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通往“吃肉”的道路上
我找医生按摩，医生一边按摩，一边和我东拉西扯，不知不觉说到了吃肉。我说好在现在大家不喜欢吃肉了，不然二三十元一斤猪肉、五六十元一斤牛肉，吃肉真是个问题。医生说他还是很喜欢吃肉，有一次吃酒席，一个人就干掉了一大碗扣肉，“起码有一斤多”。我想起当记者时认识的一个官员，有一次曾经当着我的面，一连吃了六块扣肉，几乎是一口一块，我眼珠子也差点掉下来，他跟在场的人开玩笑：让你们见识一下“初级阶段”怎样吃肉的。
那位官员大概像纪晓岚那样具有“异秉”。纪晓岚也喜欢吃肉，年逾八旬的他，每天不吃米饭，就一碗肉，而且是肥肉，什么“三高”在他眼里都是鬼扯。但说到“初步阶段”的吃肉者，他显然没有“代表性”，有代表性的应该是那些想吃肉而吃不上的人。
吃肉是衡量社会发展阶段的一把尺子。医生说起他一个朋友，两年前承包种了几百亩甘蔗，请了20名越南人来收砍，砍一吨甘蔗只要80元，比请本地人工钱少三分之一，但有一个要求：每日两餐，每人每餐一斤肉。20个人像20头饿狼，估计猪要是看到他们吃肉的样子，也会吓得逃之夭夭。他们夜里睡在甘蔗地里搭的棚子，每天吃过肉，就像皮球打足了气，砍起甘蔗风卷残云。砍完蔗也不耽误，立马结账走人，到另外的地方再找肉吃。从打工仔“嗜肉”的角度，越南的经济大概跟20多年前的中国差不多。
说起打工，医生讲了个故事：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他的两个堂弟和村里人一起去广东东莞，在郊区一个红砖厂打工。背井离乡，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出去能吃上肉。红砖厂的活很重，他们每天光着肩膊，只穿一条短裤，像一群瘦骨嶙峋的牛，取土、运送、搅拌成浆、做坯、切割、烧制出窑，像牛一样干活，也像牛一样喝水，却很少拉尿，水全变成了汗。皮肤像烧过的砖一样黑里透红，在太阳下闪闪发亮。
医生说，他的两个堂弟辛苦做了一年，快过年时老板说给大家放两天假进城玩，等他把账算好，回来就发工资，老板还给了每个人零花钱。老板担心大家乱花钱，每月不发薪，说是到年底一起结算，发了钱大家回家，不仅能吃肉，还能建新房娶媳妇。大家都觉得老板是个好人，平时管吃管住，三天两头有肉吃，跟老家相比，简直跟天堂一样。想到年底一下子带几千上万元回家，每个人能买像门扇一样大块的猪肉回家，大家觉得老板简直比爹娘的心思还细。
他们欢天喜地进城，耍了两天，回到砖厂时发现老板像土行孙一样，不见了踪影。砖厂是老板跟当地人承包的，找出租人，对方把他们大骂了一通，说欠的租金还没交清。一伙人蔫头蔫脑找到派出所，像一群蛤蟆在门口蹲了半天，仗着人多，大着胆子闯进去。手头却什么凭据也没有，被训了一通赶出来：回家等着吧，找到人就通知你们。
两兄弟，加上同村子另外五个人，回到砖厂，你看我我看你，想哭哭不出来。新房、媳妇飞了，肉也吃不到了。年关将至，家总是要回的，民警不是也叫回家等着吗？但身上每人只有一元几角零钱，凑起来一个人的车票都不够。睡了一宿，几个人把几件衣服卷成一团，踢踢踏踏上了路。临走时，他们想点把火将工棚烧了，忍了忍终于没敢，最后捡砖头砸破了盛水的大水缸。
