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属性漫谈：当面讲儒，背后用道，但老子不是阴谋家

假如把中国文化比作一个“太极”，那么“身”与“心”——就是这个太极中相互作用的“阴”与“阳”。

“由吾之身，及人之身”，中国人可以克服各自分离的“身”之存在，达成了人与人之间的“感通”。

所以，中国人的文化属性是把“人”分成“身”与“心”的设计的，观念形态就对应承载于道家和儒家。儒家是一种“心学”，道家则是一种“身学”。

中国人认为，大家都是活在人情社会里的，而“心”的表现则更容易具象为“良心”，并由一人之“身”出发，达到另一个人身上，这种“二人”关系即为“仁”。

比如，养儿防老，积谷防饥。这样朴素的价值观一直存在着并深刻影响中国社会。

也因此，儒家也可谓是“仁学”，是中国文化属性的“正统”核心。

中国人自觉的不自觉的将自己纳入“二人”关系中，比如，对于父母的养育，我们要知恩图报；对于上级的提拔，我们要感恩戴德等等。

如果不然的话，不受人情制约的“一人”之心意就是一意孤行，就是自私、利己。

个人认同于对象，甚而认同于一个集体所形而上的对象也无可厚非。但对比西方式的“上帝”而言，我们就比较形而下了。

当然我们也有“天理”，但还是“二人”之仁。孟子说：仁，人心也。

当然，中国的文化在佛学、心学的影响下也出现了“心即理”、“性即理”等命题。

但中国式的“天”仍然是“天地人”这个系统中的一部分。这个设计对个体的要求是“克己复礼为仁”，甚至还要“舍身成仁”。

实际上就是成全对方，成全“二人”关系。

中国人的个体观念真那么弱化吗？也不是，是我们已惯于贬抑自己，这叫“做人”。这也是儒家思想得以贯穿两千余年之久的原因。

事实上，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在倡导“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思想路线。

但是，道家思想是中国文化属性中“身”的那部分，是主张“一人”的。

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又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老子认为“仁义”这个东西实际上是末流，“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

也就是说，这种“二人”关系是不靠谱的，最好能掌握到天地还未作二元分化之前的那个“道”。

在现代意义上，道家为少数个体提供了个人主义的一种表达方式。但这种“个体”表现情形又与西方的不同，那便是从世俗中退隐。因为难以被世俗容存，比如，陕西的数千“终南隐士”。

但是，道家思想在更深层次上，并非个体的超越性和价值体现，尤其是在日常人的生活中往往会表现为活命哲学或乌龟哲学。

这个倾向在很多时候则堕落为一种阴谋术，比如欲擒故纵、以柔克刚、以退为进等等。

中国文化的属性如此，不让“个体”有合法性和精神性，但个体的“心”依然是要发挥作用的，尽管这个“心”很容易被定义为“私心”，那么就只能“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了。

换言之，本来可以很正当的谋取自己权益的行为，在这样的设计下，却变成了各种阴谋阳谋。

在阴阳调和，儒道合用的社会环境下，一方面要“大公无私”，另一方面又存在着不能去定义的“私心”。实际上，我以为这恰是真正的“良心”。

所以，这种文化在日常生活中具体则表现为以下几种形态：

第一，看似处处以对方为重，实际上是让对方欠下“人情债”，以便将来有事也可以求助于人。

第二，学做人，看似“吃一点亏”，实际上是为自己进入群体铺路，因为“个体”的“自我”肯定，须借助别人的表态。

第三，献身集体事业，“以德服人”，特别是想当社群领袖的话，必须处处替别人着想，以完成“自我”希望完成的事业。

第四，学会当个“乖孩子”，逆来顺受，埋没个性以换取社会观众的赞许。

第五，“人情”逻辑替代了理智，比如，明明就是干涉子女的婚姻，还一定要打着“我是为了你好”的旗号。

林林总总，中国文化的这种“二人”去定义个人的属性，往往使是否“做好人”成为衡量一个人的最首要标准，他真正的个人能力倒在其次。

司马光就说过：宁可有德无才，不可有才无德。于是，“大公无私”的姿势，往往就可以取代真才实学，成为进“身”之阶。

张锋 己亥惊蛰写于启东翠彧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