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寅|再论王渔洋与清初宋诗风之消长（下）

三．宋诗风之高扬

王渔洋任扬州推官五年间，不仅取得骄人的创作成绩，还利用自己的家世背景和政治地位，积极结交江南遗民诗人，赢得这一群体的赞誉，隐然树立起新一代诗坛领袖的形象[35]。入京后在他身边聚集起一批年轻的郎署诗人，形成名噪一时的金台文士群体。据曹禾《海粟集序》回忆：

往予与纶霞、蛟门、实庵同官禁庭，以诗文相砥砺。是时渔洋先生在郎署，相率从游是正，时闻绪论，益知诗道之难。予辈时时讲说，深痛俗学之肤且袭，而推论宋之作者如庐陵、眉山、放翁、石湖辈，皆卓然自立，成一家言，盖以扩曲士之见闻，使归其过于倡导之渔洋先生？夫有祧有祢，则有学有不学，是乃世人之学耳，岂论诗者溯流穷源之意哉？[36]

我原先曾根据渔洋康熙十一年(1672)丁母忧，至十五年五月方补户部四川司郎中，推论曹禾等人闻其绪论是在康熙十五、十六年间。后经陈伟文考证，符合诸人同在京师，而汪懋麟、曹禾、曹贞吉（字实庵）、田雯（字纶霞）“同官禁庭”、“渔洋先生在郎署”条件的，只有康熙九年十一月至十一年七月间[37]。这就使《渔洋诗话自序》“当其燕市逢人，征途揖客，争相提倡，远近翕然宗之”一段文字得到合理的解释，落实为渔洋入京任职、赴任清江榷署及按试四川的往来历程。再联系《鬲津草堂集序》的说法来看：

三十年前，予初出交当世名辈，见夫称诗者无一不为乐府，乐府必汉《铙歌》，非是者弗屑也；无一人不为古、《选》，古、《选》必《十九首》、《公燕》，非是者弗屑也。予窃惑之，是何能为汉魏者之多也。歴六朝而唐宋，千有余岁，以诗名其家者甚众，岂其才尽不今若耶？是必不然。故尝着论，以为唐有诗，不必建安、黄初也；元和以后有诗，不必神龙、开元也；北宋有诗，不必李杜高岑也。二十年来，海内贤知之流，矫枉过正，或乃欲祖宋祧唐，至于汉魏乐府、古、《选》之遗音，荡然无存者。江河日下，滔滔不返，有识者惧焉。[38]

此序作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39]，三十年前正是康熙四年(1665)离扬州推官任赴京时，所谓“初出交当世名辈”应即指入京与诸名士交往。这时王渔洋不仅着论提倡北宋诗，而且创作中也显露出学宋的新异倾向。康熙六年(1667)末，汪琬有《口号五首》之作，其四写道：“渔洋新诗与众殊，粗乱都好如名姝。”王渔洋自已也提到康熙六、七间，与汪琬、刘体仁、董文骥、程可则等在京师相倡和。“余诗句或偶涉新异，诸公亦效之”[40]。张健认为所谓“与众殊”的“新异”，应指其取法宋诗，为诸公所仿效[41]，现在看来是合理的推断。从海宁名士亦即查慎行岳父陆嘉淑的《与王阮亭》一诗也可知道，王渔洋的诗歌趣味及批评已产生很大的影响：

风雅歴绵祀，遗芳一何繁。无论汉唐彦，变化难具言。扬波挹其澜，岂必卑宋元。鲜妍杨诚斋，沉至虞道园。吾家老放翁，笔力差澜翻。盛明起诸子，才力洵绝伦。欲使百家废，坐令群论喧。不闻杜少陵，崛强妄自尊。阴何与庾鲍，时时见推论。蜩螗沸排击，大雅弥荒屯。矫矫王仪部，沉博破其藩。网罗八代遗，英华列便蕃。朗然发光耀，如映朝日暾。[42]

此诗约作于康熙六年，看得出陆嘉淑也持肯定宋元诗、主张兼采并蓄的态度，并在王渔洋这里找到了知音。他用“沉博破其藩”，“网罗八代遗”称颂王渔洋破除明七子狭隘观念、扩大诗歌史视野的功劳，应该是针对王渔洋《论诗绝句》而言，这说明《论诗绝句》为宋元诗翻案已广为诗坛所知，产生很大的反响。王渔洋对陆嘉淑的称赞无疑也是很高兴的，康熙八年刻《渔洋诗集》时曾属嘉淑作序，后来不知什么原因竟未刻入集中[43]。

