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的“清明上河图”——推荐一本书
因为喜欢读书，经常有人问我书应该怎么读，读什么样的书好。这样的问题其实是没有答案的，就跟问饭应该怎么吃，吃什么样的饭好一样。我只能说我怎么读书，喜欢读什么样的书。
我坚持每月至少读一本书，一年不少于12本，这样就超过韩国的人均数，能为中国人争光。我一直很在意为国争光的事，虽然没有太多直接的机会。年轻时因为自己练习写小说，我喜欢读小说和作家传记，读得一会儿沮丧万分，觉得自己写不出那样的好小说；一会儿心雄万丈，觉得我比他们强多了。现在读历史和非虚构作品。历史书不说了，每个人都因为自己的历史观，选择读关于不同朝代的历史书籍。读非虚构作品，是因为我觉得生活中虚假的东西太多，不太喜欢读的文字还假模假式。另外是它能产生共鸣，当然这指的是那些好的非虚构作品。
我一直认为读书是读者与作者进行“审美”博弈，好书用生动的故事，有趣的语言和深刻的思想将读者征服。与那种“打到你服”的霸王硬上弓不同，读者被作者征服是一个十分愉悦的过程。不同的读者有各自的审美观，它其实就是你的“软肋”。现在好书不多，一种原因在读者身上，他们缺乏审美观，焚琴煮鹤、佛头着粪的事屡有发生，快餐文化更是像破坏味觉一样破坏了人们的审美观。另一种原因在作者身上，大量迎合读者的粗制滥造，拉低了人们的审美水平。
最近看了一本非虚构作品《寻路中国》，一个美国人写的。我查了一下，这个原名彼德·海斯勒、中文名叫“何伟”的美国人很火，我居然不知道。当然并不是很火的作者我都得知道，但像何伟这样火的作者我不知道，让我觉得很郁闷，觉得自己成了文化的局外人，用网络语言来说，觉得自己的逼格一下子被拉低了。
这本书是2011年出品的。这么多年了，让才读到的我还这么喜欢，说明它的确写得好，不是那种看过就扔的东西。当然这可能跟我当过记者有关，他书里的内容正是我当记者那些年深刻地体会到的。何伟本人就是记者，很有名的美国杂志《纽约客》驻中国的记者。这本刊登非虚构作品、小说和评论的杂志有一种独特的气质。我念大学时就知道它的书评非常有分量，一本书如果被它推介，就会身登龙门。
何伟的这本书，副题叫《从乡村到工厂的自驾之旅》。记述他自己开车在中国东奔西跑的经历，不过他也并不总是在路上，有时在一个地方一住几个月甚至数年，深度介入使他有了细致观察中国的机会。外国人看中国都很有意思。像写长征的索尔兹伯里，还有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获得改革友谊奖章的罗伯特·库恩，更早的是《红星照耀中国》的埃德加·斯诺。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我们所熟习的生活社会场景和变化，在他们“另眼相看”的文化视角中，显得特别有意思。
书里有非常多有趣的描写。何伟形容中国人拦车，掌心朝下，像在拍打着一条看不见的狗；他无法理解河北、山西一些葬礼上人们笑容灿烂、载歌载舞的场面；还有把公路当作晒场，他曾经急踩刹车问道：“我开过去没有问题吧？”路边的农民却急不可耐地冲他大声喊道：“开，开，开！”他听见小米、高粱、小麦在车轮下噼啪爆开。
作者照片
他还写到中国人开车特别喜欢超车，山坡、弯道、隧道……他们都要超车，如果被别人超了车，他们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反超那辆车，就好像比赛一样。他学会分辨各种喇叭声的含义，尽管“它跟汉语一样复杂”，“一下短促的'毕’声，用以引起注意；连续两声'毕—毕’表示愤怒；如果是一阵特别悠长的'毕——’声，表示遇到了交通拥堵塞，驾驶员巴不得路上所有的人和车统统消失。如果是'毕————’的回应，说明大家都动弹不得。另有一种略带口吃的'—毕—……—毕—’声，代表驾驶员除了痛苦就再无别的感觉。”
他还生动地记述自己尽管下午要开车，仍被大家执着地劝酒，在美国只需说一声“我要开车”就够了，但在中国，这样的话语“开辟了一条进行逻辑大讨论的途径”。劝酒的说辞包括“反正已经斟上了”，“你可以慢慢开”，“如果碰上警察，他们看到老外开车，已经够惊讶了，不会抓你的”，“你学会开车20年，经验这么丰富，当然可以喝一点。”
