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译重拾｜现实政治：生命进程论与世代继替论的观察(1994年)
上世纪翻译出版的文章，虽然时隔久远，读来仍有新意，可见经典著作之魅力所在。社会科学的概念（话语）体系有其约定俗成的规律，无法随意更改，正是取决于受众的广度（世界范围）、理解的深度（历史纵深），及其对研究对象剖析的犀利程度。”旧译重拾“或许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唤醒迷茫者。
[美］R·G·布朗加特; M·M·布朗加特; 孙嘉明 译; 李国海 校《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4年第7期 ISSN: 1009－3923
几个世纪以来，对政治行为的解释一直引起西方学者的极大兴趣，其中，历时最久的一种理论解释则是基于年龄作为参照系的一种观点。西方学者沃尔（wohl）曾这样说过：“人们生活中最可靠的交往群体，是由年龄和阅历所界定的群体”。年龄是人类群体最基本的社会范畴之一，也是所有社会在分配角色，授予荣誉和权力时所要考虑的最根本的因素。然而，年龄并不是一个单一概念，它常常与生命周期（青年、中年和老年）或世代继替（承袭世系遗传而形成的具体的年龄群体）直接关联。那些出生在相同的历史时代的人，有着大致相似的生命周期的发展和生活经验。年龄相继的人群不断地进入社会，一直是人类历史的一个永久性的特征。然而，每一个年龄层次的人都是在某一特定的历史和政治背景下进入这个现实社会的，正是这种社会历史背景为政治稳定和变革提供了重要的动力。
古代希腊哲人早已意识到年龄对理解人类行为和政治事务的重要性。对于古希腊人来说，人的一生划分为不同的时期，每一时期都有着不同的特征和兴趣。他们早已注意到，青年人办事往往过火，需要年长者经常的指导。于是，不同年齡的人群之间的关系往往很难协调一致。而这一情况具有重要的社会和政治后果。柏拉图认为，世代冲突是社会变迁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而亚里士多德更强调政治革命不仅仅是由于富人和穷人之间的斗争，也是因为 “父亲们” 和 “孩子们” 之间的冲突。在古代文艺作品中，世系血统往往被认为是稳定和维系家庭的重要手段，是价值观代代相传的重要因素。然而，在中世纪对人类发展和基于年龄的行为的了解是相当薄弱的。对孩童与青少年几乎不加区分：年轻人则被视如成人，只是仅比成人小一号而已。甚至还认为胎儿也不是自己生长发育的：他是预先形成的; 就是在精子里他也是一个完完整整的小人。他植入子宫中经过九个多月降生，那仅仅是在形状上长大了一些而已。中世纪的艺术家所塑造的孩童犹如微型成人：拉丁文字中直到18世纪，孩童（Peer）和青春（adolecens）还常常用来互換。然而，由于工业化使得儿童和成人的身份差别得以体现，长久以来在人生发育和世代定位之间的纠葛获得了解脱。歌德（Goethe）的研究发现，每个人的基本的世界观是由青年时期的经验所规定的，同一代人中的一些人由于相互理解而终生联系在一起，这使他们与其他人有所区别。到了19世纪，这一讨论更具科学的和理论的形式。对代问题的研究逐渐形成了生命进程论和世代继替论两种基本的观点：实证论者强调生命进程发展的重要性，主张生命中的年龄上的差别好比是人的社会经历中的决定性的因素; 社会变迁和历史发展稳稳地扎根于生命周期之中。浪漫主义历史学派中的一些人认为：生物学上的年龄差异对于理解社会稳定和变革并不象文化和历史因素那样重要，文化和历史因素构成一代人的智力，将他们联系在一起，并同上一代和下一代区分开来。世代继替现象以及世代的界定应该是基于历史发展和社会变迁的。这两种稍有不同的分析方法，都是基于年龄和社会政治变化两者之间关系，显然年龄是二种观点的基本构成成份。然而，它提供了更为现实的分析角度，实证论者的许多假设是用生命进程论的方法去研究政治的; 而浪漫历史学派的观点则是用世代继替的方法去理解政治的。
用生命进程论的方法和世代继替论的方法来解释政治行为并不相互排斥，在有关政治问题的讨论和研究中，经常会有所侧重。两种方法都是用年龄群体作为基本分析框架，所突出的问题焦点在于人们的政治观点的保持和改变与生命进程是否有关? 以及社会成员中为什么会形成政治代? 为了更好地描述和理解年齡、时代和政治之间的关系，我们把两种方法结合在一起来研究政治现象，分析年龄和政治之间的关系。