就在前文提到的王渔洋与田雯、汪懋麟、曹贞吉、曹禾等鼓吹宋诗，京师诗坛宋诗热持续升温之际，吴之振、吕留良、吴自牧同编的《宋诗钞》于康熙十年(1671)刊成。此书的问世，直接推动了宋诗风尚的流行，这学界已有论述[44]。需要指出的是，倡导一种新诗风并让诗坛接受、追趋，绝不是仅靠口号和主张就能实现的。新的艺术主张，只有辅以相应的成功实践才有说服力。明代公安派的“性灵”说就是一个绝好的例子。正像朱彝尊说的，“嘉靖七子之派，徐文长欲以李长吉体变之，不能也；汤义仍欲以尤、萧、范、陆体变之，亦不能也；王百谷、王承父、屠长卿虽迭有违言，然寡不敌众。自袁伯修出，服习香山、眉山之结撰，首以白、苏名斋，既道其源，中郎、小修继之，益扬其波，由是公安流派盛行”[45]。也就是说，公安派的流行不是因为提出了新异的“性灵”主张，而主要是袁氏三杰的创作展现了一种新的风貌，证明他们的艺术观是有价值的，而且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王渔洋倡导宋诗风也不例外。如果说康熙六、七年间他创作中的新异作风为侪辈仿效还只是探索的初步成功，那么康熙十一年(1672)典四川乡试所作的三百五十多首蜀道诗，就成为当时宗宋风气中引人瞩目的成果。尽管王渔洋本人年底丁母忧归里，但《蜀道集》的影响留在了京师。叶方蔼读后为题长句，并寓书渔洋，称蜀道新诗“毋论大篇短章，每首具有二十分力量。所谓狮子搏象，皆用全力也”。门人盛符升则说：“先生蜀道诸诗，高古雄放，观者惊叹，比于韩、苏海外诸篇。”[46]从当时诗坛的反应来看，《蜀道集》的问世确实树立了一个学宋的成功实践和典范之作，给诗坛带来不小的惊喜，也更刺激了人们学宋的兴趣和信心。于是就在渔洋归里守制的康熙十二至十四年间，京师的宋诗风潮达到了顶峰。后来宋荦《漫堂说诗》回顾这段经历，说：“康熙壬子、癸丑（康熙十一、十二年）间屡入长安，与海内名宿尊酒细论，又阑入宋人畛域。所谓旗东亦东，旗西亦西，犹之乎学王李、学三唐也。”[47]而对宋诗的批评也从这时开始显得郑重和严肃起来，申涵光《青箱堂诗集序》希望王崇简“起而正之”，正是在这个时候[48]。

随着龚鼎孳于康熙十二年（1673）九月下世，开国以来一直由贰臣诗人主持朝中坛坫的局面终于结束[49]。康熙十四年闰五月王渔洋服阕入京，适时地填补了诗坛的权力真空，而宋诗风就在他的引领下继续发展，主要作家无非是他周围的“金台十子”辈[50]，《居易录》卷五所载康熙丙辰、丁巳(十五、十六年)间宋荦、王又旦等“皆来谈艺，予为定《十子诗》刻之”， 就是回忆当时的情形。曹禾《海粟集序》不满于当世将学宋的流弊归过于王渔洋，自然是为老师开脱，但这不是恰好说明王渔洋在煽动宋诗风气中发挥的重要影响么？

四．王渔洋的转向

毛奇龄《唐七律选序》曾提到，“前此入史馆时，值长安词客高谈宋诗之际”[51]。毛奇龄入史馆是康熙十八年应博学宏词中式后，可以想见，应博学宏词试的一大批文士入京，其中包括孙枝蔚、汪琬这样的宋诗派名家，必定大壮宋诗的声威，而使唐诗派感受到更大的冲击。安致远序李渭清《渔村文集》，盛称渭清康熙十八年（1679）应鸿博入翰林后能不随时风转移，说：