何伟记录的这些，对他来说自然是因为新奇。他显然理解到这些“不一样”背后的文化因素。比如他在车行租车，规定租的时候油量多少，回来时要留有同样多的油。他建议车行租出去时加满，要求还车时也加满就行了，“美国的租车就是这样的”。对方却干脆地告诉他，在我们这里行不通，“那样做，车辆还回来时，根本没油。”他终于明白，这个问题讨论起来远不是看上去那么简单。
何伟还在驾校观摩过教练带学徒的过程。学员们依次坐上驾驶座，练习一至五档的换挡动作，车子没有发动，他们使用离合器，扳动变速杆，他想起自己在家里要是这样摆弄汽车，业余机械师的父亲一定会生气。他问教练这样对车子不是很不好么，教练的回答却是：“没事。”他还发现学员多数时间在练习单边桥驾驶，原因是因为“它很难”，却不管他们可能一辈子都用不上。
作者长住过的三岔村
何伟的书里极少抒情，这也是美国作家非虚构作品的一个特点，有效地避免了可能让人反感的矫揉造作。字里行间，看得出他对所目击和体验的一切都充满兴趣，喜欢中国人内心和生活日益丰富、日益开放的变化。他详细记述了他的房东“竞选”党支部书记的心理和各种活动；记录了一个15岁的女孩充满狡黠的不屈不挠的求职，他写得绘声绘色，对话和场景使读者仿佛成了目击者。他笔下田野里新开辟的公路，叼着烟卷、谋划项目的土著老板——也就是我们常常嘲讽的“农民企业家”，田野里蹭蹭长出来的厂房和搬进厂房的机器，建筑工地推土机、手提钻、钻孔机的喧闹，生产线“嘭——哧、喀嚓、嗖嗖的轰鸣，描绘了一幅“建设事物的速度，似乎比画出事物的速度还要快”的年代，“大水漫灌”般的工业化场景。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也许恰恰是一个“外人”，何伟才会有这样的体会。我们对这类场景见得太多了，我们看到村里左邻右舍洗脚离田，农村迅速空壳；看到春节期间的摩托车返乡的大军；看到流水线的打工仔打工妹，看到大量的留守儿童和农民工学校，却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国家壮烈的转型。何伟从一丛丛浪花中，看到了一条河流的涌动和奔流。
他描写了自己驱车在330国道，每经过稍微大一点的地方，都停下来问路边的人这里生产什么东西。他们通常用一句话、有时候连话也不说，就回答了他的问题。在武义县，有个人直接伸手从口袋里摸出一大摞扑克牌，那个地方产一百万副扑克，占到了中国国内市场的一半，义乌生产的塑料饮管占了全世界产量的四分之一，一个叫作“永康”的地方，生产的各类衡器占中国的百分之九十五；菘厦年产雨伞三亿五千万把。分水专门制笔，上官专门生产乒乓球拍。大唐的袜子产量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全世界一半的领带则产自一个叫作嵊州的地方。
他写自己穿过充斥着路牌广告的温州地界：
“十五年前，这地方还是一片农田……村与村之间古老的界线已经看不见了。你只能根据道路两旁的广告来判断村子与村子的过渡。首先，我经过一条路段，所有的广告牌跟铰链有关。随后，我看到了电源插座和适配器广告。没过多久，取而代之的是塑料开关。再随后，出现了日光灯管。不管走到哪里，我总能看到一排排的仓库和厂房，但道路还保持着乡村道路的规格……在一个叫龙湾的地方，我进入了水龙头生产区域——那儿坐落着近七百家工厂，专做水龙头。接下来是是汽车轮轴，然后映入眼帘的是金属冲压机。
“进入瑞安区，瑞安有一千二百零八家工厂，专门生产汽车发动机配件、刹车和转向系统。道路两旁的商店里，全是汽车零件：一个橱窗里摆放着几十件方向盘，隔壁的商店里堆放着一摞摞刹车片。过去一个街区，店铺里全是汽车引掣的点火装置。……广告牌上出现了更多的汽车零部件：轮毂罩、踏板、火花塞，雨刷器和挡风玻璃、座椅和方向盘，轮胎、轮胎、轮胎。“
当年温州乡镇企业盛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