有关生命进程论和世代维替论的政治研究尚无形成规范的研究领域，但是在经验研究和理论讨论中，把年龄和政治作为二组相关变量来加以研究……我们已经做了好多年……并且在各类专门学者诸如社会学、生理学、人类学、精神病学、历史学和政治学者的共同努力之中（特别是在寿命发展心理学，老年学和年龄分层理论方面）形成共识。就一般意义上，年龄的重要性对于理解人类的行为和社会的结构，已经给予了愈益明晰的理论关注，这些理论和经验的观点适用于广泛的人类行为，在此文中主要关注于政治行为。当然，年龄仅仅是理解政治现象的众多方法中的一种，也不是占主要地位的一种方法。然而，在许多社会中对于政治行为的某些传统的解释，诸如，社会阶级，政党，个性等，愈来愈失去了它们往日的光彩而变得陈旧起来; 与此同时，年龄则在理解政治现象中日益显得重要。特别是对理解发展中国家青年大众的日益增长对政治的影响以及发达国家老年人口急剧膨胀对政治的左右，看来愈来愈体现了它的价值。
也许以往“年龄”这一概念在相关的政治领域中，没有引起更大的直接关注，其中一个原因在于有关这一主题的评论散见于大量的作品中，并且需要综合成为某种框架。涉及年龄和政治二者关系的理论上的命题和研究，来自某些是直接的也包括各种层次的分析和相关的题目，因此有必要汇总有关年龄和政治的各种观点和发现，构画生命进程论和世代继替论政治的理论框架，用不同类型的经验研究成果来重新考察有关此类课题的基本成果，以及评价在这一领域研究中的主要方法论。有关这一主题的讨论尚未穷尽，并将进一步深人。
一、生命进程论政治
用生命进程论方法来解释政治行为，其基本根据是用生命周期理论来解释人的行为。生命进程论方法的解释是，随着人的年龄的逐渐增长，他们经历了在生理，认知，情绪，需要等方面的某种质的变化。这些生物心理学意义上的变化是一生都在发生的，并且被认为是相继的、不可逆转的、多半是普遍的。逐渐成熟过程是相同年龄水准上的个人朝着某一成长模式的方向发展。由于生命的每一阶段都有自己的倾向、需要和兴趣，所以各年龄群体之间的联系不可能是非常和谐的，于是便形成了代的冲突。虽然生命进程论倾向于强调生命过程中的生物心理学意义上的成长和各种变化因素，但社会要素对生命周期如何走向衰微还是起作用的。
某些政治研究的不同模型反映了生命进程论的一些假设。其焦点集中在人类行为的相关年龄模型，它曾促使一些研究人员去发现人们在生命的不同阶段中政治意识和政治行为方面的某些特征。不少政治研究人员通过对某些年龄群体的不同政治倾向的研究得出结论：生命进程论所强调的是人们在不同年龄阶段存在着不同的需要、危机和倾向。生命进程论也论证了不同年龄阶段上的人们在成长和兴趣模型上的某些变化，但是个体在政治倾向上是发生变化还是相对保持稳定则引起众多争议。有关这些研究正在揭示出在每一个年龄阶段的某种特定的政治理念和政治行为的模型，反映生命进程中的各类年龄群体之间的显著不同和变化。
二、儿童期的政治
生命进程论研究的重要贡献是提供了关于与年龄有关的政治行为模型的更多的知识。一些最令人感兴趣的研究是关于儿童时期的政治意识的发展，这一研究主要是基于皮亚杰关于儿童的认知发展和生理发展的材料。例如，对儿童期和青春期的考察表明：a. 儿童对政治的概念和理解能力显然有很多限制，因为这种能力要到认识发展上的特殊阶段才能具备; b. 儿童只有在向青春期过渡的阶段才有可能慢慢意识到和了解到政治世界的外部状况。具体地说，儿童在3-6岁时才有一些政治意识以及关于政治象征符号，诸如总统、国旗、国家等的感受，直到儿童后期才能理解某些诸如政府、法律等政治概念。甚至在这一阶段政治意识还只是具体的单纯的，只有到了青春期中、后期，人们的政治意识才变得强烈起来，政治观点也更为复杂了。研究还表明，人们的政治意识的性质是受到各种因素影响而发生变化的，诸如不同的认知结构、家庭背景、性别和种族，以及社会阶级地位等; 而政治倾向的形成则受到家庭、朋友圈、学校以及传媒等社会化要索的影响。
三、青年期的政治
从政治的观察角度来看青年时期是特别有意思的。因为它是人生中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逐步形成的重要时期。青年时期认知结构的变化，显然决定了青年人较强的政治意识和对时政的批评能力。于是，当青年人一旦进入这个年龄，他们各种政治态度以及个性特征也就逐渐体现出来了。此外，青年时期正是要求独立，形成自我意识，寻求信任，体察自我和社会的关系的时期，这些尚未定型的特点往往使青年人对年长者、社会以及政治提出批评，从而被某些学者解释为青年人具有某种冲突、暴动和革命的“潜在危险”。
