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江南被纳入以“中原”继而“华北”为重心的中国地缘政治视野，并成为中国北方政治不可或缺的战略支撑地带，其首功可归于隋朝开凿的京杭大运河。京杭大运河与巴拿马运河、苏伊士运河的开通一样，是改善中国国内陆缘政治环境的大事。它的开通大致分为三期：第一期即运河的萌芽时期。春秋吴王夫差十年（公元前486）开凿邗沟，从江都（今扬州市）邗口至山阳（今淮安市，淮安末口），以通江淮。至战国时代又先后开凿了大沟（从今河南原阳县北引黄河南下，注入今郑州市以东的圃田泽）和鸿沟，从而把江、淮、河、济四水沟通起来。第二期主要指隋代的运河系统。以东都洛阳为中心，于大业元年（605）开凿通济渠，直接沟通黄河与淮河的交通。并改造邗沟和江南运河。大业三年（607年）又开凿永济渠，北通涿郡。连同公元584年开凿的广通渠，形成多枝形运河系统。到元朝时，元定都大都（今北京），必须开凿运河把粮食从南方运到北方。为此先后开凿了三段河道，把原来以洛阳为中心的隋代横向运河，修筑成以大都为中心，南下直达杭州的纵向大运河，此为第三期。至元三十年（公元1293）元代大运河全线通航，漕船可由杭州直达大都，成为今京杭运河的前身。京杭运河自北而南流经今天的北京、天津和冀、鲁、苏、浙4省，贯通中国五大水系──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和一系列湖泊，全长1794公里。运河从华北平原直达长江三角洲，地形平坦，河湖交织，极大地改善中国南北之间的联系。中国淮河以南地区沃野千里，自古是中国主要粮、棉、油、蚕桑、麻产区。这些地区人口稠密，农业出产率高，生产潜力大。大运河的修通，使中国北方政治有了来自江南的源源不断的物资支援和保障，从而使中央政府的有效控制区域得以大大北移。学者袁刚认为：隋时，已有两大基本经济区，这与秦汉时期只有北方黄河流域得到充分开发不同，南方长江流域已是经济发达区域，是财赋的重要来源。近些年对洛阳含嘉仓城及洛口、回洛城考古发现，所储主要是南方来的租米。南方经济区在全国经济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在全国经济中心经六朝开发逐渐南移后，政治中心由于各种原因还不能随之南移，隋统一后如何把这两个分离两百多年的经济区联系起来，成为一个整体，更具体地说就是如何以南方的经济来支撑北方的政治，是统一王朝面临的历史任务。隋必须把南方的经济重心与北方的政治军事重心联系起来，使南北成为统一的整体。如果说“外族进攻”凝聚起中华民族的人心的话，那么，长江和黄河及围绕它们的治水活动，则强化了中国内陆的政治联系，加强国家统一。著名历史学者黄仁宇也有类似观点：“易于耕种的纤细黄土、能带来丰沛雨量的季候风，和时而润泽大地、时而泛滥成灾的黄河，是影响中国命运的三大因素。它们直接或间接地促使中国要采取中央集权式的、农业形态的官僚体系。”统一的中国，最初是由治水联系在一起，最终也是由治水来完成的。大禹是治水的祖宗，他领导的治水活动并不全是一项社会公益事业，同时它更是一项事关国家统一的政治工程。治水中形成的不仅仅是大禹的威望，更是各部落赋予他的独断权力。当时在浙江召开的一次治水会议上，防风氏因迟到而被大禹杀了。可以说，距今四千余年且时间长达十多年的大禹治水活动，同时也是打通中国内部统一交通联系的活动，因而它不能不是高度政治化的活动。可以说，大禹治水造成了中国内部交通的统一联系，奠定了中国统一版图的雏形，这对未来中国具有极大的政治意义。第二次造成中国内部统一交通联系的，是秦始皇的“车同轨”政策。这项政策造成中国北方的关中与关东东西两域联为一体，这为西汉的强盛奠定了地缘政治前提。由秦到汉，中国从五个方向逐步完成了以关中为中心的贯通全国的交通网络。第一是京师长安向西，经陇西逾河而北，此为“丝绸之路”的开端。第二是为防御匈奴而筑的国防线。一条是从关中向正北直达塞外九原，一条是从蒲津渡河，经平阳、晋阳以通云中。“这两条干线都是秦始皇时期修筑的，'堑山堙谷’笔直地修到北部边境，其工程规模之大与人力财力耗费之多，不亚于修筑同样长的一段长城。”第三是由京师西南向，循褒伴斜栈道，经汉中、广汉以通成都。第五由京师而东，出函关，经洛阳，复循济渎抵定陶，以达临淄。这几条干线将中国内陆联为一体，而东方干线横贯关中和华北平原，更是将当时两个最主要的经济区，联接起来，为后来北方经济政治整合奠定了基础。
中国第三次统一交通联系的举动，与大禹一样，还是从治水入手。这就是隋时京杭大运河的开通，此举可谓开天辟地，将北方政治的触角，大辐伸向南方，中国江南由此也被纳入北方政治的主轨道，并很快成为中国政治的有机组成部分。