其时之主坛坫者，方且倡为诡异可喜之论，以窜易天下之耳目。曰：诗何必唐？苏、范、虞而已。文何必八家？震泽、毗陵而已。而浅识薄殖之夫，承响窃影，恣意无范，以纤巧为新奇，以空疏为古淡，诗文一道至于嵬琐卑弱而不可读。[52]

考虑到序的写作正值王渔洋名望最盛之时，且彼此都是山东人，这里的“主坛坫者”不应该指王渔洋。但当时宋诗风正为强势话语却是无可怀疑的，我们从诗歌批评对宋诗风气的强烈反应，不难感受到宋诗潮流的汹涌[53]。这是彼时谁也无法回避的话题。康熙十七年(1678)，王嗣槐入京应博学宏词试，寓宰相冯溥第，与毛奇龄论诗，以为“近诗较有明为盛，察其意旨，似有以去汉魏六朝，薄初盛诸唐人不足学，其隽才者标置宋元，爱其尖新浅滑，而下劣诗魔，蝉吟蛙噪，聒人欲死。诗道浸坏，障颓澜而砥柱之，非居高负盛名、有大气力人不可”[54]。本来，学唐学宋只是个师法途径和艺术风格的问题，就性情所近，酌而取之即可。但在当时特定的语境下，这一问题因与时代的艺术理想相联系，就变得不那么一般了。

首先，我们知道康熙皇帝的诗歌趣味是独宗唐诗的。张玉书《御定全唐诗录后序》说：“皇上天纵圣明，研精经史，凡有评论，皆阐千古所未发。万机余暇，着为歌诗，无不包蕴二仪，弥纶治道，确然示中外臣民以中和之极，而犹以诗必宗唐。”[55]圣祖甚至在宫廷应制唱和中也明确表达了对宋诗的拒斥。毛奇龄《西河诗话》卷七载：

初盛唐多殿阁诗，在中晚亦未尝无有，此正高文典册也。近学宋诗者率以为板重而却之。予入馆后，上特御试保和殿，严加甄别。时同馆钱编修以宋诗体十二韵抑置乙卷，则已显有效矣。[56]

此事发生在毛奇龄入《明史》馆后，当不会早于康熙十八年。既然皇帝介入了诗歌批评，钦定尊唐祧宋之旨，那么唐宋诗之辨就不是个简单的文人趣味问题了。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来自君主的权力话语，影响是决不会只局限于宫廷文学内部的，它必然会通过近臣间接地传播到文坛。康熙十九年(1680)施闰章为冯溥撰《佳山堂诗序》，提到：“尝窃论诗文之道，与治乱终始，先生则喟叹曰：'宋诗自有其工，采之可以综正变焉。近乃欲祖宋元而祧前，古风渐以不竞，非盛世清明广大之音也。愿与子共振之。’夫孔子删诗而雅颂得所，延陵听乐而兴衰是征。诗也者，持也。由是言之，谓先生以诗持世可也。”[57]冯溥不只是说说而已，他确实在某些场合传达了这一精神。毛奇龄《西河诗话》卷五又有这样的记载：

益都师相尝率同馆官集万柳堂，大言宋诗之弊。谓开国全盛，自有气象，顿骛此佻凉鄙弇之习，无论诗格有升降，即国运盛杀于此系之，不可不饬也。因庄诵皇上《元旦》并《远望西山积雪》二诗以示法。（中略）时侍讲施闰章、春坊徐干学、检讨陈维崧辈皆俯首听命，且曰：近来风气日正，渐鲜时弊。”

圣祖《远望西山积雪》诗作于康熙十九年冬[58]，而陈维崧卒于康熙二十一年五月初七日，同年八月冯溥致仕归益都，则此事必在康熙二十一年五月之前。很可能就是当年三月三日的上巳修禊。据王嗣槐《万柳堂修禊诗序》，当日集者三十二人，多为著名文士，王嗣槐之外还有徐乾学、施闰章、徐秉义、严绳孙、尤侗、毛奇龄、陈维崧、潘耒、徐嘉炎、龙燮、陆葇、沈珩、黄与坚、方象瑛、曹禾、袁佑、李澄中、汪楫、林麟焻、汪霦、赵执信、高咏、吴任臣、倪灿、周清原、徐釚、汪懋麟、王无忝、冯慈彻、冯协一[59]。在施闰章等人看来，当时风气已明显有所变化，宋诗的势头得到了遏制。这对我们是个很有用的讯息。