在有关青年研究的各种成果中，我们发现许多研究假设支持或验证了生命进程论的观点，例如，60年代到80年代大规模的全国性的和跨国性的青年研究调查表明，青年人（年龄在15-24岁之间）具有批评社会和时政的倾向，特別是对中年人所处理的那些社会问题。这些研究同时也报导了青年人在政治认识上倾向于中间或中间偏左的立场。在不同年龄群体的比较研究中，青年人显然比老年人更主张政治上的自由。尽管这些调查没有显示青年人作为一个群体，对政治特別感兴趣或政治上特別活跃，但还是有少数人深深地卷入政治，有些人在政治领域留下深远的影响。一项对以往历史上300年以来的64位革命领袖的考察报告显示，他们中的最突出的共同特点是他们的年龄，其中35%是在20岁以前投身革命活动的; 84%是在35岁以前。在整个历史上正是年轻人为社会和政治革命提供了基本骨干。自从1830年以来，在急剧变革的政治动乱和社会运动时期唱主角的一直是青年人。
四，中年期的政治
对于中年期的政治行为模型特征的界定，以往并没有给予多少关注。有关不同年龄的政治态度和行为的调査很少是直接针对中年群体的。最初采用中年组进行有关政治态度研究。仅仅是作为与青年组和老年组相对照而进行比较的。然而，仔细考察这些研究表明，中年人所具有的特点是“始终如一”，在全部年龄群体中是最少"反差”的，他们比青年人慎重，又不象老年人那样保守，他们更愿意投身重大的政治选举和参与中，解释这些现象的理由是中年人优越的权力地位和他们在社会和政治中强有力的厚实的根基。
从个案研究或生物心理学角度来考察中年群体，已经证实许多分析都是基于生命进程来解释的，中年危机对政治领导人的影响已经作为说明政治家的某些生物心理学现象的主题。中年期的关于年龄的各种危机，导致他们在政治上的策略和个人行为上的主要变化。尽管这些个案研究非常有吸引力，但是如何把这些模型用于政治领导群体，仍然是一个问题。
五、老年期的政治
对老年学兴趣的增长已经表明，有关老年人的政治态度和行为特征的研究已经受到关注。不同年龄群体在政治上的差异的综合性研究逐渐发现，老年人比青年人和中年人更为保守，尽管有一种解释认为，生物心理学意义上年龄的老化能促使他们在政治上倾向保守。然而，这种生命进程论的解释尚未被广泛接受，一些研究已经报导了中年之后的政治选举热情下降的倾向，然而其他一些研究则发现老年人的选举热情同样较高，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除了有关老年人的政治调查之外，已经在进行的一个政治领导人的随机案例研究，试图检验老年化和疾病过程对政治行为和决策的影响。老年化的研究表明：年龄和生理学与心理学上的衰弱之间存在着许多变量，某些老年人可能心理上衰弱程度较显著因而消极处世，而另一些老年人几乎很少衰弱因而积极看待周围世界，表现出活跃的姿态。老年政治领导的生物心理学研究支持了这一结论。
虽然所有这些研究表明，在理解政治现象和政治行为中，年龄和生命周期发展是重要的，但仍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一个问题是，政治态度和行为上的年龄群体差异是否能理所当然地被看作是生命周期发展的结果。老年人比青年人更保守是否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生理和心理上发生退化? 抑或在年轻时已经形成的政治态度并未有太多的变化，只是在急剧变革的社会中显得保守? 另一个问题是，生命周期论的假设表明需要界定行为者的常规模型，又能找出不同个体在时间跨度上变化的轨迹。群体研究试图界定基于年龄群体特征的常规政治行为模型。但是正如丹内费尔（Dannefer）（1984年）指出的，这样的研究往往认为那些与模型不一致的人就是偏离常规的人。另一方面，虽然心理传记学研究提供了个人政治行为在时间跨度上变化的信息，但是缺乏跨越生命进程的有关政治行为者的大量的纵式研究则是令人遗憾的。
在一般意义上对生命周期的调査、和在具体领域中对生命进程政治的研究的主要批评，存在着一种倾向，即二者在研究的设计和分析上，忽视了许多社会因素和历史背景，强调并且揭示生命进程发展的本质，突出了个人生物心理学意义上的过程对政治态度和行为的影响。例如，60年代学生示威反对越南战争，从生命进程论的观点来看，被认为主要是由于青年人的精力过盛和难以制约的冲动本质，但是这样的解释忽略了越南战争本身的政治和历史事件的背景。
（摘译自R·G·布朗加特和M·M·布朗加特著《生命进程与世代政治》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