心野，不是像《红楼梦》里的林妹妹，动不动望月伤心，对花溅泪；就是像晴雯任性刚烈，不服烧埋。毛彥文生于富绅之家，长在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自然而然“首当其冲”成了知识女性。她进女子学校、逃婚、留洋、担任女权联盟领袖、做职业女性，走过的正是一条典型的“五四青年”——更准确地说——一个被新时代唤醒的“五四有才女青年”之路。

不过，即使有才，毛彥文的爱情原本也不会如此“波澜起伏”，她逃婚后可以与青梅竹马的表哥，像所有童话的结尾那样“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不幸的是，她自己一心追求“自由”，表哥的追求却多了两个字：科学。按照传统观念，表亲结婚，亲上加亲；表哥喝了洋墨水回来后，知道近亲结婚对后代不好，拒绝了她(另有一说是表哥移情别恋)。表哥的同桌好友吴宓这时候出现在她面前，她与之纠缠多年、终生挥之不去的爱情大幕从此拉开。

奇妙的爱情往往缘于一见钟情，但吴宓对毛彥文却是“未见钟情”，在这之前已经从同桌好友朗读的情书中，心仪于这个才女。一见之下，更是魂为之摄、魄为之落。为了追求毛彥文，他不惜与发妻离婚，还写诗铭志：

吴宓苦爱毛彦文，

三洲人士共惊闻；

离婚不畏圣贤讥，

金钱名誉何足云。

吴宓追求毛彥文，使出的是“障眼造势大法”，逢人说项，大肆张扬，他把自己写的这类诗送到报上发表，拿到课堂上去念。他的好朋友金岳霖看不过眼，劝他说我们不懂你的诗好不好，但涉及毛彦文，这是私事，不应该拿到报纸宣传。他打比方说，我们天天早晨上厕所，可我们并不为此宣传。吴宓像好斗的公鸡一下子炸起羽毛，他拍桌大骂：“我的爱情不是上厕所！”

因为毛彥文迟迟没有与吴宓结婚的事实，吴宓这种“搞风搞雨”的做法，弄得全世界人民都把他当成了一个情圣，认为毛彥文不近人情。但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对于其他所有人来说，都不过是濠上观鱼，不知鱼之乐或鱼之不乐。吴宓看上去“锲而不舍”，但似乎并没有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心坚如铁；而毛彥文也并非一直无动于衷。他们之间的爱情，远比人们所认定的“剃头挑子一头热”要微妙和复杂得多。

（吴宓先生）

毛彥文是“新女性”，崇尚自由，但不管怎样，对于女性都有一条真理颠扑不破：喜欢和享受被爱的感觉。因此，当接到在巴黎做学术交流的吴宓发来的“最后通谍”，勒令其放弃学业到欧洲完婚，否则各自分手，这封旁人看了也甚觉不爽的电报，却把个性倔强的毛彦文召唤到了巴黎。但满心以为终于有了归宿的她，却遇到了人生最大的“无厘头”：吴先生并不想结婚，改为随时可悔约的订婚。毛彦文哭求：“你总该为我想想，我一个30多岁的老姑娘，如何是好。难道我们出发点即是错误？”吴宓自己的日记也记有他与毛彥文在巴黎闹的这场别扭：“是晚彦虽哭泣，毫不足以动我心，徒使宓对彦憎厌，而更悔此前知人不明，用情失地耳！”

一个怀疑“出发点即是错误”；一个声称“憎厌”对方，后悔自己“此前知人不明，用情失地”。虽然疑神疑鬼是爱情的本质，但这件事，打个粗俗的比方，说明吴宓与毛彥文，并非一方一直是那张热脸，另一方一直是那个冷屁股。吴宓“搞风搞雨”的追求，说明他是个性格不稳定、骤冷骤热之人。观念保守，作风浪漫，苦追不成时，他的心如玻璃般易碎；眼看尘埃落定，毛彥文真的与之谈婚论嫁，估计是对毛彥文的个性有疑虑，他又担心日后两人生活不和谐，首鼠两端，犹豫彷徨。用他自己的说法是：“人时常受时空限制，心情改变，未有自主，无可如何。”