通过清初人的一些诗文，我逐渐感觉到，冯溥的万柳堂是康熙前期京师一个影响极大的沙龙。冯溥以宰相之尊而雅好文艺，许多著名文人都出入他的门下，除上面出现的施、徐、尤、毛、陈、方、赵诸位外，还有著名古文家陈玉璂、储方庆、画家兼诗人法若真等。毛奇龄的记载表明，君主的趣味及官方文艺政策的动向就从这里发布出去，由京师的文人圈子波及整个文坛。冯溥对宋诗风的批评是相当严厉的，他不是从风格上批评宋诗，而是从美学品格上指斥宋诗的“佻凉鄙弇之习”与开国的全盛气象不相称，这就不是关于诗格高低而是关乎国运盛衰的问题了。康熙十七年(1678)以后，圣祖以武功定而兴文治，经博学宏词试后，朝野更是普遍有一种盛世重现的感觉。于是不仅密迩宸旨的朝贵不满意宋诗风，就是下层文吏也觉得宋诗的风味有点不合时宜。李念慈《寄孙豹人江右书》写道：

夫宋诗岂无佳者，然风气日下，视唐则厚薄二字较然自别。以率谓真，以尖为新。譬如屋有浅廊曲槛，自厅事转入见之，心目顿异，然即以充客座，迓章甫之宾，则不宜；海错入口，风味非不可尚，而享宗庙者则必取牺牲羊豕。可知宋诗但可偶一为之，不可借口广大，久而不觉，不自知而全变为宋也。弟尝思之，大端诗须先意。即以宋人新意，而必求以深厚出之，原自有深厚者在。今云此岂不好，即便成之，直是乐苟简、省工力便宜法耳，何谓广大？本朝诗风韵颇盛，迩渐衰薄，所赖主持风雅者力挽之。今不惟不力挽回，反自便而文以佳名，使后学借口曰某先生亦如此作，吾知坏后学者自此人始，恐足下无以自解也。[60]

李念慈将孙枝蔚视为宋诗风的始作佣者，当然不会是毫无根据的。但以溉堂一介布衣，游食四方以糊口，对诗坛又能有多大的影响力呢？真正有影响力的应该是廊庙权臣以及皇帝眷顾的新贵名流，尤其是“谈艺家群奉月旦”的王渔洋[61]。正像方象瑛序梁清标诗所强调的，“若夫名卿巨公，其人既系天下之重轻，其诗亦遂移易天下之风气”[62]。既然出入万柳堂的经历能让方象瑛深刻体会到公卿权贵左右文坛风气的能量有多大，那么远比他早达的王渔洋又岂能不懂得这一点？要知道王渔洋同样是万柳堂门下客啊，他所以能得到圣祖的宠异，多半缘于冯溥的抬举[63]。康熙十九年(1680)冯溥刻《佳山堂集》时，王渔洋以乡后辈与梁清标、李天馥、高珩、毛奇龄、曹禾等同为撰序[64]，自称“济南门下士”，要说他不了解冯溥的想法，那是决无可能的。