从东莞到广西河池，有近路，但他们不敢走。七个人，基本没读过书，唯一认得的字是厕所的“男”和“女”。说到厕所，他们进城玩时，因为找不到厕所尿泡都胀爆了。他们不知道厕所的“芳名”就叫“卫生间”或“洗手间”，东莞台商多，“卫生间”写成“衞生間”，三个字有两个繁体，至于写“盥洗室”的更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如果在老家的乡镇，他们凭鼻子就能找到厕所在哪里，但在城里这一招失灵了。
因为不识字，怕迷路，他们就沿着铁路走，铁路也有分叉，有人知道有一条路：先从东莞到广州，从广州到湖南衡阳，从衡阳到桂林，再从桂林回河池。为了保险，他们决定这样绕弯走。铁路像一架放平的看不到头的天梯，伸向他们看不见的家乡。走得累了，脚抬起来放下去，不像是自己的，踩不到枕木上，像中弹一样趔趔趄趄，跌跌撞撞，走路真正成了“扯蛋”。
好在都没带什么东西，最多背一只包，只有几件衣件。白天走路，夜里睡在桥底或铁路的涵洞里。实在走不动了，就坐在铁轨上，像几只黑老鹰停在树枝上。他们很想变成老鹰，能抓老鼠吃。一路上什么都吃过，路边田里的红薯、芋头、花生、豆角、黄豆、冬瓜、南瓜、黄瓜……不能叫偷，活命的事能叫偷吗？反正入嘴的都能充饥，红薯、黄瓜可以生吃，芋头、豆角捡柴棍烧熟了吃。难受的是没有肉吃。有一天在铁轨上看到一头小猪，几个人眼睛都红了，从四面慢慢靠拢，想把它围住，“二师兄”比“大师兄”还精明，吱溜一下就从包围圈里冲了出来，眼睁睁地看着它冲下道坡消失在松林中。
其实比起没有肉吃，更难受是没有烟抽。在砖厂干活时，老板不发薪水，但烟尽管抽。休息的时候，点一根烟，深深地吸进去，像电流一样窜遍四肢百骸，再徐徐地吐出来，感觉自己变成一只大鸟，胳肢下长出翅膀，冉冉飞上了天。他们喜欢出城玩，除了能看花花绿绿的招牌和来来往往的人，最欢喜是能捡回一堆烟头。他们一文不名，但对“骆驼”、“万宝路”、“555”、“健”等名牌滚瓜烂熟。现在走在铁路上，眼睛像篦子一样，却没有“篦”到一个烟头。
他们就这样走呀走，白天黑夜，黑夜白天，一尺尺地量着铁轨。每次脚板下微微震动，知道又有一列火车要来了；趴下身子，把耳朵贴在铁轨上，能听得更清楚。尽管火车一趟一趟擦身而过，但不知道开到哪里，他们不敢扒车。每次火车过后，他们就掏出家伙对着驶去的火车“放水”。
整整42天之后，他们终于从东莞回到了老家南丹——就是很多年以前，闹过很大单的“透水事件”那个地方。还得感谢他们的老板，在砖厂因为每天与泥巴打交道，给每人发了两双胶底解放鞋，一双穿着，一双换洗。幸亏有了这两双鞋，回到家时鞋底几乎都磨掉了。因为是冬天，日头不毒，也没怎么下雨，谢天谢地，七个人连感冒也没得过。
他们走了至少1300公里。每个人回到家时，腰带都紧了三个眼，人又瘦又黑，头发又长又乱，像猴子闯进家里。山民本来就瘦，瘦上加瘦，把家人吓坏了，以为是乞丐闯进门。春节早就过了，家里当晚弄了一盘白水煮猪肉，犒劳受了委屈终于回到了家的两个儿子。两兄弟捧着碗，眼泪扑簌簌流了下来。
感觉医生讲的这个故事，可以拍成电影。他们是第一代的农民工，他们为了能吃肉,背井离乡。中国人离渴望吃上肉的日子并不太远，连领导人也不止一次说起在那个基本没肉吃的年代，插队时的自己“经常是几个月吃不到一块肉”。现在人们每天都能吃肉，甚至很多人已经不想、不敢吃肉了，但这些曾经跋涉在“吃肉”道路上的农村青年的眼泪，似乎不应该被忘得一干二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