傻人办事对榫少，才子为人“黐线”多。吴宓对爱情颇有追求“止于至善”臻境的作风。谁也没有想到，让他如痴如狂、并向全世界宣扬的毛彥文，居然还不是他理想的爱人，他竟然“这山望着那山高”，艳羡当时被炒得沸沸扬扬的鲁迅、许广平的“师生恋”，他称赞许广平“乃一能干而细心之女子，善窥鲁迅之喜怒哀乐”，为自己没有这样的红颜知己发出“呜呼”之叹，自怨自艾比鲁迅不知好多少，去哪里找一个像许广平那样的女子呢？（“宓之实际更胜过鲁迅多多，乃一生曾无美满之遇合，安得女子为许广平哉？念此悲伤。”）

从巴黎回国后，吴宓还是那副不咸不淡的样子，其间他还南下向一位姓卢的女士求爱，打算求爱不成再与毛彥文讨论是否结婚。他大约觉得毛是他牵在手里的风筝，依旧热衷于自己多角恋爱的寻寻觅觅。毛彥文心里却已是“蜡烛燃炬寸寸灰”，37岁的她在熊希龄的迂回进攻下，嫁给了熊希龄。这个被爱情折磨得苦哈哈的女人，像一剂“十全大补丹”，不仅成为这个著名慈善家的贤内助，还让这个比自己父亲年龄还大的老人唤醒了青春，熊希龄为她剃掉了胡子，扔掉了手杖。

这场马拉松爱情，双方像是努力拉着一根橡皮筋，毛彥文突然松手，把吴宓弹得痛不欲生。这个多才多情的才子觉得自己成了弃儿。他一厢情愿地认为毛彥文是在赌气，同时自责是负情郎。在毛彥文结婚后，他一直念念不忘，在失去所爱的懊恼和自我谴责中不能自拔。熊希龄病故后，他再度重演了刚开始时对毛彥文苦苦纠缠的悲情剧，不停地给她写信，那些信写得情真意切，力透纸背，感人肺腑，洋溢着一个才子用之不竭的才华。但这些信都如泥牛入海，有的被原封不动地退回。直到毛彦文漂洋过海他还多方打听其行踪，最后变成一个待罪之身的瞽叟，怀着对她的绵绵思念离开这个世界。有意思的是，在吴宓辞世20多年后，长寿的毛彥文百年遐龄之际，有人到台北拜访她，告诉她大陆出版了《吴宓日记》，里面有很多表达吴宓先生对她爱慕之情的内容，毛彦文面无表情，冷冷回答：“好无聊。他是单方面的，是书呆子。”

人人都说有才好，只是悲催受不了。对于吴宓来说是这样，对毛彥文又何尝不是呢。正是因为自己有才，她才会为才所惑，怜才惜才，对吴宓的感情拖泥带水，分分合合，欲断还连。明知吴先生是个多情公子，心无定性，像鹞子一样忽上忽下，自己却不能快刀斩乱麻。但即使爱情让她遭受如此“深哀巨痛”，她仍然爱才之心不减，她最后嫁的熊希龄也是著名才子，十五岁就考上了秀才，一路举人、进士到钦点翰林，少年时代便闻名遐迩，被誉为“湖南神童”。

托翁谓：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福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其实爱情也差不多，庸常的爱情都是一样的，不寻常的爱情各有各的奇妙。也许爱情本身无所谓对错，只是因人而异发生的缘分。人们未必记得毛彥文作为社会活动家的身份，也未必了解吴宓学贯中西的满腹经纶，却记得他们纠缠得令人扼腕的爱情。

想起一句话：万物有情皆可爱，不怕旁人笑我痴。如果没有这样一场遇合，他们还是今日人们所记住的，为之黯然、怅然而怆然的吴宓和毛彥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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