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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本人写了一篇《新市觉海寺“殿柱雷书”真的是俞樾先生破解的吗？》，文中对于“俞樾破雷书”一事，通过真实史料举证，大胆质疑“俞樾破雷书”，最后得出决论：该“雷书”并非是俞樾所破，而是一千年以前的德清县令孙载所破。“雷书”谁破？此事倒不是最重要，重要的是这里反映出学术态度问题。一个真正做学问的人，尽可能少出现、或者不出现类似“俞樾破雷书”伪证典故的糗事，发生这样的事会让人弄得很尴尬。至少给人的印象是，学问不够认真。写文章的人“玄虚”，只能是自我添加了让人不信任的元素。
“俞樾破雷书”一事，怪就怪在“雷书”发生地——德清，这样本身具有“雷书”荒唐的幽默，居然能够在县内官媒《今日德清》《吴越风》上发表，这就让一次“伪证典故”敷上了自我讽刺的色彩。最为痛心的是，“俞樾破雷书”这样筒明的学问课题，在一个”诗书传家“式文化渊深的德清县内，居然没人提出质疑，”专家”附和，人云亦云，是为大悲。当事实被揭开，让人笑话之后，更有心寒。德清毕竟是名儒辈出的风雅之地，难道连这一非常简明的典故，都无法查考吗？如果是这样，那更无法想象是否有能力考证吴方言的“jia”字了。从难度看，考证吴方言的“jia”字，比考证“俞樾破雷书”一事，难度系数不可相提并论。关于“俞樾破雷书”是一件非常典型的“伪证典故”事件，它既把雷书破解人作了“移花接目”，又是引用文献上的“不明就里”。事实上，雷书破解人不是俞樾，而是一千多年以前的德清县令孙载；引据的文献也不应该是《右台仙馆笔记》，而是俞樾先生的《茶香室丛钞》，这本书的十五卷上有一则《谢仙》，它引载了一千多年以前王得臣所撰的《麈史》中“孙载破雷书”一事。
本人无意责怪百度上到处是“俞樾破雷书”流言横飞现象，但就是无法谅解县内有“学者”身份的人，口无遮拦地以讹传讹。如果没有弄清楚，尽可能不传。也不要在没有立足证据情况下，滥拆泛证，形成新的伪证。无论是错传、或者“伪证”，都会造成极坏的影响，对不起咱们德清骄傲——一代文豪俞樾先生，对不起咱们德清先贤孙载先生，更对不起自己的“学者”标签，长此以往，又怎么混迹圈内，论古道今呢？所以，个人觉得学问之事还得慎行。我从不信邪，每天俯身于文字中，冥冥之中却对每个汉字十分敬畏，也对每一位抱有虔诚之心从事文字工作的人内心尊仰。这方面，我比较赞赏费为民先生在撰文上的认真作风，他一般不附会“空穴来风”，校对仔细，用字考究，特别是那些年号、朝代纪年与公元纪年的换算，都校对务真。我本人的一些撰文字误，就有好多次被费为民先生“火眼金晴”校对出来，内心还是非常感激，在此深表谢意。至于某些字词句的基础规范，费先生也很“较真”，这是难能可贵的事，改一个字，或改一个词，或者定位一个事件的历史年代，在某些人看来可能属于区区小事，但我感觉，这足以让一位有良知的文化人肃然起敬。
想到最近的一次关于吴方言的“jia”字考证的辩论，凭心而论，个人觉得县境内文字训诂学专业人才，是普遍缺乏的。无论从考证方式上，逻辑思维运用上，还是训诂知识深度上都缺乏“专家”情结，方言考证行文勉为其难。包括自己在内，对这样的事，是缺乏能力涉猎其域的。不过，不懂不要紧，关键在学问上把握尺度，尽可能不要出现类似“俞樾破雷书”伪证典故的糗事，方言的考证非常神圣，要充满对文字的敬畏，特别是“方言上墙”更需慎之又慎，不可贻害子孙，不要把自己还没弄清楚的事，莫名奇妙地传给了后代。
本文提出上述情况，不针对任何人，旨在提高撰文述史的谨慎意识。至于在研究历史文化的撰文过程中，不经意发生一些笔误和“引误”（包括我自己也会经常发生一些）也可能在所难免，应抱以谅解。但对史事，包括发生年代和人物事件的真实性，还是本着谨慎原则，多查证，不滥引。本人在此声明，以后有人为我的文章善意指错，只要证之凿凿，我会非常感激他且欣然接受。这次为吴方言“jia”字的讨论中，个人感觉县内文坛的好风裁至，我们暂且不论谁“jia”谁不“jia”，虽然参与人不是很热烈，旁观者居多，“附会”遗风依然盛行，但却开了“民主”文风，大家为此讨论，毕竟是件好事，当为此击掌而喜。
这几天，我去新市觉海寺走了走，看到了寺内的部分古建筑说明，都与古籍出典有很大出入，如若让了解这方面内容的人一看，就觉得这些说明文字，与这么一座历史文化渊深的古寺很不般配，心里不是滋味。想起学者郁震宏先生所说，做学问来不得半点装，需要沉下心来，低下头来。个人以为，这才是我以后要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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