置身于权力的漩涡中，只要不想过早地结束自己的仕途，就没有人会抵触权力话语。博学宏词试后，尽管康熙摆出“锐意向用文学之士”(《渔洋山人自撰年谱》卷下)的姿态，但博学宏词中式的名士后来境遇并不顺利[65]。在这种形势下，朝堂君臣对宋诗风的激烈抨击，就是王渔洋不得不慎重对待的事了。四年前他蒙圣祖嘉许“诗文兼优”，破例由部曹授翰林院侍读学士，一时有风雅正宗之目[66]。他闻知冯溥的议论，还能掉以轻心吗？我想他决不至于要等到冯溥在万柳堂大言宋诗之弊，才望风转舵，或许入翰林伊始就要顾忌各方对宋诗风的批评了吧？现知对宋诗风的指斥，早在康熙十一年(1672)就已出现[67]，“祧唐祖宋”的名声什么时候落到他头上[68]，现在还不清楚，但他入翰林后对此似已有所警觉。有个耐人玩味的细节，也许能说明一些问题。康熙十八年(1679)春，来京应博学宏词试的孙枝蔚欲刻《溉堂前集》，请李天馥、陈维崧撰序，渔洋评其诗[69]。而渔洋评这卷“出入杜韩苏陆诸家”的诗作[70]，或称古诗得汉人之神髓，或称有张王之笔调，有李白、李贺、韩愈意态，或称其近体风格近杜甫，近《才调集》，独少提到溉堂心追口摹的宋代诗人。仅卷三评《题扇上俞雪朗所画江南山水图奉酬王正子送予之屯留长句》曰“此等诗直与子美、子瞻颉颃上下矣”，卷七评《记梦》曰“似放翁蜀中之作”，评《偶行市上遂步至北门外遍观诸家园林》曰“五六放翁”，卷九评《食荠二首》风致似放翁四例而已。康熙二十年（1681）冬，门人曹禾撰《渔洋续集》序，已站出来反驳诗坛对渔洋学宋的批评，说：“俗学不知拟议，安知变化？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如越人之髢、瞽者之鉴，非唯无用，从而仇之。纷纷籍籍，诋曰学宋。不知先生之学非一代之学，先生之诗非一代之诗，其学何所不贯，其诗亦何所不有，彼蚍蜉之撼大树，亦笑其不自量而已。”[71]而渔洋本人翌年撰《黄湄诗选序》，也对唐宋门户的分立表示不满：“予习见近人言诗，辄好立门户，某者为唐，某者为宋，李、杜、苏、黄，强分畛域。”[72]是年七月与徐乾学、陈廷敬、王又旦、汪懋麟在城南祝氏园亭聚会，他接受徐乾学的建议，由《五七言古诗选》发端，以一系列选本表明自己的态度，毫不含糊地肯定了唐诗的正宗地位。及《唐贤三昧集》、《十种唐诗选》问世，“南北词坛尊宿见之者，动色相告，曰：诗学宗旨，其在斯乎！”[73]至此王渔洋彻底摆脱了宋诗风的阴影，俨然已成为唐诗正宗的守护者。而他的论诗旨趣，也通过自序引述《沧浪诗话》“盛唐诸人唯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一段得到阐明。因此我一直认为《唐贤三昧集》标志着神韵论诗学的确立。至于神韵论所指向的美学趣味，那就是《鬲津草堂诗集序》所发明的：

昔司空表圣作《诗品》凡二十四，有谓冲澹者，曰遇之匪深，即之愈稀；有谓自然者，曰俯拾即是，不取诸邻；有谓清奇者，曰神出古异，澹不可收：是三者品之最上。

由此他完成了对唐诗美学理想的塑造，尽管这种理想的偏颇，在当时就已为友人所察觉，但它与宋诗异趣则是显而易见的，而且也的确起到了“力挽尊宋祧唐之习”的作用[74]。朱彝尊《张趾肇诗序》说：“众方拾苏、黄、杨、陆之余唾而去其菁华，或见以为工。趾肇仍循唐人之风格，毋乃龃龉而难入乎？虽然，学宋、元诗于今日，无异琴瑟之专一，或为听者厌弃。文之高下，吾自得之。吾言之工，安知不有赏音其人者？李习之有言，'人之穷达所遇各有时’，何独至于贤丈夫而反无其时哉？趾肇行乎。今户部尚书泽州陈先生、左都御史新城王先生，其诗未尝不操唐音，试以质之，当必有所遇矣。”[75]渔洋官左都御史在康熙三十七年(1698)七月至三十八年十一月间，朱彝尊序应作于这个期间。虽言下还有所保留，但已将王渔洋视为唐音的中坚，而渔洋诗风和神韵说至此也愈益凸显其独特性。康熙四十三年(1704)门人吴陈琰序《蚕尾续集》，径称渔洋诗“能兼总众有，不名一家，而撮其大凡，则要在神韵”；又发挥师说，倡言神韵就是司空图所谓“味外味”，学诗须“得古人之神韵”，总之是要读渔洋诗者“先求先生之神韵，而会意于色声香味之外，庶几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可与参诗家最上乘也”[76]。此时王渔洋俨然已是一种新诗风、一种新美学的典范，与宋诗毫无瓜葛了。