必须澄清的是，隋炀帝于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开始的京杭大运河工程的目的，并非仅仅是为了炀帝“喜在东南” 的轻率之举。与此相反，和经历过战乱之苦的秦始皇知道国家统一的重要价值一样，经过长期分裂战乱的杨广也意识到国家统一的战略意义，而开凿大运河则是他从其在当晋王时的军事经验中提出的具有战略眼光的重大举措。开皇元年（公元581年），杨广即后来的隋炀帝被父亲文帝杨坚“立为晋王，拜柱国、并州总管，时年十三” ，负责北御当时已是“亚洲霸主” ，同时也是隋王朝周边安全的最大威胁的突厥南犯。公元582年，突厥两次大举南下犯隋，隋军溃败，突厥进逼长安。但当时只有“杨广统领的并州因早有准备，没有受到多大的损失。”公元583年，突厥再次南犯，隋文帝派晋王及其佐僚杨爽分八道分兵抵抗，大获全胜，此后突厥分裂为东西两部。隋北方安全环境大为缓和，其对突厥的直接打击的政策也转为以分化离间为主的政策。可以说，杨广在这一时期的戍边战功受惠于秦时开辟的“北路干线”和“河东干线”，这也让杨广从其生死存亡的经验中对秦“车同轨”政策的深远意义有了切实的体会。北方问题缓和使得隋文帝将目光迅速移向与国家尚处分裂状态的江南陈朝。公元586年，杨广入朝被任命为雍州牧、内史令，两年后（公元588年），隋于寿春（今安徽寿县）设淮南行台省，晋王杨广被任命为行台尚书令，总领征伐陈朝的军事行动，为国家统一行动的最高统帅。次年（公元589年），平陈成功，时年杨广20岁。这一年，杨广均在江淮前线，这一时期的前线物资调度困难，使他认识到顺畅的交通线对于“兵马未到，粮草先行”意义，并激发他有了“慨然慕秦皇、汉武之事” 、将秦皇车同轨的事业进一步推向江南的使命感。公元605年，炀帝继位，为了克服关中长安离河北、山东“关河悬远，兵不赴急” 的问题，遂决定迁都洛阳，并随之开展以洛阳为中心修建京杭大运河的开凿工作。在利用秦汉以来贯通的东西交通的基础上，再打通长江南北，改善南北调兵运粮的交通条件。后来的事实证明，此举是来自实践经验又返回实践因而是“在隋之民，不胜其害也，在唐之民，不胜其利也” 的先苦后甜的利国利民工程。与中国长城的意义一样，京杭大运河亦是人工改善中国地缘政治条件的杰作。如果说长城是为了抵御北方铁骑而在北方无障碍大平原上人工设置出“四塞之固”，那么，京杭大运河则是为加强中国内陆的物流而铺就的通途。两者的意义不仅相辅相成，而且相得益彰。前者围城设塞以御外，后者修渠通水以均内。大运河可谓是自长城以后又一“大型国防工程” 。正如苏伊士运河的开辟，大大改善东西方世界的联系，并改变了世界地缘政治结构及其运动规律一样，中国京杭大运河的出现，也大大地改善了中国地缘政治结构及其运动规律。隋朝之后，中国国势陡然上升，至使隋前各朝，除汉朝外，其繁荣程度均难以与唐、宋、元、明、清中任何一朝相并列。由汉至唐凡824年，而由唐至清凡1026年，其间中国连续出现唐、宋、元、明、清等繁荣程度远高于西汉的王朝，除了气候总体偏暖的因素外，还不能不说是隋京杭大运河开通后，中央政府可以更加便利地大规模获得南方财源支持的结果。自唐以后，由于大运河开通并为后代持续完善，中国北方政治有了来自富饶的南方提供的滚滚财源，全国出现了“以东南之粮，养西北之兵” 的物流格局，全国物资人力通过大运河得以及时南北调动，这大大降低了因江河阻隔而导致中国区域分裂的机率。炀帝大业三年（607年），再开辟的从洛阳北通涿郡（今北京）的永济渠，此举更加强了中央政府对东北-山海关一线的控制，这对于明之后应对来自东北方向的安全压力，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保障作用。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京杭大运河，及由此开辟的顺畅的南北物流水道，由元至清各朝立都于北京是不可想象的，而比较以前的长安和洛阳而言，建都于北京对于保障中国北方，尤其是东北方向的国家的统一与安全，无疑具有重大的地缘战略意义。虽然隋炀帝以前许多王朝都开凿了运河，隋南北大运许多河段都是循已有故旧水道加以修整，但是，完成纵贯南北的大运河，把全国水网合成完整的水系，隋炀帝是第一人。在隋炀帝之前谁也没有做，也不敢做，甚至连想都不敢想。别人想干不敢干，甚至连想也不敢想，隋炀帝狠狠心，一下子全都付诸实施，确实表现了隋炀帝是一位有为的君主，是具有远见卓识有魄力的地主阶级杰出政治家。这是他与高纬、宇文赟、陈叔宝等亡国昏君的根本区别。他不但不昏庸，而且有才有能，敢作敢为，是当时第一流的政治家。
大运河对中国历史的意义是极其深远和巨大的，它使原来只有东西水路联系的中国，有了南北联系的水路交通保证。与陆路相比，水路是最难设障因而也是最难改变的交通航线。
唐人皮日休作《汴河怀古》，认为炀帝此举堪与大禹治水相媲美，诗曰：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