王渔洋倡导的宋诗风气，持续数十年，跨越大半个康熙朝，对有清一代的诗歌创作影响深远，其意义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首先是拓宽了诗歌的传统，将更丰富的诗歌艺术经验包容进来。在公安派重申宋诗的价值后，明末云间派曾对宋诗极力加以排斥。宋征舆《既庭诗稿序》称：“诗贵雅而宋喭，诗贵远而宋肤。诗有时而广，而宋则荒；诗有时而俭，而宋则陋；诗有时而怨，而宋则怼；诗有时而文，而宋则缋。君子之于诗，非贱宋也，贱其与诗反也。”[77]这种判断因先设诗的标准，然后以此为去取，就局限了诗的趣味及格调，这种狭隘的态度是不利于诗歌发展的。王渔洋倡导学宋诗，在丰富诗人们的艺术经验的同时，也使人们对宋诗的理解因唐诗派的尖锐批评而加深，愈益认识到宋诗的艺术精神。正由于吸收了宋诗的精华，清代诗歌的艺术手段更为丰富，最终发展出以宋诗精神为骨干的清诗自己的艺术特征，如内容的纪实性，题材的日常生活化，深于人情世故，长于议论、咏物，艺术表现的写实倾向，以及渊博、典雅而有书卷气的诗歌语言等等，这些特征无不得益于宋诗的哺育和滋养。从康熙后期到乾隆前期，随着宋诗风的消歇，除了查慎行、钱载等少数名家外，学宋诗者日渐稀少。彭蕴章曾说：“余久处京华，得交四方英俊，所见诗集以至零篇多矣。其未脱时趋者，则或工温李，或耽元白，间有一二杰出之才，沉着者追少陵，豪放者师太白，唯昌黎、山谷二家无人蹑迹。”[78]直到乾隆后期姚鼐讲宋学，宗宋诗，并大力推崇黄庭坚，宋诗风才又高涨起来。曾国藩祖姚鼐之说，与江湜等俱以宋诗为宗，古体法昌黎，近体师山谷，遂开晚清“同光体”的宋诗风气[79]。从后设的历史视角去看，王渔洋提倡宋诗尤其是黄庭坚一路的硬宋诗，正为清代后期的宋诗风埋下了伏笔。

　　

注释：

[35]关于王渔洋的这段经历，详蒋寅《王渔洋与江南遗民诗人群》，《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五期。

[36]顾复渊《海粟集》卷首，雍正八年刊本。

[37]陈伟文《论清初宋诗风的兴起历程》，《中国诗学》第12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

[38]王士禛《蚕尾集》卷七，康熙刊本。

[39]此序收入国家图书馆藏《王渔洋乙亥文稿》稿本，知作于康熙三十四年。

[40]王士禛《古夫于亭杂录》卷六，康熙刊本。

[41]张健《清代诗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67页。

[42]陆嘉淑《与王阮亭》，《辛斋遗稿》卷三，道光间蒋光煦刊本。

[43]陆嘉淑《渔洋续集序》，《渔洋续集》卷首，康熙二十二年刊本。

[44]吴之振等编《宋诗钞》在诗坛产生的反响，详张仲谋《清代文化与浙派诗》，东方出版社1997年，第105-109页。

[45]朱彝尊《静志居诗话》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第464-465页。

[46]王士禛《渔洋山人自撰年谱》卷上惠栋注、《居易录》卷四。

[47]丁福保《清诗话》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420页。

[48]此文的写作年月，参考陈伟文《论清初宋诗风的兴起历程》，《中国诗学》第12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

[49]马大勇《清初庙堂诗歌集群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年）第二章“'朝’、'野’离合：清初诗坛的基本态势”曾指出一点，可参看。

[50]《国朝山左诗钞》卷三十一引张贞《曹公(贞吉)墓志》：“公生而嗜书，以歌诗为性命，始得法于三唐，后乃旁及两宋，泛滥于金元诸家，世之矜言体格而以剽贼涂堲为能事者，公深鄙之。”

[51]毛奇龄《西河合集》序三十，乾隆间萧山毛氏书留草堂刊本。

[52]安致远《玉硙集》卷一，康熙四十一年刊本。又见李渭清《白云村文集》卷首，末署日期为康熙三十八年己卯上元后一日。

[53]详蒋寅《王渔洋与康熙诗坛》第三章“王渔洋与清初宋诗风之消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54]王嗣槐《大观堂诗序》，《桂山堂文选》卷一，《四库未收书辑刊》影印康熙青筠阁刊本，第七辑第27册，第80页。

[55]张玉书《张文贞公集》卷四，乾隆五十七年松荫堂刊本。

[56]毛奇龄《西河诗话》，乾隆间萧山毛氏书留草堂刊本。

[57]施闰章《佳山堂诗序》，《施愚山集》第一册，文集卷七，黄山书社1993年，第133页。

[58]详潘务正《王士祯进入翰林院的诗史意义》，《文学遗产》2008年第二期。

[59]王嗣槐《桂山堂文选》卷一，康熙间清筠阁刊本。

[60]李念慈《谷口山房文集》卷一，康熙刊本。

[61]施闰章《渔洋续集序》，《渔洋续集》卷首，康熙二十二年刊本。

[62]方象瑛《大司农梁先生诗集序》，《健松斋集》卷二，民国十七年方朝佐刊本。

[63]康熙十六年七月初一日，圣祖问今日善诗文者，李霨、冯溥以王士禛及中书舍人陈玉璂对，上颌之。见《渔洋山人自撰年谱》卷下惠注引王渔洋《召对录》。

[64]冯溥《佳山堂集》卷首载渔洋序未署年月，高珩、曹禾序均作于康熙十九年九月，毛奇龄序作于八月，陆葇跋作于十月，渔洋序言冯溥门下诸子编《佳山堂诗成》，令其作序，应为同时所作。

[65]参看竹村则行《康熙十八年博学鸿词科与清朝文学之起步》，《中国文学论集》第九号，九州岛大学中国文学会1990年11月出版。

[66]康熙十六年夏，圣祖召侍读学士张英入，问当今各衙门官中长于诗文者为谁，张英对：“郎中王士禛诗为一时共推，臣等亦皆就正之。”上举王士禛名至再三，又问：“王士禛诗可以传后世否？”张对：“一时之论以为可传。”上又颌之。见《渔洋山人自撰年谱》卷下惠注引王渔洋《召对录》。徐乾学《渔洋续集序》：“言诗者以先生为正宗。”《渔洋续集》卷首，康熙二十二年刊本。

[67]我在《王渔洋与康熙诗坛》第三章“王渔洋与清初宋诗风之消长”举出诗坛对宋诗风的反应，最早见于康熙十一年（1672）十二月沈荃为曾灿《过日集》所撰序言。陈伟文《论清初宋诗风的兴起历程》又补充邓汉仪《诗观初集序》、王庭《二槐草存序》两条资料，也是同年所作。

[68]施闰章《渔洋续集序》：“客或有谓其祧唐而祖宋者，予曰不然。”《渔洋续集》卷首，康熙二十二年刊本。

[69]孙枝蔚《溉堂前集》卷二《七夕复集禅智寺揆硕上人房送别阮亭仪部》诗渔洋评：“情至文至，格古调古，此诗佩之十四年未敢忘也。”诗作于康熙四年渔洋去扬州推官任时，歴十四年为康熙十八年，知评语为诗集付梓前所施。

[70]施闰章《送孙豹人舍人归扬州序》，《溉堂续集》卷首，康熙刊本。

[71]王士禛《渔洋续集》卷首，康熙二十二年刊本。

[72]王士禛《渔洋山人文略》卷二，康熙刊本。

[73]《十种唐诗选》郎廷槐跋，康熙间重刊本。

[74]宋荦《漫堂说诗》“近日王阮亭《十种唐诗选》与《唐贤三昧集》，原本司空表圣、严沧浪绪论所谓'言有尽而意无穷’，'妙在酸咸之外’，以此力挽尊宋祧唐之习，良于风雅有裨。至于杜之海涵地负，韩之鳌掷鲸呿，尚有所未逮。”顾嗣立《寒厅诗话》引此说，许为“持论极当”。

[75]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三九，康熙刊本。

[76]王士禛《蚕尾续集》卷首，康熙刊本。

[77]宋征舆《林屋文稿》卷四，康熙刊本。

[78]彭蕴章《江弢叔诗序》，《归朴龛丛稿》卷六，同治刊本。

[79]此论已见钱仲联《梦苕庵诗话》，齐鲁书社1986年，第85页。

原载《罗宗强先生八十大寿纪念文集》，中华书局2009年6月版

编辑、排版|杨丽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